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孔学与经史之学 内容： 一治《论语》者，不仅可以知孔子之学，抑亦可以知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 司马迁有言：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详矣。 孔子亦自言之，曰：我好古，敏以求之。 此即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也。 试观《论语》，自尧 舜以来，迄于吴泰伯、伯夷，下及子产、晏婴之伦，可不谓详乎？ 自孔子以前，学在贵族，古者谓之王官之学。 孔子始以王官之学传播于社会，于是而有百家之言。 家言与官学相对而称。 家言者，一家之私言。 以近世语述之，当称为平民学。 刘歆谓王官之学散而为百家，此盖谓古代学术，乃由贵族学转而为平民学。 换言之，古代学术，乃由贵族阶级下降而散播于平民社会。 而孔子则掌握其转变之枢机。 故论百家，必先及于儒，而儒学则创始于孔子。 孔子乃家言之开山，亦即古代王官之学之传播人。 《史记》谓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 在孔子以前，已有鲁春秋，有百国春秋，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孔子亦日述而不作。 则孔子之前，先已有经籍，为孔子之所学。 汉人称之曰六艺，又曰六经。 然汉人之《六经》，其遂果为皆孔子以前之旧籍乎？ 自汉以后，已迭有知其非者。 此姑勿深论。 但谓孔子以前已有经籍，则断然无可疑。 而后人又谓《六经》皆史。 清儒章学诚备论其义，谓《六经》皆掌于古之史官，史官犹如后世之书吏；史官所掌，乃略类于后世衙门之档案。 《六经》皆史，在章氏之意，谓《六经》即略有类于当时各衙门官方之档案耳。 《六经》既为其时之衙门档案，故遂综之曰王官之学。 惟孔子则研求此种档案而深思独见，有以发挥其所涵蕴之义理，宣扬其大道，自成一家之言。 后世推尊孔子，乃推尊及其所研习，而崇其名曰经。 故就实言之，则经学即史学也。 明白言之，史学即官学也。 则章氏之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言，其所指并不恰当于后世之所谓史。 章氏《文史通义》特有《史释》一篇，阐明此意。 彼所谓《六经》皆史者，其义专有所指，实不遽类于后世之所谓史籍之史也。 然《六经》皆史，其语亦不始于章氏，盖上承明代王阳明之所言。 而阳明之所谓《六经》皆史，则并不如章氏之严格。 其义盖泛谓经学即史学。 其所谓史，殆仅指古籍言，治古籍即犹之治史学矣。 孔子之学，非宗教，故不上求之于天神。 非科学，故不旁究之于万物。 孔子之学，盖本原于人文社会之演进，专就人事而推寻其义理。 虽非狭义之史学，然亦非狭义之官学。 用今语述之，当称之为人文学，庶乎近是。 孔子乃就古代典籍，就其历史演变，而推寻研求人文社会之一切义理之学。 故曰好古，敏以求之。 然孔子之注意于古典籍，仍复有其注意之特点。 孔子固非仅务见闻之博，记诵之广，而惟古之求。 孔子乃于古典籍中，就于历古之仁圣贤人，阐明其所言论，所作为，而求有以会通发见于人文社会之大道。 故孔子之所为学，以今语述之，固不妨称之曰史学。 惟孔子之史学，乃属广义之史学，乃泛指一种全体的人文学而言。 故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春秋》固史籍也，惟此为孔子生平惟一之著作。 孔子有志于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故曰志在《春秋》。 其私人践履之所由始，则始于为子弟之事其父兄者，故曰行在《孝经》。 二然孔子之道大，孔子欲其弟子知所以扼要统宗而求之，故其告子贡、曾子，皆曰：吾道一以贯之。 子贡曰：颜渊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因遂自谓不如。 推子贡之意，乃欲就获闻于孔子之所言，而推类引伸，以及于更广大更泛博，而增益其所不知。 