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爸爸妈妈和玛格特都还不太能适应威斯特钟楼的钟声，它每到15分钟就报一次时。
我能。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它，特别是在夜里，它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但愿你有兴趣听听我所体会到的某种“消失”的感觉。哎，怎么说哩，其实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我自己。这所房子实在不能让我有在家里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讨厌这里。我感觉自己更像是在一套租来的很特别的房子里度假。有点不可思议吧，我也说不好，但这就是它带给我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尽管它只有一边靠着大楼，而且很潮湿，但在阿姆斯特丹你也找不到比这儿更舒服的藏身地了；不，可能在全荷兰也没有。我们的小房间起初看上去很荒凉，墙上什么也没有;多亏爸爸早就把我心爱的明星照和风光名信片带来了，于是我用一瓶糨糊和一把刷子把墙壁变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现在它看起来神气多了，等到凡·达恩一家来了，我们还会从阁楼找些木头下来，给墙上装些搁板、架子什么的，那时它会更有生气的。
玛格特和妈妈现在恢复了一些。昨天妈妈居然有精神做汤，这还是来此之后的第一次，可惜的是一会儿她就忘了个精光，只顾在楼下讲话，结果豆子全烧成了木炭，死死地粘在锅底上。库菲尔斯先生带给我一本《青年年刊》。我们四个人昨晚去了那间私人办公室，打开了收音机。我害怕死了，生怕有人听到，不停地求爸爸跟我一起上楼。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跟着回来。我们之所以特别紧张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担心让邻居听到我们的声音或看到什么动静。我们第一天就做了窗帘。说实在的那是什么窗帘呀，就是一些松垮垮的布条，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各种图案的，我和爸爸用最业余的技术缝制的。然后我们用图钉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好，希望它们直到我们能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也不要掉下来。
我们的右方有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边是一家家具厂；过了上班的点那里就没有人了，但即便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墙而过的。我们已经不准玛格特夜里咳嗽，尽管她得了重感冒，但已经让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咳停液。我则一心盼望着星期二凡·达恩一家的到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乐趣，也不会这么安静了。晚上或半夜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种安静。我特别希望有哪个保护神夜里能陪我们睡在这儿。我无法告诉你“永远”不能出门的感觉有多么压抑，而且一想到我们要是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槍打死我就会吓得半死。那可绝对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设想。白天我们只能小声说话，轻轻地走路，要不然就会让楼下仓库里的人听到的。
有人在叫我哩。
你的，安妮
作者安妮·弗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的父亲把一套闲置的实验室改成“密室”,安妮一家在密室中生活了两年,直到遭人举报,才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了两年隐秘、艰苦的生活状况,表现了寂寞苦闷的精神生活和对现实的恐惧,对战争的痛恨。她写道:“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揭露了纳粹分子的残忍和毫无人性的残暴行径,她祈求和平与安详重新回来,并坚信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些理想。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夙愿，将日记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