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三　朱熹 内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学者称晦庵先生。 他不仅是南渡一大儒，宋以下的学术思想史，他有莫可与京的地位。 后人称之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实当之而无愧。 父松，人称其性刚不屈于俗，自谓卞急违道，故号韦斋。 临卒，以熹属刘勉之、胡宪、刘子翚，时熹年十四。 勉之，杨时门人，以女嫁熹。 子翚从僧游，能入定，读儒书，谓与佛合，作《圣传论》。 胡宪，安国从子，又好佛老，熹从游最久。 自言：某年十五六时，亦曾思禅学。 十九始登第，他赴考，还是看宗杲禅师的语录。 自言：用某禅僧意思去胡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 年二十四，为同安主簿，始从学于李侗，到那时才将禅阁起。 自是从游凡十年，晋谒凡四次。 侗字愿中，南剑人，学者称延平先生。 师事罗从彦。 从彦字仲素，亦南剑人，学者称豫章先生。 初见杨时，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 时讲《易》举程颐说，从彦鬻田裹粮，往洛见颐。 归，抠衣侍席于时者二十余载。 然从彦不为时所知，侗往从学，退而屏居，箪瓢屡空，余四十年。 熹常称：李先生居山间，亦殊无文字看。 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李先生初间，也是一豪迈底人。 夜醉，驰马数里而归。 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 又曰：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 他真个是如此。 如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行必稍急，先生去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 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声不至，则声必厉。 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 又有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常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时固不看，若是欲看，必就壁下视之。 又曰：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略无之气。 从彦教李侗，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 侗亦以教熹，熹初不省，谓：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蹉过，孤负此翁。 但熹又说：三十年前长进，三十年后长进得不多。 可见他在从学李侗的一段时间，学问思想上定下了基础。 三十三岁那年，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应诏上封事，在八月。 明年，他到临安，入对垂拱殿，是年李侗卒。 他开始认识了张栻。 三十八岁，特地去湖南会栻，留两月。 他在这一段时期中，思想上引起了变动，他似乎在由闽学开始转移到湘学。 或问：李先生为默坐澄心之学，持守得固，后来南轩深以默坐澄心为非，自此学者工夫愈见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专。 先生曰：只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 若是仕宦，须出来理会事。 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都不成模样，盖一向如此不得。 张栻主张察识先于存养，熹受其影响，亦认心无未发，只该在已发时求未发。 他的《中和旧说》，便成在这一时期中。 后来他四十岁那年，又悟先察识后涵养之非，更定《中和旧说》，这时他才又从湘学转回到闽学。 他《中和说》的最后所悟如下举：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只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 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 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尝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 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审也。 （《与湖南诸公中和说》四）大抵他对李先生的追忆，所为有孤负此翁之叹者，也在这时期。 熹在三十八岁前，著作尚不多。 三十岁，校定《上蔡语录》；三十四，成《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 谢良佐有《论语说》，李侗也极喜读《论语》，熹自说：某少时妄志有学，颇藉先生上蔡之说以发其趣。 我们可想象那时熹学问的规模。 三十五岁，《困学恐闻》成。 自三十八岁到长沙和张栻讨论两月，使他有许多问题再回头细究《二程语录》。 三十九岁，编次《程氏遗书》成。 四十，悟《中和旧说》之误，遂专主二程讲学宗旨。 似毕竟与未见栻以前不同。 闽学杨时一派，专重静中涵养；湘学前自胡宏，便转到向外思索的路上去。 若把佛学相拟，闽学如禅，湘学如天台、贤首。 熹在这点上，似乎受湘学影响更大。 他说：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 盖且养他气质，淘汰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 此意固好。 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这许多书？ 所以尹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 富有之谓大业。 天下事无所不当理会者，才工夫不到，业无由得大。 少间措诸事业，便有欠缺。 此便是病。 孟子尝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 二程似乎太偏在本心涵养上。 胡宏著书特称《知言》，殆具深意。 他似从二程折回一半到张载，在思索上多用些力。 因若无《知言》工夫，辨别不清各家各派义理是非，纵如谢、杨高弟，也会溺入禅学。 