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二十三章 元帝国的组织 内容： 一、开国规模（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元朝的政治规模，大致是在世祖时奠定的。 世祖以前的太祖、太宗、宪宗时代，蒙古人忙于南进西征，日以开疆辟土为务。 虽然太宗信任辽人耶律楚材，定立若干典制，但事实上其政治组织及精神，仍含有相当部族化的成分。 至世祖，局面已大致稳定，因此开始比较注意政治的规划。 他较能任用汉人，吸收汉化，创立了元帝国的开国规模。 元代的制度，一部分袭取汉制，诸如皇位世袭制、中央及地方官制、财制（钞法）等，采纳汉制之处甚多；一部分则保持蒙古旧法，诸如以喇嘛教为国教以及扩大站赤（驿站）制度等。 但蒙古人吸收汉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汉化的程度，也不深厚。 世祖自灭宋以后，便渐渐疏斥汉臣，其后诸帝，对汉人更为忌视，因此元室始终未能大规模地接受中国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也始终未能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的本色。 元代的政治，无论其效能或目的，都没有达到统治汉人的标准，其迅速崩溃，自是必然的结果。 元代的中央官制，仍然承袭宋代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执掌兵权。 其不同于前代的，是中书省成为惟一的中央最高政务机关。 门下省早于南宋时撤销，元仍不置。 尚书省则时置时罢，世祖时曾两度设置，不久罢除，前后不过数年；其后武宗时又一度恢复，但也只有二三年，所以元代等于没有尚书省。 尚书省的职权，因此划归中书省，六部也随着改统于中书省。 三省制演变至元，最高政务机关已由多元化变为一元化，这是明清两代内阁制的先驱。 至于中书省的组织，大体仿南宋之制。 宰相仍是多元的，而其名目的庞杂，则为历代所少见，计有：中书令，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常以皇太子兼之；左右丞相，位居中书令之次，令缺则总领省事；平章政事，位次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参决。 又有左右丞、参政，均为副相之职，但前者地位较高；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则各有尚书、侍郎。 其他机关，如枢密院、御史台，其职掌及组织，亦大略同于宋代。 此外又有集贤院（掌学校）、宣徽院（掌御膳）、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通政院（掌驿传）等，略同于前代的九寺诸监。 诸院中又有宣政院，掌佛教僧徒，兼治吐蕃，则是前代所没有的。 地方政区，仍保存宋代的路、府等旧称，但在路之上，又设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区划的最高单位。 这种制度，承袭自金。 世祖中统元年（1260），于国内置十路宣抚司，次年罢之。 三年（1262），改置十路宣慰司，渐成定制。 同年，置陕西、四川行省。 其后直至灭宋，十七年间，元的地方行政，采宣慰司与行省并行的制度。 行省续有增设，其设省的地区，多为西夏、大理旧壤，以及南宋新失之地。 当时行省长官的称号，是中书省臣出行省事，并非定制，至灭宋以后，其制才确定不移。 元自灭宋，至英宗至治元年（1321），先后设十一行省。 此外尚有中书省直辖的路、州，号称腹里。 至元朝末年，行省增至十五。 每省置丞相一员，为最高长官。 其下有平章、左右丞及参知政事等官，名称大略与中书省同。 兹将腹里及十一行省的范围，表列于下：（一）中书省（腹里）　治大都（今北京），凡辖路二十九，直隶州八，属府三，属州九十一（直隶府州为直属于中书省的府州，属府州为属于路的府州）。 约有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河南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南部地。 （二）岭北行中书省　治和林（今蒙古国库伦西南），统路一。 有今蒙古国及西伯利亚南部地。 （三）辽阳行中书省　治辽阳（今辽宁辽阳市），辖路七，直隶府一，属州十二。 有今东北三省大部（西北部属岭北省）及朝鲜半岛北部。 （四）陕西行中书省　治奉元（今陕西西安市），辖路四，直隶府五，直隶州二十七，属州十二。 有今陕西省全境，内蒙古南部，甘肃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以及青海省东隅。 （五）甘肃行中书省　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辖路七，直隶州二，属州五。 有今宁夏全境、甘肃省西北部及青海省东北隅地。 （六）河南、江北中书省　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辖路十二，直隶府七，直隶州一，属州三十四。 有今河南省黄河以南，江苏、安徽、湖北三省长江以北地。 （七）江浙行中书省　治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领路三十，直隶府一，直隶州二，属州二十六。 有今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浙江、福建二省全部及江西省东北隅地。 （八）江西行中书省　治龙兴（今江西南昌市），辖路十八，直隶州九，属州十三。 有今江西、广东二省大部地。 （九）湖广行中书省　治武昌（今湖北武昌市），领路三十，直隶府三，直隶州十三，属州十七。 有今湖北省东南隅，湖南、广西二省全部，贵州省大部及广东省西南部。 （十）四川行中书省　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辖路九，直隶府三，属府二，属州三十六。 有今四川省大部及陕西省西南隅地。 （十一）云南行中书省　治中庆（今云南昆明市），辖路三十七，直隶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 有今云南省大部及四川、贵州西南隅地。 （十二）征东行中书省　与高丽国同治开城（今韩国开城）。 有今朝鲜半岛中南部地，以高丽王为左丞相以治之，内政仍其旧，仅置府二。 