此显为未得孔子一贯之旨者。 而曾子则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后人遂谓曾子传孔子之《孝经》，未尝谓曾子传孔子之《春秋》，其语殆非无本。 曾子之学传而为孟子。 孟子之学，规模较曾子为博大。 然孟子亦知就于一贯之旨，以上窥孔子之所学者。 故孟子能发明性善之旨，而大有功于孔门。 孟子之后有荀卿，其学非孟子而主性恶。 孟子主性善，故偏言仁；荀子主性恶，故偏言礼。 此皆有得于孔子之一偏。 而荀子又有法先王法后王之辨。 法先王必远溯之于上古，法后王则仅自限于当世。 就人性论，苟能远以求之，就其永恒之流变与趋势之大归而观，则人性之终极向善，易于证见。 若专就当前现实，就短时期之演变论之，则常易使人陷入于悲观，每仅见于人性之黑暗与人性之恶。 此荀学之所由与孟异。 故荀子之学，不免偏重于礼法，而忽略于教化。 若就其大体论之，则孟子、荀子皆为史学。 惟孟子直溯远古，而荀子则偏重近世。 然荀子亦言之，曰：知通统类。 又曰：明百王之道贯。 岂不以治史学者必溯流而穷源，始有以明其统类，得其条贯？ 而荀子之教人，则偏重于知今，而较轻于穷古。 孔子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又曰：郁郁乎文哉！ 我从周。 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 此即孔子之法后王，此实为荀子之所承。 孔子亦何尝不重当世？ 然孔子之学，则殊不尽于此而止。 学孔子者，必知周公以前尚复有尧、舜、禹、汤、文、武，然后乃知孔子之学之所由来。 荀子生当诸子竞鸣之际，忧其言无统类，各就所知所见以为言，而求有以建其宗主，而为之限断；故宗主之于孔子，亦限断之以孔子。 在荀卿之意，若复由孔子而上溯，既如墨者之言大禹，庄 老之言黄帝，知不通于统类，则将泛滥而无所归宿。 荀子乃急切以求，斩割以言。 然而不能谓其不有流失于孔子之学统。 然孟、荀皆儒家，要皆知就古以求，而其他诸家，则不复尽然。 盖皆自我而作古。 墨子较先出，尚亦知称道《诗》《书》，上法大禹。 墨者后学则不复治史。 兼爱之说，流衍而为名辨。 引而上之，则复远本之于天志。 其言颇近于西方之所谓哲学与宗教者，而于史学为无当。 道家寓言无实，就尧 舜而上推之于黄帝，益荒唐玄远，其去史实益甚。 道、墨而外，等诸自《郐》。 或主管仲，或主晏婴。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则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更引而近之，主商鞅，主申不害。 此亦一法后王，亦何尝不切己当身？ 此等人之于当时，如管、晏、申、商，其言论行事，亦何尝不见有一时之实效？ 何尝不足以为人所师法？ 然而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 百家之言，因其背于史而亦离于经，于是《诗》《书》古典籍，遂不为彼辈之所重。 此又当时学术界一大分野。 趋于极则终至于有韩非。 韩非从学于荀卿，则知荀卿之即以后王为限断，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然其时则复有专就古籍以为直接孔学之真统者。 鹪鹩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 于是或治《诗》，或治《书》，或治《春秋》，或治《礼》《乐》。 彼不知孔子之所学在是，而孔子之所得则不复在是。 求古而自限于古，不复足以通之今；此荀子之所为欲隆礼乐而杀《诗》《书》者，亦有慨于此辈而然。 此辈姓名不尽传于后世。 虽其声名湮没，然其潜力之在当时，则亦研治学术史者所不当不知也。 三秦之衰，汉之兴，当时之学术界，大略而言，其服务于政府者，知有法律而已。 法律何自来？ 则沿袭之于秦。 其号为深远莫测者，则高谈黄帝、老子。 黄帝、老子何所语？ 曰：莫大于无为。 无为而不可不为则奈何？ 曰一仍旧贯。 若是，则仍守后王之法，仍知循秦人之旧而已。 于是荀卿、韩非、老子，乃汇而为一流。 其游食于诸侯王者，有文学，有纵横，有神仙。 