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五　欧阳修

内容：
范仲淹以后，第二个政治人物要推欧阳修。

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卒谥文忠。

他也是一孤儿，自幼便慕效韩愈为古文，但对辟佛一层，却与愈见解不同。

他著《本论》，谓佛法为中国患，其本在于王政阙，礼义废。

他主张从政治社会问题上来转移民间的信仰。

他说：尧、舜、三代之为政，大要在井田、礼乐与立学校。

他的意见，先须政府能注意社会的经济井田和教育礼乐与学校，才始是辟佛的基础。

他《本论》共三篇，上篇晚年删去，载《外集》，多言理财治兵。

他可说是正式由学术问题转移眼光到政治问题上来的第一人。

罗大经《扪虱新语》谓：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

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

可见《本论》意见在当时的影响。

所以修虽是一文章家，而他的抱负则偏重在政治。

他曾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对政治，亦有极开明的见地。

他说：昔三代之为政，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亦有弊。

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

就使佛为圣人，及其弊也，犹将救之，况其非圣者乎？

他认为久必生弊，贵能善变而施以救，虽三代圣王犹不免，所以他论政并不主复古与守常，亦不非汉唐。

岂特不以为非，直谓唐太宗之治，几乎三王。

叶水心《习学记言》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趣，便转入于史学。

著有《新五代史》与《新唐书》，他也是宋学初兴第一位史学家。

《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贬。

石介虽确然自负以圣人之道，犹曰：五代大坏，瀛王冯道救之。

长乐老人之见斥，始于修之《五代史》。

其《新唐书》诸志，于唐代制度利弊，剖析尤精卓。

他本着史学家观点来衡量学术，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谈。

他说：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

圣人，人也，知人而已。

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

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

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

然则修吾人事而已。

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他认为人事当直探其内里之真情，天地鬼神则仅能推测其外表之迹象。

而所据以为推测者，还是本之于人情。

他又不喜谈心性，因谈心性，则近是哲学玄谈了。

他说：性非学者之所急。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

《论语》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问忠孝、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未尝有问性者。

（《答李诩第二书》）他论礼乐也说：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

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于是他遂不喜《中庸》，他说：《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

又曰：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又谁可以当之？

他对经学，又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怀疑。

疑三传《春秋论》上中下，疑《易传》《易童子问》，疑《河图洛书》，他那些大胆的怀疑，并为他自己所提拔爱护的学者所反对。

《河图洛书》该是最可怀疑了，但苏轼、曾巩都反对。

苏轼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

曾巩云：以非所习见，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也。

但他仍极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

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也与修同其说也。

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

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

六经非一世之书，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以无终极视数千岁，顷刻耳。

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

（《廖氏文集序》）那是何等自信的精神？

但自修至今不到一千年，他所疑，终于为大家所信服。

这些都是他史学精神之表见，在宋学初兴中，可谓别开生面。

但后人却一致推崇他文学，尊之比韩愈，这也因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太过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学上的贡献转而掩盖了。

发布时间：2025-06-03 15:11:49
来源：班超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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