以上十二行政区，凡辖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 此外于湖广境内，设安抚司十五，以统理外族。 又于湖广、四川境内冲要之地，分置军四。 ［参看《元史》卷五十八至六十三《地理志》］地方行政首长，类皆蒙汉兼置，蒙人掌握大权，汉人为其副贰。 每路设达鲁花赤及总管各一员，前者以蒙人充任，后者为前者的副贰，多以汉人充任。 府、州、县均以达鲁花赤为正官，尹副之。 州、县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州则改州尹为知州。 此外，边区的军和安抚司，约当内地的下州，也置达鲁花赤，其副贰则兼用当地的土人。 （二）政治阶级的划分元人入主中国后，自居于战胜者的地位，歧视外族最甚，对待汉人尤其苛刻。 元室分全国人民为四个阶级：一为蒙古人，又称国人。 二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又称诸国人。 三为汉人，即原受辽金统治的黄河流域的中国人。 四为南人，即原受南宋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 这四个阶级在政治上所受的待遇，极不平等，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官必用蒙古人，次用色目人，汉人、南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贰。 总计终元之世，汉人做到丞相的只有二人，就是世祖时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的贺惟一。 世祖对学校甚为注意，他在位期间，曾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以及许多地方学，此外又有医学、阴阳学及蒙古字学等。 制度虽甚完备，但仍免不了种族的歧视，国子学生考试成绩优良的，政府可授以官职，但待蒙古、色目人远较汉人、南人为优。 例如武宗时，蒙古人试法最宽，绩优的授六品官；色目人稍严，绩优的授七品官；汉人、南人最严，绩优的仅授从七品官。 仁宗时，开始以科举取士，考试以经义为主，也有乡试、会试、御试之分。 进士分左右榜，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 考试的科目和出身的待遇，也有难易厚薄的不同。 例如蒙古、色目每试二场，只考经问及策；汉人、南人则试三场，除试经及策外，并试古赋、诏、诰、章、表等。 凡蒙古人由科举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汉人则递降一级。 ［参看《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元政府对汉人的管制，也异常严密。 立里甲之制，以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汉人惟命是从。 此外更多立防禁，以限制汉人的行动，如禁止田猎以及习武艺、持兵器、集众、夜行等。 又屡次搜括民间的马匹，世祖一代，即搜括民马达二十余万匹。 灭宋之初，元室曾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数十人，每人所得民户，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数千数万，甚至有多达十万户的，于是无数汉人，沦为奴隶。 蒙古人既拥有大批奴隶，更复强占田地，作为牧场，因此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主人，也是经济上的特权阶级。 蒙古人长于战争，却不善于理财，因此赋敛的事，多委之于色目人。 蒙古人最信任回人（包括波斯、大食、突厥、回鹘等族的伊斯兰教徒），以他们代为经营银钱，而取其息。 回人从中图利，或以高利转贷于人，或从事各种贾贩，甚至诈称财货被劫而责偿于民。 因此回人致富者极多，相率殖产，卜居于中国，以江南为最盛。 而元室对回人的待遇，也较对汉人优厚许多。 ［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四六三至四六六］汉人中地位较高的，只有工匠，蒙古人对他们甚为重视。 因为蒙古起于草原，文化水准甚低，工艺的知识与技巧，等于没有，但为战争需要，不能不注意武器的制造。 其后国土大扩，其族人日渐富庶，文化生活水准也随之提高，为充实其起居玩好，因而需要精巧的工艺品。 这些都是蒙古人始终重视工艺的主要原因。 依蒙古的旧制，攻城不降者即屠之，但当屠城之际，只有工匠，可以幸免。 灭宋后，元室曾籍江南民为工匠者三十万户，选其有业艺者十余万户为匠户，不与平民为伍。 元人所设的官吏中，有所谓匠职官，如大都及各路，均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各置专官，以制造各种工艺品。 色目人以善造器械如甲、炮等而任要职的，为数甚多。 军中因需造甲箭，所需工匠更多，因此工匠遂成为兵种之一，称为匠军。 至于绝大多数务农的汉人，其生活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参看孙克宽《〈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组织》（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三）财政与兵刑元室的统治中国，缺少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同时也不知道所谓政治责任。 它的政治要务，只有两项：一是征敛财赋，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欲望；一是防制反动，以维持其继续的征敛。 由前者形成的，是极其繁重的税课；由后者形成的，是庞大的镇压武力和不平等的法律。 世祖时，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计臣，以聚敛为务。 灭宋后不久，便制定若干税法，异常繁重。 当时的税法，南北不同。 北方地区，分地税、丁税二种，地税按地亩计算，丁税计丁缴纳，皆输粟为税。 但地税丁税不并纳，丁税多地税少的纳丁税，反之纳地税。 税户分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 丁税全科户每丁纳粟三石，驱丁（男性奴隶）一石；减半科户每丁一石；协济户每丁一石。 