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坤舆典第一百五卷 内容： 舆图部总论二《图书编》《禹贡五服图说一》或曰：古今天下，广狭一也。 禹贡五服，四距五千里。 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为五千里。 何也，或谓尺有长短，而周尺不应半禹之尺。 或谓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数；周则尽外薄所至，而经画之。 此说为近。 然亦不应外薄之地，与五服之地相半。 考之经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 则凡所谓五百里者，举一面计之也。 若《周官》则曰规，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 则举两面通计之也。 是则禹贡所谓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 而《周官》所谓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至《汉地志》，又言：东西九千馀里，南北一万三千馀里。 则汉东西视《禹贡》几一倍，南北视《禹贡》几二倍。 然考其所载山川，又不尽出禹迹。 何也。 古者圣人制数周密，其制方田之数，以御田畴广狭；制勾股之数，以御远近高深。 方田之制行，则自井亩径遂之直积，而为道路。 川浍截然，直方无有迂曲，故中邦之地虽广而里数则径。 自秦汉开阡陌，于是道里始辽远矣。 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一也。 《周髀之经》曰：数之法，始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 故折矩以为勾，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 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 是勾股算法自禹制之。 盖积矩以为方田，而勾股以测高下、浅深、远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 勾股之数密，则于山川迂回之处，与道里曲折之间，以勾股之多计。 弦之直而得远近之实。 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 自秦汉以来，誇多务广，固尽外薄之远。 其计道里，又但以人迹为数，不复论勾股弦直。 故汉之九千里，大约准古六千五百里；汉三千里，准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 而尺步长短之异制，又不在此数。 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二也。 至于禹贡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后世斥堠所到，尽在里数之内；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 或者又曰：冀在九州为北，尧都冀州。 则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长，五服之地北无所展，而南有所弃，则如之何。 曰：隆古都冀，政教四达。 则冀北之野，生聚教训必不如后世之为穷漠。 所以冀赋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 后分为幽、并，其广可知兼。 尧都平阳，虽曰在冀，自平阳以南，渡河至陕，于今地里，三百六十五里。 正五斜七于古，盖二百六十馀里耳。 则是甸服之地。 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想当时甸服之地，当亦如周室王畿之制。 盖成周之制，虽规方千里以为王畿，然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方六百里总为千里尔。 五服之制，其间绝长补短，计亦如此何。 则周都丰镐，西至犬戎，约千馀里。 而犬戎之地，自为荒服。 先王之制，宾服者享荒服者。 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责其从宾服之享。 自是荒服者不至，则是五服之制计。 古亦有因地而为长短者。 盖因诸侯之情分，以为朝贡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视远，虽远而视近者。 大率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 圣人立为限制之经，固必有通变之义，读书者不可拘于一说，而不知圣人体用之大也。 《禹贡五服图说二》据《禹贡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 而先儒较以两汉广轮之制，全不相侔。 以谓西汉盛时，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五千里，而山川所届不出《禹贡》之域何。 道里之殊绝也。 遂至孔颖达之徒，有鸟道之说，谓《禹贡》之制据虚空，鸟飞径过，而言两汉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动有倍加。 此先儒一定之论，切以为不然。 夫鸟道信为径过，而人迹安能有及抑尝。 考之王制，古者百里当今百有二十一里。 今谓汉也，是《禹贡》五千里之制，即汉之六千里也。 况五服之制，据万里而言，合以东西四正为据。 当时尧都平阳，正东至东莱之海，方二千八百里。 正西至张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 是仅可以满五服之制也。 两汉九千里之制，则以辽东之海，与燉煌之流沙而言也。 而辽东在东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 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两隅，则为尺有四寸。 而赢则五服之制，举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 汉制南北万五千里者，举朔方、日南而言也。 而《禹贡》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阳。 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馀里，非禹迹所及也。 至平阳不盈千里，已为戎狄之地。 是五服之制，唯东西南三方为然，北方仅满二服而已。 尚何鸟道之云乎。 则先儒巧傅之说，失其据矣。 嗟乎。 昔先哲王为天下后世之虑，何其审也。 夫九州之地，四正虽近，四隅实遥，非不知举其四隅，计其道里之远，足为大也。 五服之制，乃举其近，而略其远，何哉。 盖不欲以一时广大之名，起后世无厌之欲，所谓贻孙谋以正也。 惜乎。 秦汉以还，好大之君以广斥土宇为功；而纪录之臣，又从而恢张之。 是岂知尧禹之用心乎。 呜呼。 戒哉。 《九畿九服论一》大司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 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再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 《职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国，王畿千里。 