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一章　中国人民的心 内容： 征尘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 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 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了军营。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我的表偏偏不走了。 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善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 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 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 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抄着手，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 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澄澄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 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 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 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上哪去呀，先生？ 我送你去吧？ 进城。 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 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 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 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 车夫拍着板门喊道：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浅黄的灯影。 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 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一会儿就生火啦。 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 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 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 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 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 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 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桌子，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 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 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 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 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 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 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 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 从哪儿来的呀？ 噢，西安。 西安真是个好地方。 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 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 胖子谦让着。 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了深灰色。 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 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 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 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 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 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 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 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 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 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 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 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 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 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 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 天阴着。 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谁知道呢？ 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 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 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 他为自己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 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 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 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 我的眼眶、鼻孔，埋藏着许多的细尘。 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 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 Ja！ 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 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 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吗？ 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 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 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 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 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 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 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 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 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 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雪浪花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 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 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 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 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 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 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 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 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靠岸的渔船上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 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 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 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 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得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 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 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 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 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 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 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 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 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 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 那背影有点儿眼熟。 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吗？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 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 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 我就织渔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分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 六十？ 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 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地说：你有七十了吗？ 看不出。 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 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 如今不行了，胳臂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 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 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了。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 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 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 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 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 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 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 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 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 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像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 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 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 老泰山说得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 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 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得闭不拢嘴。 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 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 这回倒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 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 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 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 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 红胡子！ 红胡子！ 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得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 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 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 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 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 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通通的。 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 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 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 竟不肯告诉我。 中国人民的心已经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 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 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爬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的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 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 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说：你知道吗？ 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 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 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 是个很好的同志啊！ 又是一个罗盛教！ 我去看那位烈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 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 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 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 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 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 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 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 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夜里睡觉，浑身刺得又痒又痛。 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 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 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 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绍英。 这个妻子可不像早些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 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 过几天绍英回信了，写得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支钢笔。 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最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 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 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嚷道：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得着！ 