地税全科户每亩税粟三升，协济户同。 江南地区，世祖初灭宋，仍仿唐宋两税法，分夏税、秋税，均输粮。 数年后，改为折输绵绢杂物。 既而又改令以三分之一输米，其余折合钞价交纳。 常赋以外，又有科差，亦即以财物代役。 科差有丝料、包银二项，也是依税户的等第，定科纳的数目。 例如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 又有额外课，名目多至三十二种，民间的一草一木，几乎都是征课的对象。 此外各种商货及冶铁，也都征税；盐、茶、酒、醋，则由政府专卖。 种种搜括，可以说无微不至。 中叶以后，税课所入，又较世祖时增二十余倍，于是民生益困。 元室又采行钞法，以钞票代现钱。 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造交钞。 其法系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可兑换丝钞一千两，一切物价，皆以丝价为标准。 民间流行的，均为钞票，现款则存入各路的官库。 既而又造中统元宝钞，元宝钞为钱票，以文计者七种，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种，即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 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数年后，以使用不便而废止。 二十四年（1287），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与中统钞并行。 其后发行渐滥，钞票价格日益低落。 又因旧钞破烂，不能换取新钞，人民的损失甚大，而奸民又常造伪钞，于是钞法大乱，贬值益甚。 元末钞票十锭（五十贯为一锭），尚不能易粟一斗。 元朝的军队，也分四个等级：一是蒙古军，是以蒙古人组成的军队，也是元室军队的主干。 蒙古人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服兵役，其童子稍长者也隶兵籍，称渐丁军。 二是探马赤军，始建于太宗时，它是蒙古以外的诸边疆部族所组成的。 三是汉军，是蒙古入中原后，发民为兵而组成的。 四是新附军，是由南方的宋人所组成的。 此外又有匠军及质子军（将校子弟之从军者，又名秃鲁华军），但非常制。 领兵之官，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 皇帝另有宿卫之士，由贵族子弟充任，名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 世祖统一中国后，更定制度，内则禁军置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而以枢密院总领之。 有征伐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罢。 为防制汉人起见，地方冲要之地，皆以蒙古军及探马赤军戍守，江淮以南始以汉军及新附军屯驻。 军士的册籍，掌于枢密院，除一二长官外，他人皆不知其实数，以防汉族窥其虚实。 但各地驻军长官，世守不易，多与富人结党，侵渔百姓，因此将卒流于骄惰，武力乃日就衰落。 元代中统元宝交钞，此钞面值为一贯。 蒙古入中原后，最初沿用金的刑法，甚为严苛。 元世祖灭南宋，开始制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 《元律》仍因循前代刑法，备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制，用法则颇从轻典，对死刑的判决，可称审慎。 但其弊生于宽纵，以致凶顽不法之徒，不知戒惧，而善良百姓，反无以申其冤抑。 同时因元室尊崇宗教，僧道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僧道犯轻罪者，有司可以不问。 而法律对待蒙古人及汉人，更不平等，例如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殴死汉人，不过罚其出征，并征其烧埋银而已。 二、社会情况（一）宗教蒙古大帝国（包括元及四汗国）跨有欧亚两洲，幅员极广，而其版图内的民族，也异常复杂。 他们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维持其政治及社会秩序。 西方各汗国，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东方大汗的元，则以喇嘛教为国教。 同时，蒙古人对于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以元室而论，他们虽崇信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 因此不论中国固有或是外国传入的宗教，都能自由发展，一时称盛。 喇嘛教为佛教密宗的一支，约于唐中期传入吐蕃，专以祈祷禁咒为事。 佛教自唐代遭会昌法难，其后宣宗虽恢复佛法，但盛况已不如昔。 后周世宗时，佛教再度遭受打击。 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护下，颇有复兴之象。 当时禅宗及其他诸宗，均大师辈出，但人才之盛，已远不如唐代。 北宋末年，因徽宗笃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 南渡以后，理学昌盛，佛教益趋不振。 元世祖时，喇嘛教传入中国。 这时密宗在中国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于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会上，均占有极高的地位。 世祖初伐吐蕃时，曾与喇嘛扮底达讲和，可见当时喇嘛教在吐蕃的势力之大。 吐蕃既服，世祖携喇嘛八思巴而归，即位以后，尊为国师，号为大宝法王。 他曾为蒙古创制新字，在此以前，蒙古并没有文字，文书多借用畏吾儿文。 其后八思巴返回吐蕃，世祖授以吐蕃的统治权，以酬其劳绩，这是以宗教领袖统治吐蕃的开始。 而喇嘛教在中国的流布，也日益广大。 世祖以后，历朝皇帝即位时，俱受喇嘛教戒律，渐至蒙古各部族，都奉其教。 皇室用于佛事的钱财，要占国家政费的泰半。 寺院拥有庞大的产业，而番僧更是骄纵不法，为害社会。 例如世祖时，番僧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曾发掘宋室诸陵，及其大臣冢墓百余所；包庇平民不输租赋者，达二万三千户。 