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九章 《大学》与《中庸》 内容： 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层大困难。 因为那些儒书，这里也是子曰，那里也是子曰。 正如上海的陆稿荐，东也是，西也是，只不知哪一家是真陆稿荐[此不独儒家为然。 希腊哲学亦有此弊。 柏拉图书中皆以苏格拉底为主人。 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学派之书，多称夫子曰]。 我们研究这些书，须要特别留神，须要仔细观察书中的学说是否属于某个时代。 即如《礼记》中许多儒书，只有几篇可以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 我们如今只用一部《大学》，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历前第四世纪和第三世纪初年的儒家学说。 《大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 书中有曾子曰三字，后人遂以为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同作的。 这话固不可信。 但是这部书在《礼记》内比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闲居》诸篇，似乎可靠。 《中庸》古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大概《大学》和《中庸》两部书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 我这句话，并无他种证据，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 不然，那极端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发生了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 那重君权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个鼓吹民权的孟子？ 那儒家的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 若《大学》《中庸》这两部书是孟子、荀子以前的书，这些疑问便都容易解决了。 所以我以为这两部书大概是前四世纪的书，但是其中也不能全无后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为驳杂）。 《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约有三端，今分别陈说如下：方法《大学》《中庸》两部书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此两书后来极为宋儒所推尊，也只是为此。 程子论《大学》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 朱子序《中庸》道：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 可证）。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本末、终始、先后，便是方法问题。 《大学》的方法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庸》的方法总纲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篇》也有此语。 诚之作思诚）。 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 又说诚之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行的范围，仍只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略相同。 《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 至于那格物二字究竟作何解说？ 尊德性与道问学究竟谁先谁后？ 这些问题乃是宋儒发生的问题，在当时都不成问题的。 个人之注重我从前讲孔门弟子的学说时，曾说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 我竟不是一个我，只是我的父母的儿子。 例如战陈无勇一条，不说我当了兵便不该如此，却说凡是孝子，便不该如此。 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 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 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 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 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 《孝经》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学》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两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处，便是《大学》的儒教和《孝经》的儒教大不相同之处了。 又如《中庸》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曾子说的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 这和《中庸》说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恰相反。 一是孝的人生哲学，一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一个诚字。 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 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这一句当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合看。 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发达天性的诚，这便是教，这便是诚之的工夫。 因为《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所以他极看重个人的地位，所以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孝经》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像周公把后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类。 《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心理的研究《大学》和《中庸》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 换句话说，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 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 即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似乎是有点内省的工夫了。 及至问他省的什么事，原来只是为了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还只是外面的伦理，那时有一派孔门弟子，却也研究心性的方面。 如王充《论衡本性篇》所说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周人世硕相出入。 如今这几个人的书都不传了。 《论衡》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 据此看来，这些人论性的学说，似乎还只和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相差不远。 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论性，还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观。 到了《大学》便不同了。 《大学》的重要心理学说，在于分别心与意。 孔颖达《大学疏》说：总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 这个界说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 今人说某人是何居心？ 也说是何用意？ 两句同意。 大概《大学》的意字只是居心。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今人说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正是此意。 这一段所说，最足形容我上文说的内观的儒学。 大凡论是非善恶，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一方面（Attitude；Motive）立论，一种是从效果一方面（Effects；Consequences）立论。 例如秦楚交战，宋牼说是不利，孟轲说是不义。 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 《大学》既如此注重诚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 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又说：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这种极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论，根本只在要诚意。 《大学》论正心，与《中庸》大略相同。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说的中。 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 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懥、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 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 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 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 所以《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明行两字，今本皆倒置。 今据北宋人引经文改正）《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 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 发布时间：2025-04-19 13:40:02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44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