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
去年北京文化学社曾刊行胡适君《白话文学史》讲义稿。该稿近经胡君根本改编，遂为此书，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页，每册定价一元七角，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内容起汉迄中唐，为十六章，都二十余万言，其中诗文选录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这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盖以白话文学为主体，而传统文学为背景云。此书之主要贡献，盖有三焉。
（一）方法上，于我国文学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谿径。旧有文学通史，大抵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辞典之糅合；若夫趋势之变迁、贯络之线索、时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于此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学史上作家所未尝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组织，以便于一般读者之领会也。
（三）新考证、新见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页所举王梵志与寒山之考证、白话文学之来源及天宝乱后文学之特别色彩等，有极坚确不易者。至其白话文之简洁流畅，犹余事也。
然吾人读胡君之书，认为有可商榷者数端。
（一）本书名白话文学史，吾人一顾其名，便不禁追问白话之定义。胡君曰：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那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摈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页）
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其间是否可有轩轾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视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
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
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准此以观，则《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之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皆非白话，而宋词亦非白话也。且如胡君之标准，何以翻译佛书可入白话文学，而《世说新语》却不及格，而当为僵死文学。又如：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曹植《名都篇》，见六五页所引）
可为白话文学，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绿波。（《洛神赋》）
其晓畅及可解之程度未逊于前，何以却不合格，而当为僵死文学？以上不过略举一二例，亦可以见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观也。
（二）由上节之说，则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注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不在此处讨论范围。）然胡君谓其在汉武帝时已作古矣，则请闻其说。胡君曰：
汉武帝时，公孙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四页）
然胡君在隔三章后，却又曰：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诏又如元凤二年诏这竟是说话了。（四六至四七页）
夫前言汉武帝时之诏令已文笔艰深，以证明古文之已死；后却言直至昭、宣之间，诏令尚是明白如话。夫上文所引昭、宣诸诏，犹是古文也。胡君之说，岂非自相矛盾哉？实则公孙宏〔弘〕之所谓尔雅艰深，似指内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时，虽有文学掌故而诏令仍明白如话也。察胡君致误之由，盖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盘庚》《周颂》固为古文，《论语》《左》《国》《史》《汉》亦为古文（别于当时语体）。古文为之而简洁，固可使明白如话，如上所举三诏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虚浮之词藻、矫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极力攻击也。
（三）论及我国故事诗之兴起，胡君谓：建安、泰始之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悲愤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故事诗之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而此杰作即为《孔雀东南飞》云。按蔡琰《悲愤诗》实后人依托之作，苏轼《仇池笔记》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已先后疑之矣。考《后汉书列女传》，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虏所获。兴平元年距董卓之诛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虏乃在董卓诛后，然自愤诗乃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是谓琰乃当董卓强迫迁都时，为其手下胡兵所虏，显与事实不符。吾人固或当疑《后汉书》所记有误，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极推崇蔡邕，辟之高位，岂有其爱女反为董卓手下兵所虏之理？即或误被虏，亦何难立赎之返，而任其羁留？可知琰之被虏必在父死之后，而蔡邕之见杀于王允乃在董卓伏诛之后，故知蔡琰必不致当迁都时为董卓兵所虏，而《悲愤诗》为伪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没胡虏，曹操以盖世之雄，挥金营赎，其事颇喧动一时。流传既久，真迹略晦，好事文人竞托其辞为诗歌，故有五言《悲愤诗》、七言《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种出现于刘宋之前，故范晔《后汉书》得采之入传。