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 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战线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 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史元厚挖战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 他这人话语多得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 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巴，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 他也不恼。 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 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 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吗？ 史元厚会笑着回答说：谁说不穿？ 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 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的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 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 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 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 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 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家。 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 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 他想象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 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 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 还有他的爱人绍英，怎么也没睡？ 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 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 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 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 是谁把我造就得像个人了？ 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 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蔫，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你是怎么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 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 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转眼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起了雪花。 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 有一个蒙古族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 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叫龙潭岭。 岭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龙潭池，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 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 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 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就先走了。 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地样子。 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龙潭池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 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 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轰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 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 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 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凉了。 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 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到党？ 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 他只有二十五岁。 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 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 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 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 难道说奇怪吗？ 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 小孩叫赵元弘，住在龙潭岭背后，村名是三龙里。 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〇年秋天敌人进攻朝鲜北半部时，把他爹抓去杀了。 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 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 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睡好，脸色显得很愁苦。 一见到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 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得了呢？ 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烈士的遗体葬到龙潭岭上。 岭下临着龙潭池，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 朝鲜人民又把龙潭岭改叫作史元厚岭，龙潭池叫史元厚池。 千秋万代，望见这片山，这片水，朝鲜的子孙就会想起这个人来。 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 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木棉花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 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 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 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 轻细的毂纱已经披上仕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掮，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仕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 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佬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 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翅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高射炮的声音是急剧而响亮的，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了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了。 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 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 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 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 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 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 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疽疮。 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疮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 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 他似乎是在做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 它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 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地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 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 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 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 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 久而久之，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 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 通同作弊，谁也不告发谁！ 他把两手一张，愤愤地加添说：你看，前线打得多急，后方还是乌烟瘴气！ 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但我不同意他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 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 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广九路通车了。 傍晚才开驶，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堆成垛，如果车厢不坚牢，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高等难民！ 他们有钱，要命，逃避现实，逃避战争，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哪儿是天堂？ 香港，这个美丽的海岛，暂时还是平静的，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 那儿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乐，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花脸一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 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吗？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 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怎么，还要换车吗？ 在哪儿？ 石滩！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 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 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 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 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怎么回事呀？ 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 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 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 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 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 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 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 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 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潼关之夜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 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 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吗？ 来一碗鸡蛋炒饭。 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 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 他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 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 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 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 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哪有奶？ 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孩子是饿了。 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 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 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 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 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 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 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吗？ 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黄同志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 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店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 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 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 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 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到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 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 我跟随在他后面。 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 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 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 末了，她喘息着说：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 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 她一时沉入寂静地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 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 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 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 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 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 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 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 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 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 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 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 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什么人？ 滚上来！ 