程颐在此处想补救其兄之所短，而宏则更进了一步。 熹宗主二程，不主张冥思力索，他才提出读书一项工夫，来补救程门教法之偏。 那是他在当时学术界绝大的贡献。 由此遂使他由中期宋学，再转到初期宋学去。 他在上引一段话中，特提大业二字来补救专重盛德之偏。 他的理论，很像王安石《大人论》。 下面才是他大量著书的年代，想来也是他大量读书的年代。 兹略表如下：四三　正月，编次《论孟精义》成。 二月，《资治通鉴纲目》成。 此书盖朱子创定凡例，而此后赵师渊助成之。 十月，《八朝名臣言行录》成。 十二月，《西铭解义》成。 四四　四月，《太极图说解》成。 一说《通书解》亦在是年。 序《和靖言行录》。 六月，编次《程氏外书》成。 《伊洛渊源录》成。 九月，序《中庸集解》。 四五　编次《古今家祭礼》。 四六　五月，编《近思录》成。 四八　六月，《论孟集注》《或问》成。 十月，《周易本义》成。 《诗集传》成。 五七　三月，《易学启蒙》成。 八月，《孝经刊误》成。 五八　三月，编次《小学》书成。 九月，《通书解》成。 五九　二月，始出《太极》《通书》《西铭解》，并授学者。 六十　二月，序《大学章句》。 三月，序《中庸章句》。 六一　十月，在漳州任，刻四经《易本义》《诗集传》及书与《春秋》。 四子书成。 六三　《孟子要略》成。 六六　《楚辞集注》成。 六七　始修礼书，名曰《仪礼经传通解》。 六八　《韩文考异》成。 《参同契考异》成。 六九　集《书传》，口授蔡沈足成之。 七十　三月，《楚辞集注》《后语》《辨证》成。 七一　三月，改《大学诚意章》。 是月卒。 根据上表，他的著作年月，重要在四十到五十。 他自己说：《学》《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以前做了，五十以后，长进得甚不多。 在那期间，他又和吕祖谦、陆九渊兄弟交游，对他学问上也有影响。 但鹅湖寺一会，他时年四十六，那时他的学问也大致定型了。 他在宋学上另一大贡献，在其为宋学建立了一个新传统。 二程讲学，并不自承出于周敦颐，他们对并世学人，推尊的是胡瑗与王安石。 熹才把周、张和二程并尊，确认敦颐是二程所师承，特为《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作解义。 至编《近思录》，专采此四家。 后人连熹称为濂、洛、关、闽，奉为宋学之正统，如是他遂把程氏洛学规模扩大了。 周、张宇宙论形上学的部门，与二程的心性修养工夫会合融和，又加上他自己增入的读书法，三流交汇，宋学遂臻于完整。 他对宋以前传统，亦另加整理。 初期宋儒，尤其是北方孙复、石介一派，认孔孟以下有扬雄、王通、韩愈而至宋。 熹始把此诸人排除了，毋宁是董仲舒，而亦不得与于斯道之大传统。 于是定《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四子书，特为作《集注》与《章句》，此下则直接周、张、二程。 这一传统，亦为后世所遵循。 他在古代学术传统上之更大贡献，则在其退五经而进四子书。 他对古经籍，有一番最创辟的新见解。 他说：经之有解，所以通经。 经既通，自无事于解。 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其实这些全是掩饰话。 他肯费功夫替《太极图说》《西铭》作解，却说经书不须解，岂不是掩饰。 至少他把周、张书与经平视了。 他又说：《诗》《书》是隔两重说，《易》与《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各信己见，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 且不如让渠如此说。 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语》《孟》中专意看。 这才是他痛快说。 经未须理会，试问，前人谁敢如此般说过？ 经尚未须理会，自然古今各家说经诸书，只有让渠如此说，也不须理会了。 他又说：《易》非学者急务也。 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 《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把圣经比鸡肋，也只有他敢说。 他又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若称他意，尽情说了，真怕六经也倒了。 以后黄震尝说：朱子谓《易》本卜筮，谓《诗》非美刺，谓《春秋》初不以一字为褒贬，皆旷世未闻之高论，而实皆追复古始之正说。 乍见骇然，熟辄心靡。 卓识雄辩，万古莫俦。 那真推崇得一些也没过分。 他对经学上意见，北宋诸儒中，只有欧阳修、王安石差可追步。 连中期诸儒，莫不尊《易》《春秋》，所见出熹下远甚。 他一部《近思录》，一部《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算把儒家道统，在他手里重新整顿，重新奠定，那真是万古莫俦的大事业。 孔子修六经，未必有此事，但他却真修了四子书与《近思录》，成为他手里的六经。 若我们说，周、张、邵的贡献在为当时儒家建立新的宇宙论，二程贡献在指导身心修养，则朱熹的贡献在开示读书方法。 后人有搜集他讨论读书方法成为专书的，这也可说是他在当时学术界的一项大贡献。 他弟子黄榦说：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 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 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 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 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 这几句话精简，却把熹教人读书的几项重要方法都提及了。 熹极推尊二程，但程颐所谓格物穷理，其实只是致知集义，而致知则只在思上用功。 熹始会通之于周、邵、张三家，于是格物穷理有了新天地。 又加进了读书明理，对穷理的途径与方法更圆密了。 他读书的范围又极博、极广，他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 他的学问范围，北宋诸儒无一能及。 他晚年，注《楚辞》，校韩文，俨然是一文章家。 甚至注《参同契》。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答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 同时陈亮也讥笑他说：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 其精深纡余，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 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若将浼我者。 