嘉祐集卷一 几策一首
审势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益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惑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亵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亵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人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与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文集。亦名《嘉祐新集》、《老泉先生集》。宋苏洵撰。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累官秘书省校书郎。是集凡十六卷，附录二卷，有《心术》，《远虑》二篇， 《权书》、《衡论》各十篇。其《审势》、《强弱》、《攻守》、《用间》、《驭将》、《法制》、《心书》、《权书序》等八篇为兵法专论。如《心术》篇强调“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攻守》篇提出攻守有三道：一为正，二为奇，三为伏，认为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等等。其《六国论》，以六国之亡喻宋赂之不当。有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婺州州学刻本，题曰《嘉祐新集》;清康熙间苏州邵仁泓刊本，题曰《老泉先生集》;《四部备要》本，为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