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着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轴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阬，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楫。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轴，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利适，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适。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卮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