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 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与尚书五服五千之制不同。 然考尧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 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至周人分为九服，尧之百里男邦，今为男服；百里采，今为采服；二百里武卫，今为卫服；百里蛮，今为蛮服；百里夷，今为夷服。 其名虽存，其制则异，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与《尚书》特差五百里尔。 以此见地域广狭，自唐虞以来，未有大异。 汉儒谓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 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三百一十国。 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国。 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十三国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而附庸之国不与焉。 大行人则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内。 变蛮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束之耳。 夷镇蕃一服，谓之蕃国，乃在九州之外。 若是则九州之内，只容六服。 通王畿仅四千里。 尚书之五服，何以谓之五千。 王制之九州何以谓之九千。 盖尚书比周礼以直计之。 按安国释五千之说，以为两面相距，此乃汉儒之说王制。 汉儒所以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 若以相距言之，则四千五百里尔。 以王畿九服直计之，凡五千五百里，则六服在内，三服在外矣。 三服在外，非是纯不属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国之法绳之。 书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 又曰：六年五服一朝。 言五服，则要服亦不常是。 以武、成叙诸侯之助祭，洛诰称诸侯之和会，康王之诰陈诸侯之听命，止言五服尔。 然此特言九州之制，而成周封国之制，可得闻欤。 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 今考之周礼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职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三百里则七伯，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百里则百男，凡五等也。 与王制孟子武、成不同。 汉儒纷纷，或以为附庸，或以为斥大土宇，或以为开方里数，或以为夏商周异制。 儒者常辨之矣。 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礼自有明文第说者，不察尔。 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 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 盖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 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 武成以分土对列爵言之。 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 《周礼》则不然，诸公之地，以封疆言；则五百里至诸男之地，以封疆言；则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 故有五等也。 公之封疆，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 侯伯封疆，虽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七十里而已。 子男封疆，虽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五十里而已。 如今之郡县，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禄也。 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数，而实封乃其所食之禄也。 以封疆言，则五等。 以食禄言，则三等。 此其所以不同欤。 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泽、宫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 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税。 而王食其贡，如九贡致邦国之用，山师川师致山林川泽珍异之物是也。 公之地，王与公各食其半。 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 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 郑氏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 如司勋，凡颁赏地三之一食。 郑氏谓王食其一，二入于臣，亦此例也。 以其食者观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则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 且如大司马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则是制军亦三等与。 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则受命亦三等。 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则作服亦三等。 司仪摈相之礼，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 岂于食禄之制不然乎。 《九畿九服论二》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 极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枢。 握衡于其中近，而太微天市远。 而二十八宿旋绕于其外。 自天言之，经星凡星莫非天也。 自斗极言之，其于垣宿，若有内外远近之分。 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于天枢乎。 故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知天则知王畿九服之制矣。 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统，言万里者，亦大略计九州之广轮焉。 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亦大略计王畿之广轮焉。 