其余如夺人产业、奸污妇女等类的事，更为习见。 ［参看《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传》；余元厂《西藏喇嘛教史》（载《现代佛教文选》）］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为最。 宋室姓赵氏，不能以老子为祖，真宗乃别造一道教之主，名赵玄郎，号为玉皇大帝。 又赐信州道士张正随（汉张道陵后裔）号为虚静先生，为立授箓院及上清观（今名太上清宫，在江西贵溪龙虎山上），免其租赋。 其后张氏历世相传，皆由宋室赐号，是为正一教，世称其教主为正一天师或张天师。 此外并于京师大建宫观，以宰相领之；各路也遍置宫观，以侍从诸臣的退职者领之，号为祠禄，至南宋不改。 徽宗信道益笃，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益盛。 南宋诸帝，虽未加以提倡，但道教仍为民间所普遍信仰。 张天师也仍旧是道教的宗主。 北方在金人的统治下，道教的新宗派先后建立，最著者有全真教、太一教及真大教三派。 全真教为金世宗时道士王喆所创，此派主修命之说，先使人修孝谨纯一之德，然后学道。 太一教为金熙宗时道士萧抱真所创，因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而得名。 真大教为金季道士刘德仁所创，其教以苦节危行为宗旨，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 蒙古初盛时，全真教道士邱处机（自号长春子）甚受成吉思汗的礼遇，命其掌管全国宗教。 真大教自刘德仁五传至郦希诚，见知于宪宗蒙哥，始名其教曰真大教，授希诚太玄真人，掌管教务。 太一教自萧抱真五传至李居寿，世祖于京师建太一宫，命居寿居之，并赐以太一掌教宗师印。 但元室崇信喇嘛教，僧徒气焰极盛，相形之下，道教的光彩大减。 世祖并曾命烧去若干捏合不实的道教经典如《老子化胡经》等，禁止官民人等收藏此类文字。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迫害行为。 ［参看傅勤家《道教史》，页二〇七至二〇九］世祖以后的各代君主，对于各派首领，也都加以封号。 道教在民间，极为流行。 元代基督教通称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约有三解，即福分人、徒众及上帝之子。 唐时，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即聂斯托里派），曾经流行中国，后因武宗的禁止而至绝迹。 到元，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 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正值欧洲人组织十字军讨伐西亚的回教徒。 蒙军于西征途中，击破不少回教国家，因此欧洲的基督教徒，颇想与蒙古联盟，以夹击回教徒。 定宗贵由时，罗马教皇曾派遣使者，谒之于和林。 世祖时，教廷又派法兰西斯克派（Franciscans）教士东来，由海道至大都，世祖许其设堂传教，信徒达数千人。 南方的扬州、杭州、镇江、泉州等地，则为聂斯托里派布道之区，其后基督教传布日广，今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均有教徒居住，时与佛道教徒发生冲突。 而法聂两派，也自相倾轧，以致始终未能奠定稳固的基础。 元末，罗马教皇曾选定教士，委任主教，准备来华整顿教务，但以主其事者漠不关心，遂无结果。 不久，元帝国崩溃，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在中国也随之消灭。 回教元时称木速蛮教，自唐武宗时遭受打击，其后虽在中国日渐销歇，但流布于天山南路地区。 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域回教国畏吾儿率先归服，畏吾儿人且有从军助征者。 其后蒙古数度西征，西域回教徒仕于蒙古者益众。 世祖统一中国后，更盛用西域人，当时蒙古的王公大臣，也有信奉回教的。 因此回教流传中国，尤以西部边地为盛，西南方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以及云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 （二）工商业与交通唐代手工业已甚发达，主要的产品，则有苎布、纸及丝织品等。 宋代手工业更有进步，且有分工专门的趋向，制造技术，也因之益加精巧。 宋代的手工业品，最普遍的为衣料，其种类则异常繁多。 如丝织品，即有绫、罗、、纱、等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 其他如纸张、瓷器、漆器，都是当时著名的产品，与丝织品同为重要的出口货，甚受外国的欢迎。 元自太祖起，即奖励工艺，每于战争中俘获工匠，必予以优待。 世祖仍然重视工艺，因此当时工部的组织庞大，设官特多，也可想见当时手工艺的兴盛。 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世祖时来中国，仕于元廷，累官至枢密副使。 他在中国居留达十七年，始返意大利。 返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道中国的富庶。 据游记中说，当时中国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产品的精良，都远过欧洲。 这部书不久轰动全欧，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他们争来东方，以达成其通商、传教和其他种种目的。 由于手工业的兴盛，商业也随之发达。 唐末藩镇及五代割据诸国，均重征商税，以自赡给，因此商业遭受严重的摧残。 宋太祖开国之初，即厘定税则，积极整顿，商业的发展，才步入正轨。 其后商业日益发达，社会风气也日趋奢侈。 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是当时大商业都市，其繁华绮靡，为史书所盛称。 南宋时，同业商人已有团、行的组织，类似现代的同业公会，用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抗拒外来的侵犯，这是商业发达后的必然现象。 元代的国际贸易，其盛况更超越宋代。 