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1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我头疼得厉害，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星期五（就是耶稣受难日）我们一起玩了独霸游戏，星期六下午也玩了。这些天飞快而平静地过去了。到了星期六下午，彼得在我的邀请下于四点半来到我的房间;五点过一刻我们去了正面的阁楼，在那儿一直待到六点。从六点一直到七点一刻享受着美妙的莫扎特音乐会。我真是太喜欢了，特别是小夜曲。待在房间里我简直无法听下去，因为一听到美妙的音乐我内心就激动不已。
星期六晚上彼得和我一起去了正面的阁楼。只想舒舒服服地坐着，我们带去了几个沙发垫子，这样能把手搁在上面。我们在一个包装箱上坐了下来。包装箱和垫子都很窄，所以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完全挤在一块，紧紧地靠着其他箱子。木西陪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算是没有监护人的。
突然，差一刻九点的时候，凡·达恩先生打了个口哨，问我们有没有拿了杜塞尔的垫子，我俩立刻蹦了起来，随着垫子、猫和凡·达恩狂奔下楼。
这个垫子可惹来了一大堆麻烦，因为杜塞尔对我们用了他的一个垫子非常恼火，因为那刚好是他当枕头用的。他担心垫子里面进了跳蚤，为他心爱的垫子大发牢騷！彼得和我在他床 上摆了两把硬刷子以此作为报复。对这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狂笑了一阵子！
可惜我们好景不长。九点半彼得轻声敲门，问爸爸能不能到楼上帮他解决一句麻烦的英语句子。“装什么呀，”我对玛格特说，“谁还看不出是怎么回事哩！”我说对了。他们正忙着杀进仓库。爸爸、凡·达恩、杜塞尔和彼得飞身下了楼。玛格特、妈妈、凡·达恩太太和我则待在楼上等着。
四个吓坏了的女人只能说话呀，我们也就说了，直到楼下传来“哐”的一声巨响。过后一片寂静，钟敲响了差一刻十点。我们脸上的血一下子全没了，虽然害怕极了，但谁也不敢吱声。男人们会在哪儿呢？那声音怎么回事？他们会不会在跟盗贼搏斗？十点，楼梯上有脚步声：爸爸进来了，脸色煞白神情紧张，紧跟着凡·达恩先生。“关灯，摸黑爬上楼，警察可能会来！”
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关了灯，我迅速抓起一件外套便上了楼。“怎么回事？快给我们讲啊！”没有人答理我们，男人们再次下了楼。一直到十点过十分他们才重新出现,两个人守在彼得敞开的窗户旁，通向楼道的门关上了，旋转书柜也关上了。我们往晚间使用的灯上挂了件卫生衣，随后他们便告诉我们：彼得最先听到楼道里两声巨响，他跑下楼看见门左边的那块厚木板倒下来了。他冲上楼立刻报告给了这个家庭的“国民军”，于是四个人又一起向楼下挺进。当他们进了仓库，盗贼们正想着法子把洞搞大一点。凡·达恩毫不犹豫地大喊一声：“警察！”
外面传来慌乱的脚步声，盗贼跑了。为了不让警察留意那个洞，一块木板给补了上去，但从外面飞来的猛的一脚又让木板翻倒在地。男人们对这般无礼很是纳闷，凡·达恩和彼得心里起了杀气；凡·达恩举起斧子用力在地上拍了几下，一切又平静下来。他们想再次把那块木板立在洞前。打扰一下！门外的一对夫妇就用电筒往洞口里照，整个仓库刷地亮了起来。“见鬼！”一个男人脱口骂了一声，他们的身份也一下子由警察变成了盗贼。他们四个人偷偷地溜上楼，彼得迅速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一把将电话搂到地上，最后四个人藏到了旋转书柜的后面——第一部完。
那对拿着电筒的夫妇很有可能已经报告了警察：那是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复活节的星期一是没有人办公的，所以我们一直要憋到星期二上午才敢动弹。想想吧，在这样的恐惧中等上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谁都没有什么办法，加上凡·达恩太太在惊吓中无意间将灯拉灭了，所以我们只能坐在一片漆黑当中，小声说话，每吱一声你都会听到“嘘！嘘！”