彼辈之所见闻，上之曰陆贾，下之曰蒯通；上下之所通，则曰安期生，曰海上仙人。 彼辈莫不指天划地，睥睨于朝廷王国间，几幸天下之一旦有事，而置身于青云。 否则夸宫室之壮丽，导男女之淫乐，耀药物之珍秘，竞辞赋之奢大，以图当前游食之骄逸。 彼辈盖不得志于朝廷，因亦不安于秦旧，而上觊战国晚世之所有，心期诸王为燕昭，筑黄金台，而自居于郭隗死马之列。 盖如是焉而止。 故汉廷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实起意于复古更化。 更化者，化此晚周亡秦之覆辙。 复古者，复于三代 尧 舜之前轨。 故《诗》《书》之在当时，见称曰古文。 必上窥古文，始知历史渊源。 必知历史渊源，始可以矫挽此晚周亡秦近世之颓波。 则汉廷之宏奖经籍，实亦宏奖史学也。 今试游心而思之，若果汉廷不宏奖《六艺》，一如秦廷之禁锢《诗》《书》，惟留黄、老、申、韩，下及枚乘、司马相如之徒之辞赋；则中国之古史，亦将何所凭借以复传于后世？ 故汉廷之经学，就其实而论之，即当时之史学，而董仲舒、司马迁为其选。 董、马皆治《春秋》，皆史学也。 董子之学，见之于汉廷之制度。 马迁之学，则见之于国闻之整理。 其均为史学甚显。 其他诸儒，亦莫不曰通经致用。 通经则溯诸古，致用则施之今。 此不得谓其无当于孔学之一端。 而流弊所趋，则有两歧。 一曰专经，一曰比附。 何以谓专经之弊？ 经学必称六籍。 以近代观念绳之，若《易经》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史学，《诗经》属文学，《礼》《乐》属政治制度乃及社会风教，亦史学也。 如是则支离破碎，无当于孔学之所求。 孔子之所用心，则在人文社会之整体。 必求于人文社会整体大道有所见，则必会通此诸端者而始有以见其全。 故孔门所治，非哲学，非文学，非史学，非政治社会学。 乃求会通此诸学，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当代，直上直下，而发见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实措之于当身。 此孔学之所宗主也。 若专经则割裂，知其一不复知其二。 离于史学而言经，既非孔学之真旨；即复闻一知二乃至闻一知十，多学而识，终非一以贯之。 此所谓专经之弊也。 何以谓之比附之弊？ 上治古籍，有以窥见于历古仁圣贤人之用心而实措之于当世，斯为明体而达用。 不此之务，而徒援据偏辞，张皇只义，强求会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学阿世。 其流弊所及，则有如京氏之《易》、齐之《诗》、公羊之《春秋》，莫不上尊孔子，侪之为神，而下伍儒生于巫觋。 此之谓比附之弊。 于是物极必反，乃有东汉 马、郑之所谓古文经学者起而代之。 马、郑之学，其长在能有意于笃守经籍之本真。 非通诸经则不足以通一经，故不专治。 淡于用世，故不比附。 虽怪诞未尽，而虚华已谢。 其弊则忽忘于经籍之大用。 王充氏已诽之在前矣，曰：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 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使马、郑复立于孔门，亦极于为游、夏之徒而登峰超极矣。 马、郑之述而不作，非复孔子之述而不作。 其貌似，其神非。 于是经学史学乃相离以为学。 班固、蔡邕为一流，马融、郑玄为又一流。 经、史之分，将如河、汉之不可复合，是则东汉儒者之鄙也。 四魏 晋以下，南朝则史胜，北朝则经胜。 史胜者，似文而实质，以其自沉溺于当世之事变，不能超越现代而游情于古昔。 经胜者，似质而实文，以其上穷往古，可举以与当世现实相绳窍，而有以见当世之不尽是；有所想望参比，而求有以一变当身之卑近。 于是有苏绰、王通之徒，而下启隋 唐之光昌。 唐制袭于隋，隋袭于北周，此皆宇文泰、苏绰之绪余；而唐代诸贤，顾不尊苏绰而好揄扬及于河汾之王氏。 此何故？ 曰：苏绰本于经而向下引致之于史，王通达于史而向上推致之于经。 苏绰之所建树，尽于现实而止。 而王通之所思虑言论者，则每每脱出于当代，寄情于玄古。 经、史之末流，既一分而不可复合，则苏绰偏近史，王通偏近经。 