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寸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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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我是在一场大雨中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她给我起了小名就叫雨来。童年的记忆里，她常站在暮色四合的村头这样喊我，头顶是金霞流紫的晚云。她的声音伴着青草味的风，有融融暖暖的香。
那时，妈妈是辛勤的农妇，顶着骄阳，耕或者种，年轻的脸庞被炙烤得赤红。她缝了一根长长的带子，把幼小的我栓在地头的大树下。我就在小世界里爬，跟蚱蜢、小草、青虫或者一块软泥幸福地取乐。她一边劳作，一边时不时扭头喊我，雨来，雨来。我抬起小脑袋冲她嗯啊嗯着。三岁多时，她带我做些简单的农活。刨好了豆坑，我就从小背袋里抓出圆鼓鼓的豆粒，数着一、二、三、四，丢下去。稍长大些，我系上围裙和她一起拾棉花。高大的棉杆几乎要淹没我的头顶。我说，妈妈，我拾大的，你拾小的。我端着满满一围裙的棉花向她炫耀，她笑着，俯下身吻我的脸。我就美滋滋的乐呵，晃着小小的身体，像绽放的棉朵一样美好，柔软。
也曾记得她哭。暴躁的炉火舔着黝黑的锅底，她拉动风箱，吧哒吧哒地响。泪珠从映得通红的脸上安静地滚下来。那时，我少不更事，只躲在门口偷偷地望她，不懂得贫穷、无助、疲惫研成的墨，滴在她素绢般的生命上，是怎样一种无法洗涤的苦难。
忘不了那些饥饿的夏夜，妈妈带我去屋后摸爬猴，是蝉的幼虫。没有灯火，她顺着树干由下而上地抚摸，触到拇指般大小，长着微硬甲壳的小昆虫就捉下来，交给我攥着。回到家，往灶底填几把稻草，点燃。我偎着她，看她把锅底寥寥可数的爬猴熥熟。没有油，只是洒几颗盐粒儿，却也喷喷香。我递到她嘴边，她又推了回来。说，我吃饱了，你吃吧。
就这样，我在她贫瘠却又富饶的爱里，逐渐长到六岁。这一年，爸爸提了营长，我和妈妈也终于可以告别由北而南，由南而北的不断迁徙。团聚的时光是快乐的，温暖的，骄纵的，恍惚的，懒洋洋的，却又幸福得那般真实。我肆意挥霍着这幸福，以为天地总会为我们不老不荒，来日且方长。
直到2002年6月30日下午三时许，爸爸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肌梗塞，突然去世。这一年，他49岁。我，22岁。16年的团聚，戛然而止。我才终于在悲痛中明白幸福是易碎的，匆匆的，无法挽留，无法恢复的奢侈品。 妈妈顿时苍老了许多，整个人颓败下来，并且不肯回床上去睡。 我只好搬了自己卧室的床垫铺在客厅的地上。在三个月里，我夜夜守着她，揽着她，拍着她，哄她入睡。她嘤嘤地哭，揪着我的衣角，像个无助的孩子。这时候，我才终于觉得自己长大。我做饭，洗衣，打扫，藏起内心的伤，堆着小心翼翼的笑，为她梳头，剪指甲，掏耳朵，陪她散步，上厕所，买新衣服等等。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好在，好在我还有她。 我在夜晚的灯下临摹梵高的油画。她看得欢喜。我说这是梵高，偏执狂热的画家，饱满绚烂的色彩，叫做《盛开的桃花》。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喜欢这张画，是因为梵高在他的画上写着，如果活着的人还活着，那么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 三月末，我参加市里的上挂活动。临时接到报到通知。第二日中午，我去看她。话音刚落，她就红了眼眶。我停下翻动的锅铲，给她擦眼泪。哄着她，说，哭什么呀，真是的，我周末不就回来了吗。她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甚至有些羞涩，有些难为情。花白甚至有些稀落的头发微微颤着。她说，我只是觉得你一走，我就没依没靠了。 我突然想把她抱在怀里，想亲吻她的额头，如同她曾经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一样。可是，没有。我矜持得像个所谓的大人，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锅里的糖醋包菜散发着浓郁的酸甜味。我低下头去关液化气，拼命掩饰将要泛滥的眼泪。心狠狠地疼着，祈祷着请时光待她宽容些，再宽容些啊。
我在临时居住的小房间里写这篇稿子，猝不及防地看到这首诗《当我已经老了》：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如果哪天，你看到我日渐老去，反应慢慢迟钝，身体也渐渐不行时，请耐着性子试着了解我，理解我当我靠近你时，不要觉得伤感、生气或埋怨。你要紧挨着我，如同当初我帮着你展开人生一样，了解我帮助我，扶我一把，用爱和耐心帮我走完我的人生，我将用微笑和我始终不变的爱来回报你；我永远爱你，我的孩子！ 我怔在那里，胸口憋闷，几乎无法呼吸。脑子里滔滔而过的是那些不曾洗过满是烟酒味的衬衣，僵硬的臭袜子；是未曾说出口的爱，未张开的拥抱、亲吻。站在客厅的白炽灯下，在阔大的玻璃镜前，我就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