北宋时，西夏崛起，中国与西域的交通为其断隔，双方的贸易也因而停顿，但南方海港的贸易，仍不逊于唐代。 南渡后，海上贸易益繁，泉州（今福建晋江市）、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均为当时著名的通商口岸。 及至蒙古大帝国兴起，地兼欧亚两洲，其间若干小国，都被消灭，因此中西交通，较前便利得多。 而蒙古人又为了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异常重视交通的设施，诸如建筑官道、设置驿站以及增修交通线上的守备等，更加增进交通的畅达。 因此西域人及欧洲人由陆路或海路来华的，络绎不绝。 元世祖时，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杭州、广州、温州等地，均设有市舶司，而以泉州的商业为最盛。 当时的出口货物，仍以绸缎、瓷器、漆器等为大宗，入口货则有香料、珍珠、宝石、毛毡及波斯绘画等。 元代交通的发达，与驿站制度的完善有关。 元代驿站，创于太宗窝阔台时，蒙语称为站赤。 其法于道路沿线设站，每站设置驿马，以供政府运输。 其时察合台、钦察诸汗国，也于境内设驿站，相互衔接，交通称便。 世祖灭宋后，更通盘筹划，制度益臻完备。 除原有的驿站外，更设一种急递铺，专司递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急速文书。 又创海上运输的办法，自江南运粮，以给京师，每年运粮达三百余万石。 国际交通，约有三线。 海道自泉州出口，远航爪哇、马来、印度、锡兰、波斯及君斯坦丁等地。 陆路有二道：一自敦煌经哈密及天山北路的察合台汗国境，然后贯穿钦察汗国，西至克里米亚（Crimea）半岛诸港；一自敦煌经天山南路，越葱岭，然后至波斯诸城。 这三条路，维持着东亚与西亚乃至欧洲间的交通，其盛况是空前的。 三、帝国的瓦解（一）汗位继承的斗争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铁木真的称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号。 其后太宗窝阔台之立，虽未先经部众大会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遗命，部众始无异议。 到定宗贵由继位，已有争端。 定宗殁后，太宗及拖雷后人，各欲争立，宪宗蒙哥（拖雷长子）因拔都及兀良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 宪宗嗣位后，分遣宗室诸王于边远地区，而以其弟忽必烈领治汉地民户，由是太宗子孙与拖雷子孙，相互仇恨。 宪宗死后，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惯例，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自立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世祖季弟阿里不哥不服，自即汗位于和林，世祖自将击定之。 继而太宗孙海都叛于海押立（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元师讨之，虽获克捷，但以其地险远，未能深入穷追，因此师还之后，海都势力复炽。 至元二十四年（1287），海都复诱镇守辽东的宗室乃颜叛变。 同年，世祖亲征平之。 二十六年（1289），海都犯边，进至和林，世祖自将讨之，海都退走。 其后世祖常以亲王宿将，统重兵驻守和林，而海都猖獗如故。 世祖鉴于以前汗位继承的纷争，乃仿效汉制，定传子之局。 因其长子早死，乃立次子真金为太子。 但自海都叛后，大汗的命令，不能推行于各汗国，蒙古大帝国因以解体者达五十年。 而世祖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仍不因传子之局已定而稍减。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死。 而太子真金先死，因此诸王中颇有觊觎帝位者。 重臣伯颜，奉世祖遗命，立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是为成宗，诸王始无异议。 成宗大德五年（1301），海都大举入寇，成宗命兄子海山击之，海都走死，子察八儿立，其势遂衰。 成宗在位十三年而死，太子德寿早卒，左丞相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临朝，并以宗室阿难答（世祖三子忙哥剌之子）辅政。 而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遣使迎海山于漠北，并杀阿忽台等。 海山至大都（今北京），杀皇后及阿难答，然后即位，是为武宗。 武宗至大三年（1310），察八儿入朝，蒙古大帝国经五十年的分裂，至是再告统一。 但诸汗国皆渐趋衰乱，元政也日益败坏。 至大四年（1311），武宗死，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立，是为仁宗。 仁宗本有传位武宗子和之约，因奸相铁木迭儿进言，乃有传子之意，因于延祐二年（1315），出和镇云南。 武宗旧臣皆感愤怒，遂于次年奉和谋叛，事败走漠北，依察合台汗国，仁宗乃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 七年（1320），仁宗死，太子即位，是为英宗。 至治三年（1323），英宗为臣下所弑，诸王迎立也孙铁木儿（成宗侄）于北边，是为泰定帝。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殁于上都（即开平），太子阿速吉八继位，是为天顺帝，年方九岁。 大臣燕帖木儿时在大都，尝受武宗恩宠，因而思立其子，既闻泰定帝死，乃迫胁百官，迎武宗长子和于漠北，次子图帖睦尔于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同年，图帖睦尔先至大都，即皇帝位，是为文宗。 天顺帝遣兵来伐，为燕帖木儿所败，天顺帝不知所终。 次年，和也即位于漠北，是为明宗。 文宗逊位，并遣燕帖木儿往迎明宗，明宗乃立文宗为皇太子。 既而明宗暴死，文宗复即帝位。 至顺三年（1332），文宗死。 其后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时年七岁，在位仅两月而死。 文宗后复立宁宗兄妥欢帖睦尔，是为顺帝。 