耳后，人遂谓古人尺步长短异制，古今里数多寡不齐；勾股算法，鸟道径通，纷纷沓起，皆执一之论也。 禹贡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王制谓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 今古地舆，截南补北，其势不甚辽绝。 而汉制万里，亦自日南，以及漠北言之耳。 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为方六百里，亦总以千里言耳。 果可执方以求之，四隅相距整齐，无参错耶。 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师。 而究其实焉，周都丰镐，西去犬戎不过千里云耳。 果可截然谓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 司徒建国，必求地中，谓以土圭测日景，而揆中焉。 郑氏遂谓，阳城天地之中。 故周公营洛，然洛去阳城亦甚远矣。 曷不遂都阳城，而都洛耶。 《周礼》体国经野，辨方正位。 故图因其文，画王畿千里，王宫乡遂都鄙。 甸稍县畺，为九畿之制。 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卫、蛮、夷、镇、蕃九服，远近亦不同。 即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氏服之，邦国是也。 《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万国亦举成数言耳。 王者疆理天下，封建邦国以藩卫。 王室亲诸侯，所以比天下也。 惟封建，所以亲比天下；故九服远近既殊，则朝贡疏数亦因以异，岂以其远而绝之哉。 观穆王责犬戎以宾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 则犬戎距周都止千里，而即为荒服。 可见五服又不专以远近论也。 苟拘泥一说，不特夷、镇、蕃服在。 行人总谓蕃国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汴几何，亦谓之徐夷、淮夷耶。 内华外夷，大防必峻，而夷夏参错，封疆何能以必齐乎。 封建之制，孟子谓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武成亦曰分土维三，想夏殷之制同，而成周因之。 乃谓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封有功诸公之地，方五百里。 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于诸侯者为附庸。 王制云：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 故后儒因《周礼》王制皆与孟子异，而诸说牵合缪甚。 独叶氏谓，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 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 《周礼》所谓公五百里，以及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皆以封疆言。 如公之封疆，虽五百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 侯、伯、子、男皆以是为差，似乎近之。 然亦附会之说也。 孟子言周公、太公封于齐鲁，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 又云：今鲁方百里者五，岂鲁本四百里。 今五百里，在所损耶。 滕，侯国也。 至文公时，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其所以壤地褊小，必为齐楚所侵夺矣。 果于原封，侵其三百五十里，故谓之为小国耶。 孔子亦谓安见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与孟子同。 即如天子地方千里耳，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王畿都鄙，尽为卿大夫、士之采邑。 公五百里，其国已半乎。 王畿，天子六卿采邑之地。 已当乎六侯，而又加以大夫士焉。 是富有四海，反不足敌一国耶。 名山大川，每周回数百里。 九畿九服，谅难昼一。 姑即徐雍二州，其广狭相悬，在九州可知。 谓九州州二百一十国也，果地无广狭，封国无多寡，其整齐有如是哉。 且曰：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此谓春秋战国时可也。 若天王大一统，使小国事天子矣；又事大国焉，在小国恐不胜其事也。 抑岂比大国比小国，而天子封建独比大国，如此而象乎。 水地之比欤，想诸侯恶其害己，故去其籍。 今所传《周礼》，必战国时制典籍，而汉儒增损之者。 是故，论三代以前，当一依五经、孔孟之言，以为准。 庶众言不得以淆之。 况王者之制，莫大乎封建，乃执胶固之见以齐乎。 各国之封疆，是论天文，必欲各垣各宿之星，多寡不爽也，有是理哉。 《历代郡县沿革论》昔尧遭洪水畴土居民，始别九州。 舜肇州十有二说者，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 盖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 或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 与周礼所谓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者不同。 盖唐虞所谓州，画土以命牧伯也。 《周礼》所谓州，限民以施教法也。 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 凡县百里，郡二十五里。 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较诸《周礼》所谓四甸为县，五鄙为县者，又不同。 按大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方里；而井积至四甸，则方二千里。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自五家为邻，积至五鄙，则二千五百家。 盖周制所谓县因地设官也，《周礼》所谓县因田授民也。 楚子尝县陈矣，以国为县，其大可知也。 孔孟所称叶公费惠公之属特一县尹耳。 下王一等，至僭称公，则其大又可知也。 秦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 于是郡始大而县反小。 汉复十二州。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一夷狄，置交趾、朔方，独不称州。 明帝王不相沿袭，盖或以羁縻视之，不可知。 云交趾统七郡，治苍梧广信。 孝献皇帝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 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 盖普天之下，可谓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乎。 诏报听，许拜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使持节，并七郡皆给鼓吹。 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其后交州徙治番禺，建安十五年复分为广州。 晋始有使持节，都督荆、扬、交、广诸军事之制，是谓军府。 