就这样过了十点半，十一点，没有动静，爸爸和凡·达恩轮流和我们待在一起。接着到了十一点一刻，楼下传来吵吵声。每个人的呼吸都能听得到，但谁也不敢动。房间里有脚步声，办公室里，厨房，然后……上了我们的楼梯。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了，已经清楚地听到了我们楼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使劲摇晃旋转书柜的声音。那一刻真是无法形容。“现在我们完了！”我说，脑子里已经看到了当晚被盖世太保统统抓走的情景。书柜被摇晃了两次，什么也没有，脚步声退去，我们暂时得救了。一阵颤栗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我听到了一个人牙齿的磕碰声，没有人说一句话。
房间里再没有任何声音，但我们过道上的那盏灯还亮着，就在书柜前面。难道正因为那是一个秘密书柜吗？说不定是警察忘了关灯呢？会有人回来关掉吗？大家的舌头松了松，房间里再也没有别人了——但说不定外面还有人在放哨哩。
我们接下来做了三件事:再次回顾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全都吓得发抖，非得上厕所。可是所有的吊桶都在阁楼里，仅有的就是彼得的那个锡皮纸篓。凡·达恩先来，接着是爸爸，但妈妈不好意思用这个。爸爸把纸篓拿进了房间，玛格特、凡·达恩太太和我便在里面愉快地用了一把。最后妈妈还是屈就了。大家不停地要纸——幸亏我口袋里有一点！
纸篓的味道难闻死了，一切都小声进行，我们很累，已经十二点了。“就躺在地上睡吧。”玛格特和我每人得到一个枕头和一张毯子；玛格特就躺在储物柜边上，而我在桌子腿之间。躺在地上味道就没那么难闻了，但凡·达恩太太还是偷偷地拿了一点消毒粉来，在尿壶上蒙了一块茶水巾以便第二次应急用。
讲话，窃窃私语，害怕，臭气，人们放屁，尿壶上总有人。那就好好睡觉吧！不过到了两点半我实在累坏了，等到再次睁眼已经三点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凡·达恩太太的头枕在我的脚上。
“看在老天的分上，给我点盖的东西！”我嚷嚷。我得到了我要的，但别问是什么东西—— 一条毛线短裤罩在我的睡衣上，一件红色的宽上衣，一件黑色的衬衣，白色的套袜和一双满是窟窿的运动长袜。接着凡·达恩太太坐在椅子上了，他的丈夫便跑过来躺在我脚上。我躺着一直琢磨到三点半，一直都在哆嗦，这让凡·达恩也没法睡着。我随时准备着警察回来，那样我们就只好说出我们藏匿的实情了；他们有可能是善良的荷兰人，那我们就得救了，但也可能是NSB（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那我们就得贿赂他们！
“这种情况下只好把收音机毁掉。”凡·达恩太太叹了口气。“对，扔到炉子里！”她丈夫回答。“假如他们发现我们，那就让他们也发现收音机好了！”
“那他们还会发现安妮的日记的，”爸爸补充，“把它也烧了吧。”这伙人中最可怕的成员提议到。这个，加上刚刚警察使劲晃动橱柜门，就是我经历的最惨的时候。“别烧我的日记，要是我的日记不见了，我也跟它一起走！”幸亏爸爸没有答理我。
重复我还记得的所有那些对话实在没什么意义，就说这么多吧。我安慰了凡·达恩太太，她吓得不行。我们谈到了逃跑以及被盖世太保询问，谈到了打电话，谈到勇敢。
“我们得像军人一样，凡·达恩太太。如果需要，让我们为了自由 、真理和正义，为了女王和国家前进，正如橙色电台里说的那样。唯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们让许多其他人也卷进了麻烦。”
凡·达恩先生一小时后又和他妻子换了位置，爸爸过来坐在我身边。男人们不停地吸烟，时不时来一声低沉的叹息，接着有人去找尿壶，一切又从头来过。
四点，五点，五点半。接着我过去和彼得一起坐在他的窗户边上竖起耳朵听，我们挨得很近，可以感觉到彼此的身体在发抖;我们时不时说一两句话，专心地听着。在隔壁的房间里他们把灯闸拉掉了。他们想在七点给库菲尔斯打电话让他派人过来看看。然后他们把想要跟库菲尔斯在电话里说的话全都写了下来。想想门口的警卫，也许在仓库里，打电话要冒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总比等到警察回来要强。
要点如下：盗贼闯入，警察们来过这幢房子了，一直到旋转书柜跟前，没再继续。
夜贼显然受惊，强行打开仓库门，经院子逃走。
主要入口封闭，克莱勒走的时候一定经过了第二道门。打字机和计算器已妥善存于私人办公室黑箱子内。