贞观一朝诸贤，讨论政教措施，不甘长自隐于周 隋之胁下，而必上承两汉，远迹三代；则政法规模，虽近袭之苏绰，而风教理据，必仍遵于王通。 此亦唐人之卓识，所以成其为一代之宏制者，固非偶尔而然也。 顾自魏 晋以来，佛学东播；当时之学术界，扩而论之，不仅经、史异涂，抑且理、事分席。 贞观诸贤，伉直如魏徵，其于诤论所及，就当时之见解论之，亦极于就事论事而止。 若必上窥邃理，穷探幽深，非如房玄龄，殆不堪当。 故有唐一代，可以有史学，而不能有经学。 可以有政事，而不能有教化。 教化之与经学，当求之于浮屠，当求之于梵呗；而孔颖达之《五经正义》，遂终不为唐贤所重。 唐人著作，如刘知几之《史通》，杜君卿之《通典》，其卓卓者，皆史学也。 而经学大儒，则蔑焉无闻。 而遂有昌黎 韩愈氏者出。 昌黎之学，非经非史。 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 乃曰所愿则在孟子。 必挽理而归于事，必崇事而会之理。 其自道所学，则曰好古之文，因以好古之道。 道则贯通古今，虽非经非史，而亦经亦史。 经史之所会归，亦会归于道而止。 经史之所本原，亦本原于道而止。 然而此非韩愈氏一人之所能肩之而趋者。 于是而下开宋儒。 五宋儒之学，有偏于经者如王荆公，有偏于史者如司马温公。 荆公、温公新旧之争，不仅争在政，亦争在其所学。 荆公论政，必上追三代，偏于重理想。 温公论政，则依循汉 唐近效，偏于重现实。 现实与理想之分，即史学与经学之分。 苏氏 蜀学近温公，程氏 洛学近荆公。 蔡京擅权，其时则尊荆公，抑温公。 南渡易辙，其时则尊洛学，抑新学。 要而论之，有宋一代之学，经胜于史，是其大趋。 故唐人科举考诗赋，而宋自荆公以下，易之以经义。 此虽温公不能违，可以觇时代之向往焉。 顾就本原论之，则经学实史学也。 偏陷于近代，偏陷于现实，虽曰是史学之恒趋，实非史学之上乘。 偏陷于古典，偏陷于旧籍，虽曰是经学之共向，亦非经学之真际。 王安石自为《三经新义》，颁诸学宫，悬为功令。 其所以必造新义者，夫亦曰：经学贵通今而致用。 西汉之伏、董，东京之马、郑，其义已不足以会通之于宋世，则在宋而治经学，必赋以新义无疑。 新义何自来？ 曰：新义虽仍一本于经，而亦缘起于世变。 必不昧于世变，而又能会通之于旧统，有以见于古今百世之道贯者，而后经学之新义始立。 然则经学之新义，岂不将仍求之于史学乎？ 荆公抱汇古宏今之大愿，而有志于勒成一家言，以一新经学之面目，固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而惜乎当时之趋势附时者，不能通荆公之所通，不能志荆公之所志，则本欲变学究为秀才，转变秀才为学究。 此荆公及身之自叹，不徒可以见荆公之心事，亦以见治经而不能见其大，不能求其通，仍必自陷于汉人之专经比附与夫章句训释之旧阱，而莫能自拔也。 顾荆公本身，亦自有其偏蔽。 荆公创《三经新义》，实偏重于《周官》。 求荆公之用心，极其所至，亦仍犹夫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 荆公亦仅知会通于古今之政制，而未能重定一世之事理。 论荆公之学统，近之则不越欧阳永叔《本论》与《新唐书》诸志之所陈，远之亦仍沿北周 苏绰之遗辙。 故荆公晚年，政治趣味既衰，卜居金陵，转依释氏以自娱。 是荆公虽远希上古，其造诣亦殊未能卓绝唐贤，如房玄龄、裴度诸人之所养。 其本原既非，而高论创制变法，宜不为温公、东坡诸贤所悦服。 故循昌黎之所想望，其先必达于卢陵与临川；而继此益进，又必止夫伊川与考亭。 此有宋一代学术趋向所必然应有之大势。 自今论之，其轨辙盖甚显也。 六盖政制仅事理之一端，而人文社会之事理，必通观之于人文社会之整体，乃始有以见其所以然。 欲识人文社会之整体，固不能昧于古昔，专据现代；故治史者必上通之于经；而经学精神则仍必向于史而止。 必待夫史学之穷本探源而乃始有所谓经学者，其意至于晦庵 朱子而始定。 朱子平生努力，重于述，不重于作。 而其述古之尤大者，则在其《四书集注》。 自今论之，朱子之《四书集注》，即犹王荆公之《三经新义》，皆不过求为经学下新注耳。 唯汉儒治经，侧重于孔子之所由学、所为学，而未能真窥见于孔子之学之所得。 若论孔子之学之所得，则既大备于《论语》。 