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华帝国
人类文化是一株娇嫩的植物，它只在少数地方开花，那里有好的避风环境、肥沃的土壤、有利的气候以及良好的民族性格，人类文化就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内陆那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极地冰封的荒原上，在热带多雨的丛林中，在草原和沙漠里，在贫瘠的山脉间，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链上，人类无疑拥有自己零星的居住地。然而，总的来说，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如此艰苦，几乎吸引住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除了提供食物和庇护所需的照料和劳动之外，除去与野兽、敌对部落和邪恶势力的战斗，就几乎没有剩下多少精力可以用来思考生命之谜或系统地观察大自然了。
歌与诗在最原始的民族中大量传颂；造型艺术在陶器和纺织品、衣物和武器的装饰中得到发展，雕塑亦是如此。
但是，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字的发明、组织严密的国家的演变、对哲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艺术家和学者作为独立职业的专业化，这些都是在高度文化中成长的一些形式，只有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
在金属时代初期，人类第一次将自己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在铜器时代，我们发现了早期文明的开端，这在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第一批文明的图景很容易理解：它们都发源于肥沃可耕的三角洲和大河流域。在尼罗河的下游弯道处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上，孕育了两种丰富的早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特点都是完全依赖于流域的集约农业。第三种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与我们相遇。
在青铜器时代，东半球第四个获得高度文化的地区位于遥远的东亚，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绿洲，四面被蛮夷的部落所包围。
中国古代文化地域的地理边界十分特殊，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除去南部沿海的河流，中国本土有两大河流区域，都有辽阔的三角洲地带，它们相互重叠，形成了中国东部广阔的沿海平原。这些河流中更靠近北方的一条是黄河，泥沙含量极为丰富，这一情况在其名称黄河中得到了表达，泥沙使得河流的大部分河道非常浅，只有平底船只和木筏才能在其上通航。长江是中国更靠近南方的河流，其水力资源丰富，而且非常深，因此可以顺江而上从海上航行深入到四川山区。
虽然围绕黄河中游的松土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但由于气候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每年最多只能收获一次农作物，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每年也只能收获两次。黄河的冲积平原不断受到一种或另一种极端气候的威胁：夏季多雨，洪水泛滥；夏季干旱，庄稼歉收，饥荒不断。黄河三角洲部分地区土地沙化、贫瘠，入海处海岸荒凉，人迹罕至。
长江流域气候迥异，全年降水量更充沛，分布更均匀。由于地理位置偏南，集约农业的条件非常好，而今天的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各种鲜花盛开的大花园，在相对较长的植被期内，一年之中几次收获都是可能的。
北方黄土风景中典型的建造方式，房屋系窑洞，是在黄土中凿出的四壁
从地理和气候条件来看，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孕育早期文明。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繁衍生息却根植于黄河及其支流渭河和沣河两岸的高原，而长江流域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
仅仅从地理条件上很难推断出中国文明的优势会落在更偏北的地方，而且从气候的角度看，会是在不太有利的山谷。另一个迄今为止还很模糊但最吸引人的观点，为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我们对中国史前史的考察表明，中国文化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与更为进步的东方（Orient）有着密切的联系，强大的文化浪潮正在中亚地区传播。大多数文化交往是朝哪个方向进行的，主要参与者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尚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目前的调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似乎最为古老，随着文化的流动传播到了东亚。
正是黄河及其支流第一次从西方接收并播种了这些更高级文化的种子，这并非偶然，但可以完全用地形条件予以解释。
在北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和南部青藏高原之间，有一条从里海延伸到太平洋的草原和沙漠带，这是东亚和西亚之间最容易进行大陆交流的商队之路。从更先进的中亚沿着这条大道一直延伸到远东的一种高级文化，将首先在黄河周围的山谷中相遇，那里有着足够肥沃且连续不断的耕地，可以作为移植作物的基础。
正如我们对史前时代的发掘所证明的那样，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时期，西方也产生着同样的影响。周朝的纪年中有很多关于来自西方的酋长和部落的故事。毕安祺（Bishop）认为秦王朝就极大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汉朝统治时期，当中央政权扩张成为第一个中华帝国时，整个中亚的丝绸之路都活跃着商品交换。
从这些历史和考古事实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早期历史上同西方之间的联系，才使得黄河流域的发展比长江流域早两千年。
更可能的是，伴随着文化的推动，也出现了种族的增加。我们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述其发展，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的早期蒙古人种，他们是中国人最初的起源，而他们经常跟从中亚或更远的西部地区来的人通婚，以繁衍他们的后代。
直到最近几年，考古学才对这些遥远而棘手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巨大的惊喜，而且中国北方可能是一个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的更遥远、更独特的文明中心。无论如何，我们肯定地知道，中国文化的摇篮就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河和沣河的周围。在基督诞生前的两千年里，中华文明就得以在此发展繁荣，语言、文字、艺术、治国方略等这些中央王国得以稳固的基础，都已经在此初露端倪。
和睦、勤劳的中国农业人口中的三代人：失明的老母亲；儿子和媳妇，两位都是聪明、友好、勤奋的人；以及两颊通红、有浅色眼睛的小孙子
在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长江流域和更远的南方地区只是偶尔被提到有南方蛮族人居住，这些人后来才逐渐成为中央王国的一部分。