梁又开督府于交、广。 隋制，州皆置都督府。 唐因之，又置总管府。 盖府以领军得名，如帅府、幕府、岭南五府之例。 其以名郡，则自宋始。 宋制，州有节度，重镇始升为府。 元制，凡府州皆为路，路有总管府。 明兴，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统府，府统州，州统县。 有州不属府，而属布政司者；亦有县不属府者；因道路远近相时制宜故也。 由是言之，州始于陶唐。 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 郡统县，始于秦。 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 三国鼎分，迄于南北割据，置州始多。 至隋而州郡相等。 唐乃混州郡为一。 宋始有府，犹与州并肩不相统。 然郡之名，至是遂废，盖府即郡也。 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州盖与县等。 或有反不及县者矣。 《古今地名沿革总论》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实艰。 而地名同异，古今溷淆，尤为难辨。 盖其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而郡邑之名，又复非古。 岁代滋久，史传互见。 或沿其地而异其名，或袭其名而迁其地，或迁其地而革其名。 此舆地之所以难考也。 抑尝讨之河东一名也，有兖州之河东，有并州之河东。 〈注〉黄河旧道，三代以前，自宋卫州之黎阳县近折而北流。 故北京及河北东路诸州，在河之东，即古兖州之域。 故《周礼职方》：河东曰兖州。 爰自周定王时，黄河旧道渐堙。 秦汉以还，河堤履坏，乘上游之势决而东下。 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东之名乃移并州。 战国以来，子史中所谓河东之地，皆指宋朝河东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 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凉州之河西。 黄河源自昆崙，傍积石北流馀二千里，至于宋银夏之交，稍渐而东流。 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 故宋永兴军路鄜坊、丹延诸州，在河之西。 而河湟之间鄯、凉、甘、肃诸州，亦在河西。 战国之际所称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间而言，在雍州之域也。 西汉以来，所称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凉州之域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边境之河南。 河北一名也，有中国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 黄河大势如覆斗之状，而关中正在斗间。 而中原适当如衡。 故宋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 而绥、银、胜、夏诸州，亦在河南，即边境之河南也。 河北东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国之河北也。 而阴山瀚海之间，有秦长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 三代以前，河南之称止在中土。 秦汉而下，夺匈奴南牧之地，列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南。 自是河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 陈隋以前，河北之称，止在中国。 李唐之初，夷突奔之地悉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北。 自是河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 如春秋传中所称河南河北之地，皆指边境外裔而言，与前史至不相侔。 若此之类，不可不察也。 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 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 而两汉河南之称，惟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属县，兼郑孟二州之境而已。 姬周河内之称，则指一州而言，即宋东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 李唐河南之称，则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兖、豫四州之境，奄黄河以南皆是也。 宋为东、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 故周之河内，异乎汉之河内。 《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即宋河北东西路地。 汉之河内乃古郡，宋怀、卫二州是已。 汉之河东，异乎唐之河东。 汉河东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晋、绛、解五州。 唐河东道，乃宋河东路也。 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 宋宿、亳二州，自开国以来，至于李唐皆在淮北。 宋乃移属淮南。 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东。 宋朝河北东路之地，三代以前属河东。 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东，有在京西。 淮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 故淮北之地，间名淮西。 如汉封刘交为楚王，王淮西，则宋京东西路之地也。 唐裴度身督战，遂平淮西，则宋西北路之地。 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 江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间名江西。 而《魏志》武帝既称，江西遂空，则宋淮南东路之地也。 《晋纪》称石勒陷江西，壁垒百馀，则宋京西南路之地也。 至《五代史》称钟傅据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称江左，有称江右。 金陵居长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 据金陵而言，则江南居左。 四渎之流皆自西而东，天下之形势亦然。 以中原而言，则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两称之。 山东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 前史有山水之称者，皆据华而言之，则其所谓在华山之东也，其地正当河南。 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则所称山东之地，专指河北而言也。 陕西亦一地也。 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为秦国，战国称关中，楚汉之际谓之三秦，两汉又名山西，宋列为陕西路。 