自成宗（1294年即位）至顺帝（1333年即位），前后四十年间，竟更易了十个君主。 他们至少有一半于嗣位时发生纠纷，掀起政变或战争；同时每次皇位继承的争执，多由臣下发动，真是历代少有的怪现象。 由于臣下操纵皇位继承的斗争，常造成权臣的擅柄，如仁宗时的铁木迭儿，文宗时的燕帖木儿，均专权骄恣，诸多不法。 因此元的政治，始终无法步入正轨。 （二）顺帝的失政元朝的政治，始终没有清明过，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一、皇位继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时生皇位继承的斗争，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 同时权臣每乘此种机会兴起，专权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机。 二、君主们没有接受汉族传统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纵嗜利，穷奢极侈。 他们任用计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贪污风气。 三、过度的种族歧视，压迫汉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组织，又不足以控制汉人，因而乱事时起，末年尤甚。 四、崇信喇嘛，耗财过巨，而喇嘛又多骄纵不法，恣意扰民，社会为之骚乱。 以上各点，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于造成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则与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 蒙古人虽以善战震惊世界，但就文化水准而言，仍不脱游牧民族的本色。 他们的保守性甚强，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汉文，对汉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压制、歧视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 以部落社会的政治技术，去统治农商业社会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 蒙古自铁木真称大汗（1206）始，中经三次西征，建四汗国，直至忽必烈吞并南宋（1279），其间不过七十四年；灭宋之后，不过九十年（1279～1368），元帝国便归于瓦解。 其起灭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结果。 元世祖后期，重用计臣，以事聚敛。 他初以阿合马掌财赋，兴办铁冶，增加盐税，并调查江南各地户口，以增税课。 卢世荣继之，凡利之所在，莫不尽量争取，后以贪横伏诛。 继而世祖又宠任世荣党桑哥，桑哥既用事，遣使清理诸路钱谷，法令苛急，四方骚动，其后也获罪而死。 元代政治的不良，在此时业已奠下基础。 成宗即位后，政治仍无起色，因缅甸内乱，用兵数年，死士卒及民夫数十万人。 政治上仍贪黩成风，曾有一次罢黜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的纪录。 武宗好酒色，尤崇信番僧，番僧侵渔百姓，甚至殴打官吏王妃，武宗均置之不问，当时的政治如何，可以想见。 仁宗最初颇有改革之志，武宗方死，即诛乱政大臣脱虎脱等，并引用旧臣程鹏飞等十余人，共议大政，一时政治颇有改观，但不久即宠信奸臣铁木迭儿，并以计臣张闾检括民田，务为贪刻，以致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仁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益烈，政治也更加紊乱。 元中叶以后，国家税收，较世祖时增加二十余倍，但国用仍患不足。 由于元室不能量入为出，而致佛事的靡费、诸王贵戚以及恩幸的赏赐，均漫无节制，因此虽尽量搜括，收支仍不能平衡。 ［参看《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一》］顺帝即位后，以权相伯颜（与元世祖时的伯颜同名）秉政，而自居深宫之中，不亲政事。 这时水旱疫疾以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大困。 至元三年（1337），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发生民变。 元廷愈忌汉人，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军器，伯颜更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幸而未成事实。 叛乱虽不久平定，但政治的颓风仍丝毫未改。 六年（1340），伯颜因罪窜死，顺帝继以伯颜侄脱脱为右丞相，政治略有改革，但各地天灾频仍，叛乱不绝。 至正七年（1347），沿江盗起。 这时的蒙人，早已失去昔年的勇武，因此无力平乱，甚至有时官军万数，反为劫贼数十人所败。 次年，方国珍起兵于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攻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各地叛乱，日益扩大。 十年（1350），元室更定钞法。 元自世祖以后，钞票愈发愈多，币值日低。 至此更印新钞，行之不久，物价腾贵，郡县皆以货物相交易，钞票不能通行，国用大感困乏。 次年，元室以黄河屡次溃决，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加以修治。 鲁征用黄河南北军民十七万人从事修河，历时八个月而就。 鲁治河颇有成绩，但劳民动众，益增百姓的反感，因此并未能发生安定民生的作用。 相反的，乱事日趋严重，终使元室走上倾覆之途。 （三）群雄起兵与元室颠覆元末，因政治腐败，民乱四起，其中有一支专以宗教迷信惑众作乱的，名白莲会（又称白莲教）。 元末有韩山童者，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自其祖父，即以白莲会烧香惑众。 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地区的愚民多信奉之。 