想法子通知亨克找爱丽拿钥匙，再去办公室察看——借口是为猫。
一切按计划行事。库菲尔斯被叫醒了，我们楼上的打字机也放到了箱子里。接着我们再次围在桌子边上等着亨克或警察。
彼得睡着了，凡·达恩和我躺在地上，这时听到楼下清晰的脚步声。我悄悄坐起来：“是亨克。”
“不，不对，是警察。”其他人说。
有人在敲门，梅爱朴吹了声口哨。这对凡·达恩太太已经太过分了，她脸色白得跟床 单一样，软塌塌地倒进椅子里；如果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再多延长一分钟她一定会晕过去的。
梅爱朴和亨克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房间真是一幅绝妙的图景。单就那张桌子就很值得拍下来！一期《电影 和戏剧》，上面是果酱和治腹泻的药，两块吃了半拉的面包，一面镜子，一把梳子，还有火柴、碱、香烟、烟草、烟灰缸、书、一条裤子、一把电筒、卫生纸等等等等，躺在一块琳琅满目，色彩斑斓。
我们用欢呼和眼泪热烈迎接了亨克和梅爱朴。亨克用一些木板把门上的那个洞补上了，很快又再次离开去向警察局汇报盗窃的事情。梅爱朴发现了仓库门底下一封夜警斯拉戈特留下的信，此人已经注意到了那个洞并向警察作了汇报，这个人亨克也得去找。
所以我们有半个小时收拾自己。半小时之内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变化。玛格特和我将所有睡觉用品拿下楼，去洗手间，洗漱梳头发。过后我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再次上楼。楼上的桌子已经清理干净，我们弄了些水准备好咖啡和茶，煮了牛奶，摊开桌子准备吃午饭。爸爸和彼得倒了尿壶，再用温 水和消毒粉清洗干净。
十一点整我们和亨克一起坐在桌边，他此时刚回来，慢慢地一切又恢复正常和舒适。亨克的描述如下：斯拉戈特睡着了，但他老婆告诉亨克说他丈夫在运河边上巡逻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大门上有个窟窿，他便找来了一个警察，和他一起巡视了整幢大楼。他会在星期二过来见克莱勒并向他作进一步描述。警察局那边对盗窃事件还一无所知，但那个警察已经立刻作了汇报，而且会在星期二再过来转转。回来的路上亨克碰巧在街角撞上了我们的蔬菜商，就告诉他我们的房子被人偷了。“我知道，”他一点也不惊讶，“昨晚我刚好跟我老婆经过那儿，看到门上有个洞。我老婆想走过去，但我只用电筒照了一下，小偷一下子就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给警察打电话，要是你我想也用不着这么做。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能猜出是怎么回事。”
亨克谢了他继续往前走。那个人显然猜到了我们在这，因为他总是在午饭时间往这里送土豆，多好的人啊！
亨克走的时候已经一点了，我们洗完了碗，然后全都去睡觉。我差一刻三点醒过来，看到杜塞尔先生不见了。纯属偶然，我睡眼惺忪地在洗澡间跟彼得撞了个满怀，他刚从楼上下来。我们约好楼下见。
我收拾了一下便下了楼。“你还敢去前面的阁楼吗？”他问。我点了点头，拿起枕头我们便一起上了阁楼。天气真好，警报声很快响了起来，我们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彼得的胳膊搭在我肩上，我也搂着他的，就这样子我们的胳膊相互绕着，静静地等着四点钟玛格特过来叫我们去喝咖啡。
我们吃完了面包，喝了柠檬汽水，说了笑话（我们又能了），其他一切照旧。晚上我谢了彼得，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
我们中谁也没人经历过像那天晚上那样的危险。上帝真的保佑我们。你想想看——警察就到了我们的那个秘密橱柜跟前，灯就在它的正前方亮着，而我们却没被发现。
如果反攻开始，还有炸弹，那大家只好各顾各的了，但眼下这种情况恐惧对我们这些好心无辜的保护者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得救了，继续救我们吧！”这就是我们能说的话。
这件事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杜塞尔先生晚上不再跑到楼下的克莱勒办公室里了，而是进了洗澡间。彼得每天要在八点半和九点半在整幢房子里溜一圈。彼得夜间不准再把他的窗户打开。九点半一过严禁拉抽水马桶。今晚会有一个木匠过来把仓库大门再弄结实一点。