新安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流俗相传，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说，以径趋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 其不得于世，则圣贤之命脉犹在，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 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 然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信之。 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 予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尽白也。 （《跋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后》）其实这一批评，并不中肯。 亮所讥讽于熹的，正是熹之更伟大所在。 陈亮的意思好像说，你要做道学先生理学家，便不要再注意这些小玩艺。 你要注意这些小玩艺，便不要摆道学先生的面孔。 这是程颐不吃茶不看画的一套，也正是熹之更胜过程颐处。 熹不仅在心性修养、义理玩索上留心，也不仅在书册诵览、文字著作上努力。 他对教育也极热忱。 他知南康军，重兴白鹿洞书院，并为亲定教条，可与胡瑗《苏湖学规》媲美。 他应接四方来学，也较二程规模遥为扩大精实。 黄干榦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 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 问有未切，则反覆诫之而未尝隐。 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 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 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 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抠衣而来，远自川蜀。 榦曾亲劝他且谢宾客，将息养病。 他说：天生一个人，便须着管天下事。 若要不管，须是如杨氏为我方得。 某却不曾去学得这般学。 他又说：人每愿不见客，不知他是如何？ 若使某一月日不见客，必须大病一月。 他身后，门徒各记平日问答，分类纂辑成《语类》一百三十卷，共分五十目。 其门类之广博，讨论之精详，也是至可惊人。 他在政治上，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然较之周、邵、张、程，他所过的政治生命最长，而且政绩也比周敦颐、程颢为大。 他上孝宗封事，力言对金有不共之仇，万无可和之理，为南宋第一篇大文字。 他又曾创始了社仓制，又注意到吕大临的《乡约》。 他的私人生活，初居崇安五夫，筑书院于武夷之九曲，榜曰紫阳。 后筑室建阳芦峰之巅，曰云谷，其草堂曰晦庵。 自号云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 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沧州。 自号沧州病叟。 韩侂胄陷赵鼎，且创伪学之名，熹草疏万言斥之。 诸生力谏，筮得《遯》之《同人》，因焚稿，号遯翁。 今读其诗文集，有关庵亭建筑及日常起居诸题咏，却又活现一幅高人雅士相。 但他的学问，包罗得太广大了。 同时江西陆九渊，即持异见，后世称为朱陆之异同，为中国下半期学术思想史上最大一争端。 东莱吕祖谦，与熹为密友，亦不能无歧见。 永康陈亮，永嘉薛季宣、叶适，瑞安陈傅良，都和他持异。 明代王守仁，上承陆学，因熹《大学格物补传》重掀起学术思想史上之大辩论。 明儒中，即最服膺熹的罗钦顺，也对他的理气论表示驳议。 下及清儒，如颜元、戴震，更对熹有极激烈的攻击。 在经学上，清儒亦隐然与熹作对垒。 此因宋学乃中国下半期学术思想之总起点，而熹则为宋学中之集大成。 自熹以后，学术思想便有分道扬镳之势，而无论走哪一方向的，都会触及熹学之壁垒。 无论如何，他是这一期间最伟大最主要的一个中心人物了。 此下再简要地叙述他思想之大体。 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 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 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 这是他根据周敦颐《太极图》，又增入二程理的观念，而组织成的他自己的宇宙论。 宇宙只是一气所充塞运行而形成，惟气之充塞运行中自有理。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 曰：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 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他既说理在气之中，又说理气本无先后可言，为何又偏要说理在气先呢？ 这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一番不得已，须看他下面话始知。 他从宇宙原始的理气论，转落到宇宙实际事物上则说：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 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 何以说理同而气异呢？ 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 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昏，故气异。 此就先天禀赋与万物之初的一段说。 何以说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呢？ 这就后天万物已得其所禀赋之后的一段说。 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 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 本来周敦颐《太极图说》，是主张动静互为其根的，现在熹加进了邵雍先天、后天的见解，便变成先天一理化成了后天的气之万变。 程门本有理一分殊之说，熹讲学，则着重在分殊上，因此不得不更着重保持理一的观念。 否则专讲分殊，便会把思想路径分散了，变成无头脑，无系统。 此是熹必然要主张理先于气说之苦衷。 