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附录旧作：驳袁子才《论语解》 内容： 古文简略，不易得解。 后人每以臆见解书，各执一说，几成聚讼，而卒不得一真解。 遂使学者转无所宗向，而文义益晦矣。 尝读袁子才《论语解》，谓：孔子仅许颜子以三月不违仁，其他如陈文子、令尹子文皆不许也。 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 乃又有器小、不俭、不知礼之诮。 乃以臆见解之曰：使管仲而果仁矣，天下有仁而器小、不俭且不知礼者乎？ 天下之知礼、能俭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 腾口说而持之过坚，使前后不合。 后世之慎言语、少许可者且不然，而谓圣人然乎？ 然则何以有此？ 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 齐人最重管仲，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鲁人素薄管仲，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 诚如所言，则直以伪书目《论语》矣。 违背师训，私出己见，矫言立说，驯谨弟子且不为，而谓孔门弟子为之乎？ 矫言立说，非伪书而何？ 袁氏此言，亦太小之夫视诸贤矣。 然则当作何解？ 曰：仁之道大，夫子所以罕言也。 而其间有体、用之别，德、术之分。 仅许颜子以三月者，许其仁之体也，仁之德也。 故陈文子、令尹子文无与焉。 许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许其仁之用也，仁之术也。 不观孔子之言乎？ 曰：相桓公，霸诸侯，民受其赐。 曰：不以兵车，管仲之力。 则许其为仁术也明矣。 夫仁术者，功泽足以被斯民之谓耳，固与仁之体、仁之德判然分为两途者也。 如是，而管仲诚器小、不俭、不知礼，又与其仁术何害焉？ 大圣人就事论事，非若后世儒者之动辄求全责备，其许管仲以仁也，宜矣。 而何有于齐论、鲁论之分也哉？ 商鞅论王者治天下以道，霸者治天下以术，道与术均归之于法，是故无法不足以为治。 春秋之世，齐桓崛起，管仲辅之，一变三代之道，以归于法。 惜乎管仲、齐桓相继以死，而齐难作，后起无人。 不然，由管仲之法，以复归于王道之治，犹反手也。 战国之世，秦孝公恃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公孙鞅辅之，一变先王之道，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具，外连横以斗诸侯，唾手而取西河之外。 当是时，诸侯恐惧，相与合纵以谋弱秦，而终不可得。 至于始皇吞周室，并诸侯，废封建，夷天下，为郡县，是犹鞅之余绪也。 鞅之有功于秦大矣，然卒不免作法自毙者，则精刻之为害也。 使非为众怨所归，公子虔之徒何由而告反？ 魏更何为而内之秦？ 此徒事精刻而不知济以仁慈之过也。 虽然，吾犹有论焉。 鞅之精刻，鞅之忠也。 以忠而自毙，则不得不原之矣。 吾何以见之？ 吾于今之沽恩者见之。 今之沽恩者借朝廷之法，营一己之私，门生故吏盈天下，一旦得罪，犹不失所庇护。 而犹诩诩然曰：此明哲保身之道，忠厚待人之极也。 是则吾知其为不取于商君者矣。 荆轲论荆轲，一伧父耳。 田光不知而误荐之，燕丹不知而误信之，樊於期不知而误借之以头，于是所图不成而然，事转以日亟。 甚矣！ 伧父之足以误人家国事也。 然而知人之难，亦于此可见矣。 当其默然避道，非不类夫涵忍也；交屠狗，击筑歌泣于市，非不类夫狂士有所寄托也。 此田光、燕丹、樊於期之终为所蒙也。 不然，图穷而匕首见，左手把王袖，右手把匕首，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直一腾击事耳，乃计不出此。 事败，且自为解嘲曰：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 汝谁欺，自欺乎？ 故鲁句践曰：惜乎！ 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是犹原之之词也。 夫当其默然避道，怯也；歌泣于市，不安其怯，欲自炫也；必欲生劫秦王，非有爱于秦王也，非必有契约始可以报太子也，欲生劫之，将以自存也。 吾故曰：荆轲，伧父也。 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 知为君难之一言，可以兴邦。 燕丹蹈不知为君难之言，其所以致败乎？ 夫为君之难非他，知人而已。 尧知舜，舜知禹，垂拱而天下平。 为臣不易非他，图所以酬知而已。 舜举禹，禹举稷、契，以上佐垂裳之治，此唐虞之所以为盛也。 燕之败，不败于荆轲，而败于田光；不败于田光，而败于燕丹。 呜呼！ 以燕丹之贤，而自误于不知人，以致覆亡其家国。 千古下，犹不能不为之痛惜也，荆轲何足论哉！ 曹参论继萧何以相汉者，曹参也。 