魏晋之际，叙事诗最长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过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长者如《悲愤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时之产物。就长篇之叙事而论，《悲愤诗》差可与《孔雀东南飞》比，而《秦女休行》两篇则非其伦也。故《秦女休行》而后有《悲愤诗》（大约晋宋之交），《悲愤诗》之后有《孔雀东南飞》（大约宋齐之交），诗体进化之渐则然也。胡君误认《悲愤诗》作于建安，遂断定建安、泰始间长篇叙事诗出现之时机已到，又信《孔雀东南飞》为此时之产物，以为恰与前说谐协，然《孔雀东南飞》之为晋宋以后、梁陈以前之作，今殆可断定。
胡君书中关于《孔雀东南飞》时代之考证，曾提前在《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第四、第九期发表。在今书出版之前，张为骐君曾为《〈孔雀东南飞〉祛疑》一文（见去年十一月《国学月报》二卷十一期）反驳之。张君（1）以诗中交广之分，证明其不能作于吴孙休永安七年以前。（2）以下官之称，证明其作于刘宋以前。（3）以青庐之名，证明其作于北胡侵入以后。吾人认为皆极确当，惟张君举诗中仪作玄〔支〕韵，又云魏文帝诗已如此，此点与胡君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中（去曹丕之死不远）之说并非不相立，故此证可不用。此外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又张君断定诗中华山二字决非地名，而用宋少帝时《华山畿》之典故，惟未举出理由。吾人窃以为本诗中有同类之例，可为佐证。其叙焦母语仲卿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此处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中之典故，而作为此时实有之事，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之用《华山畿》典故，正为同类。然胡君尚没法躲避考证上之攻击，故曰：
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一○○至一○一页）
往者黄节君答陆侃如，亦曾为与此略同之说（原函见《国学月报》）。然但就此假说本身而论，实极含糊，而使其《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一语之意义亦因之飘摇不定。胡君所谓增减修削添，其程度上果何如耶？或原作不过二三十句，如《秦女休行》之类，至齐梁而增成现今之形式，此亦胡君之假说所容许也。审如是，则毋宁谓其作于齐梁间乎？且就诗体之进化而论，此假说实不如谓其作于齐梁间之为优也。
胡君又反问曰：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一○二页）
此实极无理之反问。吾人请同样反问曰：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候，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曹子建之诗又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夫彼故事，若著于琐记，吾人不解其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后；不然，播为民间传说（不取诗歌形式），吾人亦不解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以后。胡君受主观影响之深，有如此也。
（四）胡君以诗与人间生活相距之远近，而定李杜优劣，此标准未免偏于写实的与实用的，然见仁见智，随观点而殊，吾人不必多论。惟胡君论李白之人格，则未窥其真，胡君谓：
李白虽作乐府歌词，他似乎不曾用此作求功名的门路。（二八三页）
他似乎不屑单靠文词进身，故他的态度很放肆，很倨傲，天子还呼唤不到他，高力士自然只配替他脱靴了。（二八四页）
他始终保持他的高傲狂放的意气他这种藐视天子而奴使高力士的气魄，在那一群抱着乐府新诗奔走公主中贵之门的诗人之中，真是黄庭坚所谓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了。（二八五页）
是未免将李白理想化矣。
其实李白未尝不弹铗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虽不称情，亦既为之矣。王门之与公主中贵之门果何异耶？其上贵官安州李长史书：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幸乞详览。（本集卷二十六）其上韩荆州自荐，亦言：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若赐观刍荛退归闲轩缮写呈上。其以诗词为求功名之门路明矣。然犹未考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之自卑也。白于裴氏：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因上此书，历言已学如何博、才如何高、品格如何优、声名如何大，末言：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吾人亦认此种词语带有几分conventinality，然岂亦豪放之人中凤凰麒麟所肯出耶？
然则遂以李白为无耻之猥人耶？曰又不然。盖以诗文为进阶，趋权贵以求用，乃当时普遍之风习，李白亦无例外，亦犹其醉后天子呼来不上船，命高力士脱靴为盛唐解放之时代（参看胡书二六四至二六五页）所不为骇怪。等是不能用以判断其人格之全体。李白之所以比较高上者，在其曳裾王门而不称情耳。此种内心之冲突，乃天才者（包括道德的天才）之所以异乎流俗人，而亦其痛苦之源也（注：吾非谓有此种冲突，则其行为之高下可不论）。且李白内心之冲突，实不止高傲之与卑抑，出世之与入世亦其一端也。胡君谓：
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他是个出世之士，贺知章所谓天上谪仙人。（二九二页）
并引我本楚狂人一诗为证，并谓这才是真正的李白。诚然，彼有时实持此种态度，然有时却与此相反。当彼谓：
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
或谓：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时，其中心之诚恳，正如其谓我本楚狂人时，胡君以其为应酬赠答诗中之套语，盖未知李白也。试观李白假其友人之口自述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蚪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持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制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本集卷二十六）
其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何尝多让？不然，彼何为汲汲然献诗大吏，曳裾王门，何为而附助永王璘？毋亦不奈一点入世之情耳。盖李白一生实为无穷之冲突，欲遁世而心不甘，欲入世而时不遇，彷徨飘摇，莫适所可。杜甫赠李白诗所谓：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此十四字，写尽李白之心境矣。冲静闲逸之隐士生活，李白盖无福消受也。质之胡君，以为何如？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8期，1928年12月3日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