接下来便是“密室”惯常的争论时间。克莱勒怪我们太不小心。亨克也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下楼。我们已经被严厉提醒我们是在藏匿中，我们是戴着链子的犹太人，被拴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权利但有万般义务。我们犹太人是不能表达感情的，我们只能勇敢和坚强，必须接受一切不便还不能咕哝，必须竭尽全力信仰上帝。这场可怕的战争将来总会结束的。我们再次成为人的时间一定会来临的。也不光是犹太人。
谁把这样的打击强加在我们的头上？谁让我们犹太人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谁让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受这么大的苦？是上帝让我们这样的，但将来也一定是上帝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假如我们承受了这一切苦难，只要还有犹太人剩下，等这一切都结束了，那么犹太人将会是人类的楷模，而不是受审判的对像。谁知道呢，或许正是我们的宗教可以使这个世界和所有的民族从中受益，为此也仅为此我们现在才要受苦。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尼德兰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子民，我们将永远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也希望是。
勇敢点！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要抱怨，判决终将来临，上帝从未抛弃我们的人民。漫漫岁月中一直就有犹太人的身影，漫漫岁月中他们一直都要受苦，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让他们变得坚强；弱者倒下，强者永存，永远不要沉沦 ！
那天晚上我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等着警察，我做好了准备，就像战士死于沙场。我多么渴望为这个国家献出我的生命，可现在，现在我又得救了，现在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结束后做一个荷兰人！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语言，我想在这里工作。即便要我亲笔给女王写信，我也决不会轻易放弃我的理想。
我已经变得更加不依赖我的父母，我虽然还年轻，我却比妈妈以更大的勇气来面对生活；我对正义的感情不可动摇，也比她的真诚。我知道我想要的，我有目标、主见，我有信仰和爱。让我做我自己吧，这样我才能满足。我知道我是个女人，一个有着内在的力量和足够勇气的女人。
假如上帝让我活下去，我一定能取得比妈妈更大的成就，我决不会无足轻重，我会在全世界工作，为全人类工作！
但眼下我知道我迫切需要的是勇气和快乐！
你的，安妮
作者安妮·弗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的父亲把一套闲置的实验室改成“密室”,安妮一家在密室中生活了两年,直到遭人举报,才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了两年隐秘、艰苦的生活状况,表现了寂寞苦闷的精神生活和对现实的恐惧,对战争的痛恨。她写道:“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揭露了纳粹分子的残忍和毫无人性的残暴行径,她祈求和平与安详重新回来,并坚信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些理想。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夙愿，将日记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