其信徒有刘福通者，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人，更为山童鼓吹，谓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谋起兵，以红巾为标志。 事为官府发觉，捕诛山童，山童妻及子林儿逃走。 福通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纠众而反，攻破颍州，连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及光州（今河南潢川县）、息州（今河南息县），声势日盛。 十五年（1355），福通迎立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都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并建元龙凤。 韩氏在下层社会中本有甚大魔力，又自称宋后，以复兴民族为号召，因此林儿称帝后，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为主。 这时反元的势力极盛，黄河南北以及陕西、宁夏、四川等地，莫不被其兵锋，甚至一度攻陷上都。 但他们各自为政，不易统率，力量既难集中，又无久远的计划，因此终不能颠覆元室的根本。 南方的起兵者，也有多起。 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以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较大。 士诚本以运盐为业，于至正十三年（1353），结合盐丁举事。 最初他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市），称诚王，国号大周，其后移都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并自称吴王。 他的地盘，最盛时南至绍兴（今浙江绍兴市），北至徐州，东至海，西至今皖西豫东一带。 国珍也以贩盐为业，起兵于至正八年（1348），他割据浙东，扰乱江南方面的海运。 长江中部的起兵者有徐寿辉，他于十一年（1351）称帝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国号天完，据有江西湖广之地。 二十年（1360），寿辉为部将陈友谅所杀，友谅自称皇帝，国号曰汉，定都于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尽有寿辉之地，势力甚强。 长江上游，则有明玉珍，他最初起兵于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响应徐寿辉，其后改向西北发展，转战于川陕之间。 十七年（1357），乘川中空虚，守将内讧，乃攻陷重庆。 最初他仍奉徐寿辉为主，二十二年（1362），始称帝于重庆，国号曰夏。 朱元璋，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布达拉宫藏。 以上所说的群雄，虽然地大势强，却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者。 最后的胜利归于朱元璋，他是恢复汉族故土、把元顺帝赶到塞外去的英雄，也是后来大明帝国开国的皇帝。 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人，幼年家贫，父母兄相继病殁，因孤独无依，曾入当地的皇觉寺为僧，并常行乞于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及其附近诸州。 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起兵于濠州，元璋从之，屡立战功。 次年，元璋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市），而子兴势力日弱，以所部万余人就元璋。 十五年（1355），子兴病死，元璋得统其余众。 次年，元璋攻下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自号吴公，并称臣于韩林儿，奉龙凤年号。 他的地盘介于张士诚、徐寿辉之间，东西应战，异常艰苦。 鄱阳湖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趁朱元璋主力在外，江南空虚，集六十万大军围攻江南要地洪都。 朱元璋一面令洪都守将坚守，一面调主力回返。 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到达湖口，同时命两部分据泾江口与南湖嘴，以切断陈军水上归路。 陈闻朱军来，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应战。 首战康郎山水域，朱军虽数次不利，但拼死力战，陈军不支，北逃至渚，朱元璋则驻左蠡。 两军再战，陈军再败。 八月，陈友谅率舟师冒死向北突围，在南湖嘴遇朱元璋早先部署的伏兵，兵败身死。 此役，陈友谅不能以一部监视洪都之敌，主力直攻朱重地应天，而顿兵坚城，连月不下。 在鄱阳湖中决战失利，又不能及时舍舟登岸，终难逃败亡命运。 朱元璋料敌机先，危机时刻又能挥军力战，终能全歼强敌。 当刘福通等人初起时，元丞相脱脱亲自率兵征讨，连战皆捷。 既而顺帝信纳谗言，流脱脱于云南，国事乃益不可为。 赖有颍州沈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人察罕帖木儿起兵扶元，转战黄河南北，所向克捷。 元室始得苟延岁月。 至正二十二年（1362），察罕帖木儿遇刺，子扩廓帖木儿继统其兵，扫平山东地区的反元势力，北方稍得宁静。 至于南方群雄，元室却无可如何，而朱元璋的势力，日见膨胀，成为元室的最大敌人。 平定张士诚示意图。 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尽有陈友谅之地，全控长江中游，随即东下，准备消灭士诚。 考虑到张所据地南北有长江相隔，兵力不便支援，朱将进攻分为三个步骤：先淮东，次湖、杭，后平江。 淮东：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命徐、常水陆并进，北渡长江，抵海安，围泰州。 士诚以水师一部游弋靖江北，又一部分攻宜兴、吉安、江阴，企图调动朱军。 