这意外地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 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 士兵激怒地喝道。 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 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最好早早回客栈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昨日的临汾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 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 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 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 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 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城门能开吗？ 差不多啦。 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 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 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逼潼关天险。 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 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 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 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 他曾经对我叹息说：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踯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 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 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 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 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 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近，因着前线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吗？ 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 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 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 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 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士兵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 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 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 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 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 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 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 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 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实：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 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 啪啪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 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 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 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 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 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 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 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 乡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 我在人丛里挤了一会儿，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 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 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 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乡公所。 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 他一开口就说：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 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 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 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 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 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火热的心脏上！ 铁骑兵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 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 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 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 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 他带着这一班人十分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 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季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 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了下去。 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了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 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 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 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 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 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 嘴里骂道：龟儿子！ 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 总是敌人的地方。 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 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 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 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 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 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 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 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 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了大队。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我刚从朝鲜回来。 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 还记得回来时刚过鸭绿江那天，我一大早跳上火车，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 同车的有位志愿军指挥员，鬓角上露着星星点点的白头发，他离开祖国有两年多了。 我们尽对面坐着，谁都不言语，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 窗外飘过去祖国的天，祖国的山，祖国漠漠无边的田野。 火车开到本溪，窗外闪出庞大的烟筒，远近是许多复杂的工厂建筑。 那位指挥员眼里露出又惊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呀！ 我见到祖国人民的大建设，闻到祖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气息，我的心却飞到朝鲜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志愿军。 就在这一刻，那千千万万好同志啊，在风里，在雪里，在坑道里，在废墟上正用他们无比的英雄气概，清除着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 没有他们，怎么能有今天的祖国？ 他们是在战斗，也是在建设他们是用整个身子，整个生命，给祖国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给人类的未来铺下和平的大道。 他们是真懂得生活啊。 那时候我还在前线，有一天，我到一个高射炮连队去。 连队扎在山头上，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新挖的掩蔽部里。 掩蔽部又阴冷，又潮湿。 脚下一踩一咕哧水，但是收拾得整齐的很：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满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摆着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颜色鲜明的花布被。 这些被子不是公家发的，是战士节省下自己有限的一点津贴费，托人从祖国买来的。 这还不算新奇，还有更新奇的呢。 就在这个阵地上，在一门大炮前，我发现一丛叫不上名的野花，红艳艳的，怪好看的。 不知谁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细心细意搭了座小棚，遮着这丛红花。 这丛红花不是移来的，从根起就长在那儿。 战士们挖阵地，安大炮，后来也不知用这门炮和敌人打了多少仗，始终也舍不得损坏这棵花，一直保存下来。 不要笑我们志愿军太孩子气了吧，我懂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 那些心是又朴素，又善良，又单纯。 他们过的是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却有着高贵的理想，热烈的愿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好。 那些花布被，那丛红花，就说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啊。 要不是这种热烈的愿望，他们怎么能献出自己，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祖国，保卫人类的生活呢？ 在这个连队里，我就见到这样的高射炮手。 这个炮手有一回跟空中敌人作战，阵地上打得烟雾弥漫，灰土罩严了，什么都看不见。 耳朵边上忽然听见唰一下，炸弹从头顶落下来了，他在心里叫起来：可别落到炮上呀！ 身子急忙往前扑，一扑扑到瞄准镜上。 炸弹就落到阵地前面，尘土爆起多高，炮也不响了。 指导员冒着烟土跑上去一看，气浪把两个人吹下炮来，那个炮手伏在瞄准镜上，后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 指导员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过来，甩着手叫：放！ 放！ 放！ 坐到炮位上又打起来。 看看这个好同志！ 事后他对人说：我伤了不要紧，镜子伤了，就不能瞄准打敌人了。 当天他带着伤，就用这门炮打掉一架敌机。 这个同志姓曹。 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志愿军里，上千上万，到处都是。 提起汽车司机马连昆，我不能不怀着特别的敬意。 这个英雄在前线上开着车，牵引着大炮转来转去，重重地打击着敌人。 有一天晚上，他又拉着炮往前走，路上通过几道照明弹封锁区，不料叫敌人炸了。 马连昆崩的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问：咱们的车还有吗？ 同志们告诉他还有。 他说：只要有车，我们的炮就能转到阵地上！ 说完话，痛得牙咬的咯崩咯崩响，却不喊不叫。 一会儿又说：我已经不行了，同志们不用留恋我，赶紧把炮拉走吧！ 又喊：毛主席万岁！ 志愿军万岁！ 言语就不清了。 我们有这样的汽车司机，也有这样的火车司机。 记得是一次很急的任务，天落霜了，前线紧等着要一列车被服。 一个年轻的司机连夜拉着被服往前线送，天亮前后叫敌机发现了，叮住就不撒嘴。 敌人左一梭子机关炮弹，右一梭子机关炮弹，打得火车前后左右爆起一溜一溜的火光。 那司机正在要求入党，对司炉喊道：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冲着前面一路飞跑。 一转眼天就明了。 附近的朝鲜老乡听见火车咯噔咯噔这个响啊，打开窗门一看，大吃一惊，都跑了出来。 早晨的雾散了，田野里漫着层白霜。 只见地面跑着列火车，天空追着架飞机。 飞机打一个盘旋，又一个盘旋，对着火车连扫带射，那火车却不理，咕咕咕咕，只管往前冲。 老乡们看痴了，也忘了隐蔽，都鼓起掌来，大声喊道：哎呀，开车的志愿军真勇敢！ 是勇敢。 那司机就是这样一直把火车开进大山洞去，安安全全藏好，松了口气，慢慢走到洞口，探着头望了望天：那架敌机不死心，还在转呢。 那司机望着飞机大声笑着说：劳你驾，一直送到家门口！ 这司机是谁，我想也没有提名道姓的必要。 难道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是个别的吗？ 不过有个青年战士，直到现在我还懊悔不知道他的姓名。 但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闭眼，我就想起他的样子：方方的脸，弯弯的眼睛，见人就一笑，显得又平静，又温和，又有毅力。 我见到他，完全是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候三次战役刚结束，我有事往汉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鲜老百姓屋里找到个宿处。 院里放着几副担架，抬担架的是些东北来的民工，正在小休息。 当中一个民工年纪大点，特别爱说话，眉飞色舞地谈着前线的情形。 那民工说：仗打得可好啦！ 咱不知道，怎么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简直天下无敌！ 接着长篇大套地说起来了。 他说有个战士，也就是二十岁左右，从平壤追击敌人时，脚后跟冻烂了。 用布包着，走起来一瘸一瘸的，谁见了都心痛。 指导员想叫他留在后边，那年轻人说：指导员放心吧，我掉不了队。 掉队还叫个志愿军啦！ 人家孩子就不掉队，爬大山，走雪路，脚肿得穿不上鞋，用烂棉花包扎着，谁痛谁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队。 打汉城外围议政府时，那青年在火箭筒排里，背着炮弹跟班长到公路旁边去打坦克。 敌人的重坦克有好几辆，呼隆呼隆冲上来了。 射手开了两炮，打坏头一辆，第二辆坦克又绕上来，想必是发现了我们的火箭筒阵地，冲着我们直打机枪。 射手倒了，班长也挂了花。 那青年赶紧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没使过，连打几发炮弹，一发也没打中，坦克倒迎面冲上来了，眼看着要压到他的头顶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谁知炮弹没了。 他喊了声：为了祖国！ 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颗手雷去。 坦克冒了黑烟，他人也倒了我听那上年纪的民工讲到这儿，从心里觉得可惜，哎呀一声问道：他人也牺牲了吧？ 那民工笑笑说：牺牲？ 这样的人还能牺牲！ 又用烟袋锅一指担架说：那不是躺在那儿。 这老汉真会弄玄虚，原来谈论的就是他抬的伤号。 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却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盖在伤员头上，盖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风。 我掀开老羊皮袄，那青年冲着我笑了笑，虽说受了伤，脸色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开朗。 我刚想和他谈几句话，问问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来：你这个同志，真是！ 不怕冻坏他吗？ 一把推开我，又把老羊皮袄好好盖严，抬起担架赶他们最后一段路去了。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啊！ 从前线到后方，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你怎么能数得清，记得完呢？ 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挨冻受累，流血流汗，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我们的祖国啊。 爱就应该是忘我的。 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谁还去计较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得失，个人的生死呢！ 这是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认为是牺牲。 这算什么牺牲？ 我们做的正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冬天一来，朝鲜前线上又该是漫天风雪了。 我离开朝鲜那天，同志们握着我的手，殷勤地说：你走了，可回来呀，回来多告诉我们些祖国建设的情形。 现在新的年代已经开始，祖国的伟大建设也开始了。 不论在祖国，在朝鲜前线，我们的人民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时代。 发布时间：2026-01-06 16:55:06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471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