而前史又从而称显之，曰四塞之国，曰陆海之地，曰天府之居。 其名虽异，实则同也。 反以三隅，他可知已。 此所谓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者也。 尝考历代州郡之名，多有异同。 于古之国号，如书称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 春秋卫侯燬灭邢，即今之邢州也。 楚子入陈，即今之陈州也。 楚师灭陈，即今之陈州也。 齐师灭莱，即今之莱州也。 楚子围郑，即今郑州之新郑县也。 齐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县也。 若此类未易概举，盖履其地，不敢没其名也。 然而迁徙不常考证，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吴师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馀三百里。 秦师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国，今在西京偃师县之〈阙〉氏镇，去滑州馀四百里。 楚人灭舒，近于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国，今在庐州之舒城县，去舒州馀三百里。 楚人灭黄，近于今之黄州而非也。 古黄国，今在邢州定城县，去黄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于今之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临淮县之徐城镇，去徐州垂五百里。 传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于今之瓜州而非也。 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 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 西亳今在偃师，南亳在榖熟县，北亳在考城县。 有东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 东虢在郑州荥阳县，西虢在凤翔府虢县，南虢在南陵军升陆县。 有东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 东楚，今苏州。 西楚，今徐州。 南楚，即今荆州府。 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县邑之名抑又乖戾。 方春秋之际，乡亭邑聚之名，见于经传者，不啻千数；而存于今者，百无一二。 其有地不徙，名不更，历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钟离、酸枣、长葛诸城，才十数而止耳。 其馀或名同于古，则地改于今。 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 《左传》王与虢公酒泉之邑，实在于河南。 而西汉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开匈奴之地，实在河西。 古之丹阳在荆南，而今之丹阳在江东。 《左传》称楚子邑于丹阳，今在荆南府枝江县内。 今丹阳郡，乃润州也。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 而皆吴楚之境也。 古之澶渊在河南，今之澶渊在河北，而皆宋、卫之郊。 《春秋》：诸侯会于澶渊，实宋古都所谓澶渊聚者，即其地正属今之幽州。 而今之澶渊郡，乃河北东路之都督府。 古之南阳，在河北。 今之南阳，在河南。 而皆晋地也。 《左传》：晋于是始启南阳，即今之怀州也。 而今之南阳郡，乃京西南路之郑州也。 古之东阳在淮北，今之东阳在浙西。 而皆吴地也。 汉尝以彰郡东阳郡行封，今浙西在吴亦有东阳。 夫地理更乎历代，必至混殽。 验其名，初无异同。 考其实，则为甚异观者，于此几何而不误哉。 愚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实艰。 而地名异同，尤为难辨者也。 《明舆图四极》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南滨海，北连沙漠。 道路纡萦，各万馀里。 据一统图京师在东北之境，南京在东南之境。 南京之东南为浙江，浙江之东南为福建。 南京之西南则为江西。 由江西而西北，则为湖广。 转而东南，则为广东。 广东之西少北，是为广西。 广西之西北，则为贵州。 其西南则为云南。 而贵州西北，则四川也。 此四藩者，总在南方。 河南在京师之西南，乃天地之中。 㨿一统图，湖广承天襄阳之间，居地之中。 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 京师东南为山东，西为山西，其西南为陕西。 此数四者，总在北方。 其九边则辽东、蓟州，皆在京师之东，而蓟州为近。 宣府、大同，皆在京师之西，而宣府为近。 榆林、固原，皆在陕西北境，而固原在外。 宁夏在河套过河而西。 宁夏之西转南，则甘肃也。 统天下地方所至，东则山东，登莱、扬州之通海，苏州之太仓，浙江之定海，福建之兴泉，皆滨大海。 而日本、琉球，则居东南海中。 由东转南，则广东之潮、琼。 由南而西，则苏门荅剌、安南诸国。 而云南、孟定等府，亦滨海。 居于海中者，则西洋等国也。 正西则云南之丽江，极西则星宿海、昆崙山、黄河、黑水诸处。 更西不可详矣。 由西而北，则西域诸国。 吐鲁番所居，而大碛、阴山、瀚海在焉，所谓沙漠者也。 又西北数千里，有铁门关，过此则不可详矣。 东北则由京师出居庸关，自北而东，过白浪山，扺女直。 过黑松林，以达北海。 大抵中国之势，南临大海，北接长城，西北多山，东南多水，此其概也。 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 盖以朔方、大宁、交趾及开平、兴和、元菟、乐浪、燉煌不足故也。 夫先王盛时，土地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如洛阳为王城。 皋蛮氏、陆浑氏密迩乎其境。 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 淮南为舒郡，秦为西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 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 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 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 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矣。 故应镛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 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 盖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 惟西与北，尚未底于海耳。 然视之前代，奄甸已弘。 彼大荒绝漠之险，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居之处。 其有与无，固不足为轻重也。 发布时间：2025-09-07 16:21:08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299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