朱以少数兵力增援长江水寨以应靖江，又亲率部队以应江阴之敌，以保障主力在江北作战，于是张北援之计划全部不能得逞。 同年三月，徐达攻克泰州，次年三四月间，相继攻占高邮、淮安、兴化、通州、濠州、徐州等地，全据淮东。 浙西：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挟淮东之胜势，再攻浙西。 扬言进攻平江，主力由应天出太湖，折而向南，突然进围湖州，张士诚派大军六万自平江进援。 援军迫于明军势力，停驻旧馆，筑寨自固。 明军在旧馆东南筑十垒，切断援军与平江的联系，湖州、旧馆两处均处孤立。 朱又命李文忠一部自严州进攻杭州，以牵制张士诚兵力。 张士诚数路援军被明军击退后，湖州、旧馆、杭州三地守将被迫投降。 平江：湖、杭既下，明军已然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之势。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平江外围要点尽下，明军于是包围平江孤城。 次年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 不久朱元璋又迫降浙东方国珍，江南基本统一。 此役，朱元璋兵力占优，但并不因之而分兵，仍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去敌羽翼，再取腹心、稳步进取的方针，因之在整体、局部均未曾失利。 明军北上灭元作战经过示意图。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制定北伐方略，即在山东、河南、华北逐次歼敌，先剪元室羽翼，再捣其腹心大都的方针。 十月，徐、常率主力自淮安北上，张兴祖部沿大运河北攻，以策应主力。 十一月，徐、常克沂州、益都。 十二月下济南。 同时孙兴祖也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山东之敌肃清。 次年二月，徐达率山东兵力溯黄河西进，攻汴梁，邓愈一部则出襄阳，北攻南阳，配合徐军。 三月，徐军迫降汴梁守军，再西进下洛阳。 元将李思齐部弃潼关西逃关中，明军乘势占领潼关，关中之敌因之不能东出向大都进援。 同时，邓军也占领南阳，河南之敌由此肃清。 同年七月，徐达集结各军，自汴梁北渡黄河，攻下彰德等要地，进入临清。 二十六日，诱歼元军主力于通州城下，顺帝北逃，徐军于八月初二进入大都，元朝灭亡。 九月，命常遇春下保定、真定。 十月，冯宗异军亦北渡黄河取怀庆，进入山西。 又攻克泽州、潞州。 此时元军王保保率山西元军北出大同，企图经保安进袭大都。 徐达军遂西出井陉攻打王巢穴太原。 王急回师，两军于太原附近遭遇。 徐出兵夜袭，王仅率数骑窜逃，明军乘势攻占太原、大同，继又进入陕甘。 至此，元室主力消灭殆尽，明统一天下已然在望。 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部将吕丰攻杀刘福通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朱元璋遣将击走吕丰，迎韩林儿至滁州，仍奉其年号。 同年，陈友谅率军东下攻元璋，大战于鄱阳湖，友谅中流矢死。 次年，元璋进克武昌，湖广江西诸州县，相继归降。 二十六年（1366），元璋遣将攻张士诚，并害死韩林儿。 次年，元璋平张士诚及方国珍，进克福建，并以徐达、常遇春统兵北伐。 二十八年（1368）初，元璋称帝，定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市），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明北伐之师，连陷山东河南，八月，明师入大都，顺帝北逃开平，历史上的元代，到此结束。 同年，明师破扩廓帖木儿于太原，遂定山西；两广之地，也为明所得。 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克开平，顺帝再走，明师并击定陕甘。 次年，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 四年（1371），明遣汤和、傅友德征四川，明升（玉珍子）出降。 十四年（1381），明以傅友德、蓝玉、沐英讨伐盘据云南的元室余孽梁王，次年平之，至此中国完全统一。 二十年（1387），又遣冯胜、傅友德、蓝玉讨灭为患辽东的元丞相纳哈出。 元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 明将李文忠进克应昌，元嗣君北走和林。 明师俘其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兵民五万余人。 太祖对元俘甚为优待，对漠北元裔也未深入穷追。 洪武十一年（1378），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屡次犯边。 至明师平纳哈出，太祖乃命蓝玉乘势北讨，败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儿海（即今内蒙古与蒙古国交界的贝尔湖），俘其众八万余人，蒙古经此打击，其势益弱。 其后蒙古内部不安，部帅时起纷争，自脱古思帖木儿五传至坤帖木儿，均为臣下所弑。 坤帖木儿死后，部将鬼立赤自立，改称鞑靼可汗。 蒙古大汗的系统，从此中绝，这时已是洪武末年。 至于蒙古所建的四汗国，自元初起即相互攻战。 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为察合台汗国所并，其主察八儿降元。 明太祖洪武初，察合台汗国的臣下帖木儿，崛起于撒马尔罕（Samarkand），灭察合台汗国。 洪武末，又并伊儿汗国，建立帖木儿大帝国；钦察汗国也臣事之。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死，帝国又告分裂，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是时钦察汗国既衰，所统俄罗斯诸侯渐谋独立。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独立，连败钦察汗军。 此后莫斯科公国逐渐扩展，至16世纪中叶，遂灭钦察汗国，四汗国至此全部沦亡。 发布时间：2025-05-26 17:15:46 来源：班超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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