而《论语》之在两汉，仅为治经籍者幼学之阶梯。 是汉儒治学，实乃由孔以窥经，非能循经以见孔。 汉儒虽尊孔，而未能以孔尊孔，实以尊经者为尊孔也。 故汉儒之学，实经学，非儒学。 朱子尽精竭瘁为《论语》作注，殆是探骊得珠妙手。 然《论语》精妙非可骤见，故朱子教学者由《论语》而下求之；于是有曾参氏之《大学》、子思氏之《中庸》、孟轲氏之《孟子》，合《论语》而定为《四书》；以为由是而寻之，庶乎可以窥见《论语》之真趣。 故朱子之《四书》，自两汉学者目光论之，实儒学，非经学。 然儒学之在汉代，则殆非所重。 而自晦翁以来七八百载之遥，学者递有探索，又知《大学》非曾参作，《中庸》非子思作。 其所创获，若既超越于晦翁之上。 而晦翁之意，则若谓学孔子者，当学之于孔子之后学，不当学之于孔子之前贤；学术所重，当重于孔子所创之儒学，而不当仍重于孔子所从学之经籍；则遥遥千古，仍少解人。 故若以两汉所治为经学，则宋人所求，实为儒学。 而其间分别，必至朱子而后定。 故欲尊孔子，必通朱学。 朱子之学，盖不寻之于《六经》，而直寻之于孔氏。 此朱子一特识也。 其寻之于孔氏者，不仅寻之于孔子之当身，而遍寻之于孔子之后学与继起。 此又朱子一特识也。 故朱子于《四书》之后，又特提西汉 董氏、隋之王通氏、唐之韩氏，而下及于宋代濂溪 伊 洛诸贤。 此犹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 由是论之，朱子之学之最要精神，仍亦一种史学。 朱子盖亦一种由史以通经之学。 论儒学之精神，必知孔子之所谓好古敏求，不自我而作古。 何以谓之自我作古？ 如治墨学，必推极于墨子。 于墨子以前，虽若犹有所尊，则曰大禹，然大禹之所以为大，则既荒远而难稽；治墨学者又必上推之于天志，天志则更渺茫而无著。 如治庄 老道学，必推极于庄 老。 庄 老而上，则别无可尊矣。 曰黄帝，曰神农，伏羲，其为荒远也益甚。 曰自然，则已非人文社会以内事。 治纵横则祖苏、张，治法术则祖管、商、申、韩，治名辨则祖惠施、公孙龙。 此数子者，皆可谓之自我作古。 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真理既在我，则何妨由我而作始哉？ 独孔子之为学则不然。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自述所得，乃得之于前人，而非得之于本己。 故学古学者必治史，必不自我而作始。 亦不当以孔子为限断。 故朱子虽推尊《四书》，而《四书》之上，仍不能不有《五经》。 而朱子之于《五经》，其见解又独为超越。 朱子曾自注《易》矣，而曰：《易》为卜筮之书。 朱子曾自注《诗》矣，然于《诗》之《风》则曰此男女淫奔之诗也。 朱子于《诗》《易》，自许能推翻前人窠臼，直探《诗》《易》之本真。 其于《书》，朱子曾疑《古文》，又知《尚书》特史之一种，其间多天文、地理、算数、名物，当询之于史学专家，故委其弟子蔡沈氏为之注，盖未亲自致力。 其于《春秋》，盖谓孔子作《春秋》，乃孔子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史实。 学孔子者，亦当各自注意于其本身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始有当于孔子作《春秋》之遗意。 故欲就温公《通鉴》创为《纲目》，即此以为《春秋》矣。 昔司马迁学于董仲舒，得《春秋》微旨而作《史记》。 后世通其意者殆为朱子。 温公则直接《左传》而成《通鉴》。 温公之用心，重史不重经。 故朱子必欲就《通鉴》而作《纲目》者，其微旨正在此。 其于礼乐，则谓礼乐当随世而变，不得位则无可制礼而作乐；故仅写为《家礼》，曰以传其子孙。 故朱子于《五经》，其见解之通达透辟，上较荆公，已超出甚远。 元 明以来，遂一尊朱子，即以朱子之《四书》《五经》悬为制举之功令，而尽舍荆公，不复采其所谓《三经新义》者，是亦不得谓后世人无别择也。 孔子又有言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 然则吾侪逆推朱子当时之意，岂不亦曰：我欲了解孔子，与其了解之于孔子以前之古经籍，尤不如了解之于孔子以后治孔子学者之思想递变之史迹之为更有据、更可凭，为更深切而著明乎？ 