当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帝国时，长江以南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它的统治之下。但到了后来，强大的篡权者、汉人和少数民族原始部落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这些原住民系吐蕃人、马来人、波利尼西亚黑人以及可能的其他种族的杂糅。尽管彝族人（Lolos）、苗族人（Miaotze）、掸族人（Shan）等当地部落既勇敢，又热爱自由，但汉人最终还是胜利者，其结果是，中国南方的原住民现在只能在山区中栖身，形成孤立的群体。
南口关的长城，北京北面
南部和西南部有不同的少数民族，西部有吐蕃人，北部有野蛮的蒙古部落，中国的文化世界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央王国，一个教育、艺术和政治中心，它把自己的知识和艺术传授给了周围的蛮人，但作为回报，它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服从。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记住，作为一个文化的国度，日本也很年轻，它从中国获得了更高发展的原初动力，尤其是在唐代。东北部的朝鲜和西南部的安南（Annam）也是完全汉化的，日本也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与北部边疆草原上的蒙古族人的接触主要是冲突，游牧民族常常尝试取得胜利，贪婪地闯入富庶肥沃的农田，而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虽然多次失败，但仍矢志不渝，奋起抵抗，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土地。
北京的城墙
近东和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在冲突与和平贸易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几千年来却走着自己的路，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例如佛教在中国的宗教生活和艺术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或者中国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给罗马送去了轻盈剔透的织物来装饰这座美丽的城市，反过来又受到了罗马的玻璃和来自希腊罗马艺术灵感的推动。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来没有达到东地中海地区用那种精神和物质能量能够相互转化的强度，在那里，不同文明的民族相互交流、征服并取得成功。
中国的相对封闭，使得中国人一直到最近依然拥有这样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亦即中国是唯一的文明民族，是天下（普世的帝国），要优于所有蛮夷的国度。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时刻记住这一事实，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知识，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上个世纪末由于欧洲不可战胜的机械文化（我在下文中称作白祸）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混乱和深度的忧虑。
一位受人尊重的、镇定自若且和蔼可亲的商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区别于这种相对排他性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生活的物质基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主要是勤劳的农民，以精工细作的方式侍奉土地，给我们更深印象的是他们精湛的园艺技术。
这种对土地的亲近关系，这种对庄稼生长执着的关注，使得中国农民几乎一天到晚都得不到空闲，这无疑培养了中国人特有的防御性以及对和平本能的热爱。长城，从山海关的海边一直延伸到甘肃的沙漠深处，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惊人的消极抵抗力相对应，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最强大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特点，我在此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们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和崇尚。
一家古老且壮观的商店，装饰以龙首和丰富的木雕。货物摆放在两旁的台阶上，供人挑选。一个一丝不挂的小男孩站在门前
文人的科举是进入各种官场的唯一一种考试，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其意义重大，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对书面文字的崇尚体现在在开阔的城市广场上建造火炉这件事上，这是用来焚烧已经写过字的废纸的，这种方式使得文字体面地被毁掉。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装饰着写有漂亮书法的条幅，这些书法作品通常被装裱在丝绸上。
人们对古代艺术品的崇尚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过去，皇帝有时会通过郑重地记录所发现的某些特别令人敬仰的青铜器皿，而改变其对自己统治的描述。在《寺庙之国》一章中，我将举例来具体说明中国人如何用无数几乎总是美丽的寺庙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国家的。
高本汉（Karlgren）教授在他杰出的著作《19世纪的东亚》（stasien under nittonde rhundradet, 1920）中认为，汉字符号主要反映了友善的社会本能。他引用儒家的五伦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则：作为主体的人在行事方面要尽忠道，作为儿子要尽孝道，作为妻子要尽忍道，年轻人之间应当尽悌道，朋友之间应该尽善道。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补充说，中国人在机智和礼貌方面是所有民族中无可比拟的，绅士风度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一种高贵民族的特征，这一点即使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可以观察得到。
中国行政结构的一大优势是，在省、县（区）和村三级机构的内部，地方自治的力量是极为广泛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经历了十年内战，但中国仍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特质，那就是敢于挑战时间的力量。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许多在东方的外国人说，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爆炸式的引擎，并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加快了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蕴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却在努力追求装饰，或者为了发现一个微小的科学真理而奋斗不已。
一千年后的一天，一位来自远东的考古学家将带着他那镇定自若的宁静，在欧洲废墟堆里挖掘，以便用一块搪瓷铁遗物或一点水泥来确定伦敦、巴黎和柏林这些古老城市遗址的位置，难道这一天不会到来吗？那么，在黄河携裹着泥沙汹涌奔腾，奔向大海之时，汉人的后代难道不会继续耕种他们的小麦，并为他们的祖先献祭吗？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