参之于汉，功不及何，然终参之世，汉室宁谧，百姓无扰，不可谓非参之贤也。 当参之被召去齐，语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 此则参终身所恃以为治者耳。 其相悼惠王也，召长者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 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致无所适从，乃求治道于黄老。 此其清静无扰之所由来乎？ 观其语惠帝之言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 则其所秉可知矣。 虽然，非即此即可以致治也。 参承萧何之后，何佐汉高，手定天下，除秦苛政，定为汉制，务极宽大，百姓安之。 当参之世，秦之遗民犹有存者，故以雍容遵守为治。 处参之际，居参之地，舍是更无他术也。 不然，夫乌有专事清静而可以为治者哉？ 降及孝武之世，治狱务极惨急刻深，司农立均输、平准诸法，而狱市互扰。 后世儒者益取证以贤参，不知终汉之世，遵参之法，亦必不足以为治也。 使参而处孝武之世，亦必不以清静为治也。 因时制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参特承萧何之后，为一时法耳，夫岂欲为万世法哉？ 刘晏论经曰：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孟子之说时君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昔者窃读之而疑焉。 夫义与利，显然判为两途，而不容并立者也。 必曰以义不以利，则国何由富？ 食何由足？ 国不富，食不足，覆亡之不暇，更何以图治？ 乃读唐臣《刘晏传》，而始释然于以义为利之说也。 当肃宗时，安史为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兵戈遍地。 晏以一身当度支、转运、盐铁等使，布置裕如。 首疏浚汴水，以使转运；置递相望，以报四方。 物价、食货，轻重之权皆在掌握。 诸道置知院官，藉报旱潦丰歉。 丰则贵籴，歉则贱粜，以谷易货，以供官用。 盖由是而国、民交得其利。 而考其为政之初，曾无一事不以养民为首务也。 民有所养则货财足，货财足则赋税增，知所务哉。 其言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出纳之事虽至细，必委之于士，是又知人善任，无异夫其措施易于藉手，而事易于致治也。 若刘晏者，是殆圣人之徒，王道之佐欤？ 后世之人徒以理财称刘晏，失刘晏矣。 异端辨佛、老非异端也，异端非邪道也。 孟子曰：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 是善取譬夫端者也，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为仁、义、礼、智之端也。 若夫荀、庄、杨、墨之流，则舍是而不言，必矜奇炫异，恣其诙诡之辩。 故或言性恶，或主汩智，或为我，或兼爱。 其发端也如此，而观其指归，则又曰必止于仁、义、礼、智也，貌为圣人而行实诡异。 战国之世，纵横舌辩之士盈天下，而此辈厕焉。 其足为人心世道之害，每被其蛊惑而不知，盖德之贼也。 孟子生际其时，惧其为害，故距杨、墨放淫词，惟恐不力。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杨氏立论，固未尝建无君之言也，使昵信之而不疑，不沦于无君不止。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墨氏立论，亦未尝以无父为教也，使沉迷之而不返，必沦于无父而后已。 此异端之可惧，孟子之所以深恶而痛绝之，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自孟子拒之之后，杨、墨之书虽尚传于世，而儒者莫不知为异端，而不敢近之，周孔之道乃昌明于天下，孟子之功伟矣。 至若佛、老之辈，侈谈虚无寂灭之不足，又加以断绝情欲，澌灭五伦，借鬼神诞妄之辞，以蛊惑愚夫愚妇，是直持邪魔之说以自成一教者。 非独三代无是说，汉以前亦无是说也。 然则孔孟所恶之异端，其非佛、老可知也。 后世儒者欲自附于圣人之徒，而无从得其门径，因读孟子能拒杨、墨一语，遂妄欲借此以觇圣道。 而后世杨、墨之说久已不行，拒无可拒，适佛、老之教流入中国，遂指为异端，而力与之争。 不知弃父母，绝妻子，明恣其无父无君之言，以行其邪教，非愚而不肖者不为所愚；虽杨、墨见之，亦且不齿，置而勿论。 已尽处之之法，乃必欲夸张圣道而与之争，是非独圣人之罪人，抑亦杨、墨之罪人也。 发布时间：2025-06-18 15:43:02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15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