则朱子之学，岂不亦可谓其重视史学尤甚于重视经学乎？ 曰：是则又不然。 朱子之于当时，则既盛推洛学，而轻视温公。 其于荆公，犹多推挹之辞，独于苏氏 蜀学更多鄙斥。 即在其交游朋友间，亦极推南轩，而深戒东莱，谓其以史学授后进，乃将教坏了后学之心术。 则朱子之学，若又明明重经不重史。 陈龙川与朱子往复辨难，更可以征史学与经学之分际所在。 盖史偏于事，经偏于理。 在朱子之意，吾侪之所欲了解于孔子者，在求能了解孔子所明之理。 在孔子则就其当时之事而见理，在吾侪则贵能各就吾侪当身所遇之事以求理。 故朱子继伊川而言格物穷理。 在伊川、朱子当时之所争，盖尤用力于争儒、释之疆界。 儒、释所争在理不在事，故必能深造于格物穷理之学，乃能挽回魏 晋以来佛学之嚣张，而重返之于孔子之真。 然格物穷理，实非初学急切所能冀。 在朱子之意，若谓吾侪今日所求之理，其大体仍将不背于孔子当时所明之理。 何者？ 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既未有所大不同于孔子与今日之间，则孔子当时所发明于此人文社会之理，岂不将仍通于今日？ 我侪之所务，既在就人文社会之整体而研寻其事事之理，则格物穷理固不妨与读书明理兼途而并进。 故宋儒之学，至于程 朱，就实正名，当曰理学。 理学者，因其主于就人文社会而求其事事之理。 宋儒乃因于重视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而尊孔，非即奉孔子以为人文社会一切事理之准则。 故于读书明理之外，尤主格物穷理。 惟孔子以来，儒家之学，固无不重视于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者；而此所谓理，虽因社会之变而有其变，亦因社会之同而有其同；故程 朱虽主格物穷理，亦无害于其又主读书明理之相辅而为学。 惟专就读书言，则程 朱之意尤重视夫《四书》。 程 朱之于《四书》，盖不啻两汉诸儒之于《六经》。 故纵谓《四书》乃宋儒程 朱一派所尊奉之新经典，亦无不可。 然则孔子尊《六经》，而程 朱尊《四书》，谓其貌离而神合，亦无所不可矣。 七然即由此而复启宋儒之争点，是为陆 王与程 朱之争，亦即后人所谓心学与理学之争。 宋儒之学，既重在求明夫人文之理，既重在沿孔子之成规而求明夫此人文之理，则试问孔子之所明于此人文之理者，今又当于何而求之？ 曰：孔子则求之历古之仁圣贤人，求之历古仁圣贤人之言论与行事，就其言论行事而得其用心之所在，而有以深见夫彼历古之仁圣贤人者，其用心乃有其条贯，有其大同。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无亦曰即贯之于我之此心之与历古仁圣贤人之心之大同，而成其为条贯者。 此在孔子则谓之仁，曾子则谓之忠恕，孟子则谓之人心之敬与爱，谓之人性之善，而人文社会种种之理则胥由此而出。 然而今人之心则犹古人之心。 愚夫愚妇之心，则犹古之仁圣贤人之心。 故陆 王乃主反身求之，即心即理。 于是《六经》皆我注脚，是不啻谓经学即心学矣。 孔子之学，本主好古敏求，固未尝谓反身而求之于吾心而即得。 然孔子言仁，言一贯，其所得者固不出于吾心。 曾参、孟轲乃由此而畅发之。 则陆 王固不可谓其无当于曾参、孟轲之所传。 曾子之言忠恕，孟子之言敬爱，岂不犹如象山之言吾心，阳明之言良知乎？ 然而阳明又言《六经》皆史者则何居？ 岂不为历史不外乎人事，而人事全本于人心？ 无此心即不复有此事。 故治史学当以心学为主。 人心之积而为史心。 无所见于人心，而谓有所见于史心，天下无此理。 无所见于史心而治史，则史者一堆堆之事变，亦曰陈人之陈迹而止耳。 故陆 王之心学，必主于人事与世变。 象山重笃实践履，阳明重事上磨炼，此皆偏重于人事与世变，其实则犹之伊川、晦翁之格物而穷理。 惟陆 王之意，格物穷理乃其末，反求之人心者乃其本。 必先有见于此心，而后可以运此心以格物而穷理。 如是则陆 王之所侧重，虽在于人事与世变，而不主远求之于往古；乃主反身切己，即求之于当前本身之所遇。 如是则孔子以前之《六经》，乃更非陆 王之所重。 故阳明曰《六经》皆史，其意亦不啻谓：《六经》之所载，亦皆古人之所得于其当身之人事与世变之学耳。 