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再谈《论语新解》 内容： 一今天接着来讲《论语新解》，特别重要的是讲《论语》朱《注》与二程相异处。 朱《注》不易看。 好像处处在尊二程，实则朱《注》不同意二程处甚多，只是避而不谈。 西方人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我们自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年轻一辈多喜菲薄前人，此一风气实不足取。 朱《注》于二程说有赞成，有反对，亦有依违，只看注文甚难看出。 须参读《朱子语类》。 抗战时在成都，因胃疾休养，从头读了一部《朱子语类》，三个月时间全书看完，我才懂得。 此事距今已二十年。 最近写《新解》，又重翻《论语》。 我《新解》对于程 朱之从违，读者亦不易知，今天略举数例，以资说明。 上次讲朱《注》，正文与圈下所引二程语意义亦有不同，此在诸位自去仔细对读。 如《论语学而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朱《注》：学之为言，效也。 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 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习，鸟数飞也。 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说，喜意也。 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 下引程子曰：习，重习也。 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 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 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 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 坐如尸，坐时习也。 立如斋，立时习也。 《语类》朱子答弟子问有曰：若伊川之说，则专在思索，而无力行之功。 如上蔡之说，则专于力行，而废讲究之义。 似皆偏了。 故朱子此处引程子语，复引谢氏语，庶于两方兼顾。 清儒颜习斋攻击朱子，主张轻读书而重实习，自号习斋。 其实仍只陷于谢氏一边，未能顾及程子时复思绎四字去解释时习之意。 其未能细读朱《注》，更自可见。 今看朱《注》：习，鸟数飞也。 明承谢上蔡之意，兼以效字、觉字训学字，意义周浃；而从觉字义中便可包括了程氏之思绎义。 我的《新解》则说：学，诵习义。 凡诵读、练习皆是学。 旧说：学，觉也，效也。 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 然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则二义仍相通。 此则是我自己讲法，依然采用效字与觉字来训学字，又明白举出诵读练习两项。 以诵读为学，依然采用朱子，但朱《注》此处却未明白举出，故又增上社会文化日兴以下数语，为之阐申。 而习斋语之为偏见，显然可见。 《新解》时习二字云：此有三说。 一指年岁言。 古人六岁始学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歌诗舞蹈。 此指年为时也。 二言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秋冬学书礼射猎。 此指季节为时也。 三指晨夕言。 温习进修游散休息，依时为之也。 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 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也。 我此讲法，仍自根据朱子而加似变化；而引用古人实例，则诵读亦是学，可以不烦再论。 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两句，朱《注》：朋，同类也。 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 下引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 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此条骤看似无问题，但《语类》有人问：程子之意是否如《中庸》舜善与人同之意？ 朱子告以不要如此引申推想。 舜善与人同，乃《中庸》《孟子》中语，《论语》中无之。 朱子教人读《论语》应专管《论语》，且莫问《孟子》《中庸》，千万不要牵合他说强通为一。 此是朱子教人读书极关重要之一项，学者最当注意。 在朱子认为此种牵引强通之习，自程子以来，已有三十年之久，因此讲古书尽讲向高处、虚处，反而会把古书走失了原样。 只是朱子仍将程子说引在下面，其意只谓：先读了他自己所注，然后再推及程说，便可无弊。 此是先求专精，再作会通，此种会通，乃始是新会通。 其意极为深允。 我《新解》中注此两句云：朋，同类也。 志同道合者，知慕于我，自远来也。 此则仍依朱《注》而稍详释之。 朱子尝云：尧 舜以下不可无孔子，孔子而后不可无孟子，孟子而后不可无二程。 此乃对二程极表佩服之语。 但朱子又云：圣人之意，乃在日用常行之间，《论语》中无悬空之语。 汉以后人多在训诂方面讲《论语》，二程则发明圣人道理，使人激昂向上，惟失之稍高。 又认为当时说经有四病：一本卑作高，二本浅作深，三本近作远，四本明作晦。 我们当据此四点来寻朱《注》之用心。 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两句，宋人善讲义理，于此两句解释明惬。 读者试看后来清儒之说，便知他们说义理，远不能与宋儒相比。 我以上只举《论语》首章为例，便知注书工夫之不易。 而读注文者，亦须仔细咀嚼，莫轻易忽过，其事亦从可知。 