但他所谓理先于气之理，虽近似于张载《正蒙》之太和，而亦微有不同。 因熹所谓理，是主宰着气的；而张载之所谓太和，则只是气的一种理想的境界。 这是熹运用二程观点，来融会周、邵、张三家所得的结论。 他要教人注意在事物之实际分殊上，而同时莫忽忘其背后统一的最高原理之一境界。 这是他思想体系中，最着精神与最费分疏处。 所以他又说：气相近，如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 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 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 其他更推不去。 这明是程颐理一分殊说之再发挥，从此上才有他广大精微的开展。 他本此观念再转落到性的问题上。 他说：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 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阶砖便有阶砖之理。 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 枯槁之物，谓之无生意则可，谓之无生理则不可。 他又说：生之理为性。 他此处所谓生之理，并不专指生命之理言，而指一切物之生成之理言。 此即程颐性即理也一语之发挥。 从此他把有生之理与无生之理也一线绾合了。 他又说：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 如水，无有不清。 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 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 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窍之受光有大小。 人物被形质局定了，也是难得开广。 这是他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的一语之实际的例证。 因此我们可以说：朱熹的宇宙论，是理气混合一元论，亦可说是理性一元论，乃从先秦儒之德性一元论演进而来。 德性一元，较偏重在德。 理性一元，则较偏重在理，其分别殆仅此而已。 于是他又转落到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别上。 他说：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即是太极之全体。 但论气质之性，则此全体堕在此质之中尔，非别有一性。 这一说，他的意见较近于张载，而稍远于周敦颐。 《太极图说》中之太极，只是一阴阳，只是一气。 张载《正蒙》始说，太和堕在气质中。 所以要如此说，则为他更注意在既堕气质后之理之绝不同处。 换言之，则是他注重后天更重于先天。 这是他之学统之所以更近二程处。 因此他又说：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 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满了。 他又说：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 这一说法，似与孟子性善论宗旨有违。 因照他说，人生一落到气质，他的性早已有不善，不是陷溺于人生以后之一切环境而始有不善。 这一说，遂引起后人许多的诤议。 其实孔子已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中庸》亦说：择善而固执之。 善虽是性，亦待学而尽。 且如性急佩韦，性缓佩弦，急与缓是气质之性。 佩韦求缓，佩弦求急，此即变化气质。 其所求则为义理之性。 就程朱的思想系统讲，他自有一条贯，似较孟子说更详备了。 朱熹又说：孟子论性似乎不如二程。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思想之细密与大胆处。 他又从性转落到心与情，他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 又说：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 合如此是理，理则是静的。 若照孟子意，应说人心自要如此的始是性。 性便有个动向。 此刻熹则要把宇宙间有生无生全绾合在一线上，便说成性即理，而把这一动向归之情。 如此说，可以避免儒家之专侧重在人生论，也可避免老氏之自然观与佛家之虚无观的宇宙论。 至于后人疑熹所主乃理气二元，而要改成理气一元论，则不免陷入唯物论一边，实不如熹之圆密。 上面说的是熹在本体论方面的话。 说到方法论、工夫论，这便是人生问题了，熹在此方面则全侧重在心。 他说：人多说性方说心，看来当先说心。 他在宇宙论上提出理绝不同的一观点，他在人生论上又提出先说心后说性的一观点，这全是他思想系统中显大力量有大贡献所在。 他又说：凡学先要明得一个心，然后方可学。 譬如烧火相似，先吹发了火，然后加薪，则火明矣。 若先加薪而后吹火，则火灭矣。 某这里须是事事从心上理会起。 从二程学统讲，先吹火是居敬，再加薪是穷理。 这是熹之所以为程门之嫡传。 但照熹意见说，他的穷理，要穷到天地间一切万物之理，却不如程颐的穷理，只偏重在集义上。 换言之，程颐穷理，还偏重在人生界，在人心义理上，熹则要推扩到宇宙界，穷到宇宙中原始的统一的最高原理之所在。 于是才有他有名的《大学格物补传》。 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若照他意见，性是心之体，而理则是性之全。 所以说：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 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照此所谓的穷理，应该直穷到宇宙之大全体。 天命流行，落到人身便见性，性之作用发露便是情。 这是顺推下来的话。 若逆推上去，则他采用了张载心统性情的一语。 所以一切工夫与方法，全要偏主在心上。 所以他还竭力注重涵养须用敬一语。 但他不认有所谓心体，他总认为一说心体便落空渺茫了。 体只属性与理，如是便注重到外面的事物，便一切着实，不落空。 心则是工夫的把柄，但又说心统了性情，便不致把工夫与本体划分了。 这是他由二程会通到周、邵、张诸家而始有的他在宋学中一种更广大更圆备的思想体系之完成。 他的说话太多了，而且都有极大胆的创辟话，上面只最粗略地描写他思想体系之一个大轮廓。 已在胡宏、张栻两章互详了他的许多话，此下叙述各家思想牵涉到他的，将陆续再有所补充。 发布时间：2025-06-03 16:49:25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127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