然而孔子固未尝谓人事世变之理，一一可以即求之吾心而遽得。 惟孔子既言一以贯之，而贯之者实惟人心之仁与忠恕与敬爱。 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孟子亦言之：学者必由博而返约，约则必归于吾心。 陆 王单刀直入，即以心学为宗主，此不得不谓陆 王之有所见于孔学之精微；然而终亦不得不谓陆、王之有所失于孔学之博大。 然陆、王之言吾心与良知，要之皆近于孔子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之教。 而终亦不可谓之为孔学之本真。 于是复有晚明诸儒起而矫其偏，救其弊。 而晚明诸儒之所得，则若于史学为尤近。 八言晚明诸儒，则必以顾亭林氏为之巨擘焉。 亭林之言曰：经学即理学也。 然隶亭林于经学，终不如谓是史学之尤允。 梨洲、船山皆史学湛深。 史学固必博稽之于远古而穷其源，然史学亦终必切证之于当世而见其实。 而其时则适满清入主，文网之严，使学者不敢昌言近代当身事以贾祸。 故晚明史学终不昌，其末流则曲折以汇于乾 嘉之考证。 考证则仅史学之一端。 训诂、校勘，皆考证所有事。 以训诂、校勘、考证为经学，极其所止，则郑玄氏而止，许慎氏而止，终不出于东汉诸儒之樊篱。 然而其所以为考订之方法则甚精甚密。 乾 嘉之学，盖以治史之术治经。 故所谓乾 嘉经学者，就实言之，诚亦史学也。 惟仅为一种狭义之史学，而且为狭义史学中之微端与末节，而无当于史学之大义。 其在当时之所自诩，则曰实事而求是。 不知古书乃前人之糟粕，既不得谓之为实事；求古书之真是，亦非即求人生社会事理之真是。 训诂、校勘、考据，可以治古书；而非所以治人生，明事理。 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 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 然乾 嘉学术之偏陷，亦诚出于不得已。 道 咸以降，清室文网既弛，学者遂复从东汉 许、郑返寻而上，溯及西汉，而有意于董子与公羊。 此即求为一种通经致用之学，其意已非训诂、考订而止矣。 然董子、公羊之于西汉，虽不失为通经致用；而用之于西汉者，未必即能用之于晚清。 在西汉人之所谓通，亦非即是晚清人之所欲通。 通于西汉，大可不通于后世。 所谓通经致用者，贵在于本诸当身近世而求其通；而晚清学人，则仍不免本之西汉之所通以为通。 于是龚、魏以下，迄于康有为之徒，乃自成其为一种非经非史、非汉非宋之学，无当于事理，无当于人心，而徒自揭橥之曰：此经学也，此孔子之真传也。 是乃晚清末流之学病。 然若不察于此，即以晚清之学病病经学，即以晚清之学病病孔子，则又别自成为又一种不通之见矣。 九当乾 嘉之时，经学方盛，亦有重倡《六经》皆史之说者，是曰章学诚。 章氏之意，本在针砭当时嫥经媚经之学病，而真有冀夫实事而求是。 章氏自述学统，由梨洲上溯阳明，盖有得于期由史学而通心学者。 章氏论学，力求不持门户偏见，其论学派，自承为浙东之薪传，而亦不菲薄浙西之所长。 故亦盛推顾亭林之博古通经，而谓乾 嘉经学，则仅得亭林之绪余，而已昧失亭林之本原。 章氏自谓不失为持平之见。 故谓：朱 陆之异同，乃千古不可无之异同。 就其所分析，朱子盖由经学而上进于理学，陆 王则由心学而下逮于史学也。 清末广东有朱次琦，颇有意会通汉、宋。 浙人朱一新，亦明夫经学、史学之分合流变。 南海 康氏既师事次琦，又获交于一新，其初讲学番禺 万木草堂，为梁启超、陈千秋开示治学新轨，独标心学史学为学术两大涂辙。 若循此以为学，庶亦可以上承阳明，下通实斋，尚无背于经学即史学之宗旨。 而南海信道不笃，持守不坚，误信蜀人廖平氏之荒言，剿袭其说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此两书者，非研经，乃辨史。 显已由经学而转为史学矣。 此亦途穷思变，为大势之所趋。 而惜乎康氏不自知，犹守经学之门户，犹旁汉人家法之藩篱。 于是以主观之成见，而貌袭考订之矩矱。 其所主张，无一而是。 而于是其所谓孔学者非孔学，所谓经学者非经学，所谓史学者亦非史学，而理学心学皆置不问。 狂流所趋，至于挽近世之学绝道丧。 罪魁祸首，康氏实不得辞其咎。 康氏顾独大声疾呼曰我尊孔，曰我欲复兴孔教，而复傲然以当代之新孔子自居。 