二《宪问篇》又一章：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 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章文字易读，但在义理上，程、朱却发生了极大歧见。 朱《注》引程子曰：桓公，兄也。 子纠，弟也。 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 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 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 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 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 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仇也。 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 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 后虽有功，何足赎哉！ 朱子引程说后自加按语曰：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 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 此则明与程说不同。 《语类》一弟子问：伊川言：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 知辅之争为不学，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 窃谓天下无两可之理，一是则一非。 如两可之说，恐亦失之宽否？ 今朱《注》云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可不死，则并无两可之说。 一弟子问：管仲之功可掩其前过否？ 朱子曰：管仲义不当死。 又答另一弟子问曰：圣人无说，见得不当死。 即据《论语》本文，推说孔子本义，而程说之误自见。 朱子说此章，说到无文字处去，可谓聪明绝顶。 清人只重考据，并只能考据其事，却不注意到在事背后之种种义理。 此就偏了。 而且他们责朱子将桓公、子纠兄弟辈次讲错。 实则将辈次讲错者乃程子，非朱子。 朱子所以仍引程子说者，因程氏考据虽错，然有其一套义理在。 但程子说实非注书，而是自立说。 朱子意：程氏此套义理，也可作参考；而其自下注，则只曰管仲无罪一语解决了。 三又《述而篇》：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朱《注》：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 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 此条注文，即论文章，亦臻绝佳之境。 程子曰：孔子盛时，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及其老也，则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矣。 盖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 程子此条亦有其精彩处，但不如朱《注》之简净。 程子另有一语云：孔子之梦周公乃因其思。 （见《二程遗书》）此乃谓至人无梦，孔子只是思周公，并未真梦见。 此则曲说，朱《注》未录。 朱子弟子又因朱《注》与程说不同而发问，朱子答曰：梦见亦何害。 今有人梦见平生所不相识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盖有之。 夫子之梦，固与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 即如孔子梦两楹之奠，岂可说是思不是梦？ 朱子说此种梦乃是一种朕兆，所说极有理。 若程子说：孔子盛时，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说孔子未见周公则不能梦周公，定要避去梦字，反觉拘泥。 《语类》中批评程说非是，当有数百条之多。 清儒不分程、朱，一并攻击，可证读书粗心。 其实他们连《语类》也不读，则自然见不到朱《注》之精密处。 四又《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朱《注》：《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 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 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 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 下引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 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若以庄 老佛家之意见评之，似圣人之心，时不免有滞于物。 程伊川即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 故疑三月二字乃是音字之误。 《语类》朱子答弟子问曰：此处最要看他不知肉味处，最有意思。 盖夫子知《韶》之美，一闻之，则感之至深；学之三月，故至于不知肉味。 若道一闻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无此道理。 伊川疑得自是。 但《史记》上有学之二字，伊川恐适不曾考到此耳。 但我之《新解》，于程、朱两说，均不赞成。 因曰：子在齐闻《韶》：《韶》，舜乐名。 或说：陈，舜后。 陈敬仲奔齐，齐亦遂有《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史记》作学之三月，谓在学时不知肉味也。 或说：当以闻《韶》三月为句。 