盖康氏之学，其用心固亦欲上溯之于孔子与《六经》，而近通之于近代与当世。 惜乎其志大而才疏，其深中痼疾之症结，乃在于急功近利，一切惟以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为迫不及待之仓皇，而不复深求之于古人之真相，抑亦不复求之于古人之真得；遂欲凭借《六经》以为一己号召之注脚。 迹近于陆 王而实不能为真陆 王，貌似于乾 嘉而又心不屑为真乾 嘉；极其所能至，仍不出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之意见。 然固远不足以仰望荀氏之项背。 而康氏以来，乃竟未有能纠正康氏之失者。 民初新文化运动以还，学术界遂有疑古之新趋。 其渊源所自，实出康氏。 而打倒孔家店之呼号，亦不得谓非由于康氏尊孔创教之妄说有以相激相荡而使然。 物极则必反，矫枉者过正。 有所争，而所争者非学术。 有所持，而所持者非实事。 有所见，而其所见实昧吾心以为见。 学术之变而为意气，为流俗；学术之积敝，其害极于人心之丧亡而失真。 此已非言辞之所能为力，所堪以挽此狂澜于既倒矣。 一〇然而反观既往，孔子既为中国人传统所尊，《六经》亦为中国人传统所重。 若天不丧中国，中国人犹有遗胤，再复得生长食息于此霄壤间，引而远之以极于无限，我固无所知；若就近以观，百年、二百年乃至于五百年之内，谓孔子遂可以亡失于中国之人心，《六经》亦可以弃绝于中国之学界，斯吾所未能信。 苟稍有能平心以思之者，殆亦将莫之信。 然仅就学弊而言，则西汉人之尊经，乃上侪孔子于天神；此决非孔子之真相。 东汉人之尊经，乃斤斤于章句之与训解；此亦非孔门之教法。 清代乾 嘉时人之尊经，经籍仅为其时所独擅之校勘、训诂、考订之学之材料，人人埋首于故纸堆中，惟字形、字音、字义之是求；此亦决非孔学之宗主。 晚清 康、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 盖经学至于是，已堕地且尽。 康、廖之弊颇似于西汉，其意皆欲本世用，奴经术。 惟西汉蒙其害，亦获其利，故犹能维持于数百年之久。 东汉 马、郑之徒目击其敝，而无真知大力以为挽回；故仅不失为一经生，而犹获稍存经籍之真相，以期待于后世。 乾 嘉诸儒则不得已而为之，其于古书有贡献，于经术无发明。 论其得失，如是而止。 今若有志于孔子之学，则洵非经学所能尽。 然孔子固曰好古敏求，孔子既不自我而作古，学孔子者亦决不以蔑经为尊孔。 有所谓理学焉，有所谓心学焉，虽与经学相通，亦非经学之所能范围。 今人则积非成是，谈古色变。 一若古之不绝，则今之必亡。 古今成为水火，则不仅《六经》为古书，孔子为古人，乃至吾父、吾祖而上，已莫不为古人。 昔孔子《论语》，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而好古敏求，以自成其所学。 而若今人之意，则人之既古，斯必不仁不圣不贤，可以一概而弃绝。 纵或为仁为圣为贤，亦当淡然而旁置。 惟古乃为不祥之尤。 而惜乎言之不可若是其几也。 今人之自诩为新学者，就询其所学，则固无一而非古人之所遗。 古今之间，又何从立此一限断？ 其实今人之所主为古今之辨者，夫亦曰中外之辨而已。 学于外者，虽古而皆珍，又何尝惟古之是弃乎？ 故我知孔子之学，终亦必仍存于中国之人心也。 惟孔子之道大，未可一端而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爰敢就其所知，略陈孔门弟子以下，孟轲、荀卿之徒，下及近世，其有志于孔子之学而从事焉者，为之辨其流变，论其得失。 是亦一种史学也。 是亦孔子论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也。 敬以为孔子二千五百又二年之诞辰作纪念。 知我罪我，是在读者。 （原题《经学与史学》，一九五二年九月纪念孔诞作，载香港《民主评论》三卷二〇期。） 发布时间：2025-05-29 16:25:41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117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