此三月中常闻《韶》乐，故不知肉味也。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孔子本好乐，闻《韶》乐而深美之，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则其好之可谓至矣。 于是而叹曰：不图为乐之移人有至此也。 或说：斯字指齐，谓不图《韶》乐之至于齐。 今按：本章多由解。 一旦偶闻美乐，何至三月不知肉味？ 一不解。 《大学》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 岂圣人亦不能正心乎？ 二不解。 又谓圣人之心应能不凝滞于物，岂有三月常滞在《韶》之理？ 三不解。 积此三不解，乃多生曲解。 不知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也。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亦一种艺术心情也。 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 读书当先就本文平直解之，再徐求其深义。 不贵牵他说，逞曲解也。 我在《新解》中每章必附一白话译文，此章之白话译文云：先生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三月来不知道肉味。 他说：我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的。 自谓将《论语》本文原义解出。 若论义理，孔子实深具一种艺术心情，或说诗人心情。 此章大似一首诗，实乃诗中之赋。 《新解》此章，摆脱了朱《注》束缚。 但不知我此解法，究比朱《注》胜否？ 诸位在此刻，自无法遽下评判，但举出来也教诸位知道读《新解》也就不易而已。 五又《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注》曰：射不主皮，《乡射礼》文。 为力不同科，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 皮，革也。 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所谓鹄也。 科，等也。 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 《记》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 正谓此也。 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 下引杨氏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 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程明道以为射不专以中为善，朱子未采其说。 清人引汉儒古说来推翻朱《注》，但清儒实并不知明道与朱子间已有不同，而朱《注》实难推翻。 清儒对此章讲了许多考据，但于义理上则仍有不通处。 《新解》则曰：射不主皮：古之射，张一布，称为侯。 或画五采画兽，为正。 或于布中心贴一皮，或熊或虎或豹，为鹄。 不主皮，或说：射以观德，但主于中，不主贯革。 皮即革也。 或说：主皮之射见《仪礼乡射礼》，贯革之射见《小戴礼乐记》，二者有别。 贯革谓射穿甲革，如养由基射甲彻七札之类，此乃军射。 礼射则用皮侯，不用革。 今按：射必主中，断无不主中而为射者。 射不主皮，既不能解为不主中，则上说但主中不主贯，自为正解。 射既有中与贯之别，则贯指革言，亦自无疑。 射不主皮，谓皮可以该布，又何不可以该革？ 故知上解主皮为贯革，通上下文而说之，亦自见其可信。 《仪礼》《小戴礼》两书皆出《论语》后，不得以两书或言主皮、或言贯革，遂谓《论语》主皮决不指贯革也。 为力不同科：科，等级义。 人力强弱不同第，故射主中，不主贯。 汉儒因见《仪礼》言主皮，《小戴礼》言贯革，疑《论语》此章不主皮，不言贯革，遂疑此句为力不同科另属一事，不连上文。 因解为力乃为力役之事，丁强任力役亦分科。 然当役不得称为力，此解牵强可知。 今不从。 古之道也：《乐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 此谓自武王克商，示天下已平，不复尚多力能杀人，故息贯革之射。 正与《论语》此章所言相同。 今若分《乐记》贯革与《论语》主皮为二，则射不主皮，古之道也语义难解。 盖下逮春秋，列国兵争，复尚力射，如养由基穿七札，见称当时；故孔子慨叹而称古道也。 若必本《仪礼》为说，《仪礼》显出《论语》后，岂其所记各射，孔子时皆不然，而概称为古之道乎？ 朱氏注此章，不用汉儒古说，以贯革说主皮，以本章三句通为一气读之，最为允惬。 清儒必据古注驳朱《注》，于射不主皮一语，多引古礼文，而于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两语，终无确说。 就本章文气、语法、字义平直求之，知朱《注》之不可易也。 其说古礼容有违失，终无害于其释大义之是当。 此条驳斥古注以为力不同科为另一事之非，又兼采清儒各家考古代射礼之是者，概括以注本章；而于本章大义，则仍主朱说，采用清儒考据发明朱《注》义理。 至于清儒诸家考据，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不再罗举博辨。 故能使《新解》本文简径明白，不致浩繁难寻。 若读者仍嫌《新解》注文不易读，此乃读书基本程度不够。 然只要能细心诵读数过，亦无真难读处。 若定要一看便晓，则《论语》本书本不应该要求一看便晓也。 六以上只是临时随口举出数例，期能对诸位读我《新解》，以及把我《新解》与朱《注》比读，得些帮助。 至要真有得，则仍待诸位自己用力。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香港 新亚书院研究所学术讨论会讲） 发布时间：2025-05-29 15:57:33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117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