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答朱希祖君 内容： 本刊第三十期介绍《清华学报》（五卷一号），于朱希祖君之《中国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曾加论列。 顷承朱君贻书见教，良用感荷。 朱君首谓前评纯用感情，不任理智，末谓作者出言詈人。 吾人复检原文，深自省察，不胜惶惑。 本刊前评，其他本刊一切文字亦皆然，就文论文，不涉文外一语。 其中含有评价性质之三数语，亦皆就事论事，不涉事外一语。 吾人实自苦不知其感情于何表现，致有朱君之印象。 事之出人意外，有如是也。 兹于答复朱君之前，有当附言者。 我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七年前章鸿钊君于其《中国铜铁器时代沿革考》中已发之，（其结论谓，春秋战国即公元前五世纪，吴楚诸国始用铁兵）而朱君文中所引证，除二三条外亦无出章君此文及其所著《石雅》之外者，然朱君文中绝未称及章君之著作。 （后于章君而先于朱君者，日人松本文三郎有《古代支那の鐵器に就ぃて》，其中主要引证亦尽见于朱君文中。）吾人虽诧于契合之奇巧，亦不欲抹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可能。 今所欲申明者，吾人虽与朱君辨难，实即操戈而造章君之室耳。 以下照录朱君来书并逐条加以答复：《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左右：读贵刊《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评论（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此评论不署名，故陈之编辑者），首评拙著《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历将拙著疑点举出，不胜感谢。 惟观通篇评论，纯任主观，不任客观，纯任感情，不任理智，实非至当之评论。 何以言之？ 既云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之说不能成立，完全推翻，理宜举出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北方之确据，作为一种反攻之铁证，然后可以折服吾心。 空言古代南方之证据如何不可信，然古代北方，并如何不可信之证据亦不能举出，则先生亦可以休矣。 此就其大体之评论，已觉其失当者也。 按朱君所举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据能否成立，此为一问题。 吾人能否证明铁兵先行于北方，此又为一问题。 不能谓在后一问题未解决之先，则前一种证据，无论其如何不充分，皆得成立，而不容置议，亦可以休也。 此理至明也。 而朱君云云，一若真理之探求，同于体育场上之球赛，苟甲方不出阵，则乙方天然胜利也者，此在逻辑上为误用不容间律，在历史方法上为误用默证。 铁兵先行北方（其定义详后）之证据，古籍中颇有之。 本刊前评之兴趣，专在考察朱君证据之是否充分，故未举及。 亦以此种证据，已为近代学者所熟道，初无待本刊拾取唾余，滥塞篇幅。 今既承朱君下问（看第三节），吾人亦何惮略举所知以告。 （一）《逸周书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斩之以黄钺。 二女缢，武王斩之以玄钺。 盖黄钺以铜为之，而惟铁质乃能为玄钺。 章炳麟君曰：自缢者骨肉如故，非铁钺不可斩。 自燔者肉枯而骨销，其质浮疏，故仪仗之铜钺亦得斩焉。 其说是也。 此周初岐镐间已用铁兵之证也。 （二）《中庸》记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必精铁乃能为白刃，此春秋时鲁国已用铁兵之证也。 （三）《左传》文十二年，晋襄公使莱驹以戈斩囚，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 章炳麟曰：古者戈为钩兵，不任斫斩，晋乃用以斩人，则必已易铜为铁明矣。 章炳麟又曰：且左氏称虞叔有宝剑，虞公求之。 谷梁氏称孟劳者鲁之宝刀。 是皆春秋时事也。 夫唯铸以钢铁，或以锻工，万辟千灌成之，然后谓之宝。 若徒一铜剑也，上剑之制，其重九锊，为三斤十二两，不当半铢之钱千枚。 何得为宝耶？ 观此，则春秋时晋国当亦已用铁兵也。 （四）墨子为鲁人，楚之攻宋也，墨子方在鲁（此据《墨子公输》篇，《吕氏春秋》谓在齐，无论齐鲁，皆为北方）。 闻之星夜至楚，谓：臣（墨子）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备城门》以下七篇乃墨子教禽滑釐守圉之术。 按其中所用守圉之器若铁錍、铁矢之类，皆墨子之器，即鲁国之器也。 此铁兵先行于北方之铁证。 而朱君乃举以为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是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至错误（看第三节）也。 由此四证断之，我国古代铁兵先行南方之说，实根本推翻，而朱君亦可以休矣乎。 再就其纲目观之：（一）谓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 按拙著第四节，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铁兵（即指吴、越、楚），次言淮汉流域先行铁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国西有汉，东有淮，为南北之分界，所谓江汉江淮是。 其分界正确与否，又当别论。 谓无明确之定义，则评者毋乃太忽略而轻率。 拙著所谓古代南方，以时间言，乃以战国末为界；以空间言，乃以淮汉流域为界。 何以故？ 因战国之末，南方以楚为代表故。 荀子言：居夏而夏，居楚而楚。 （《荀子儒效》篇）夏为诸夏，即古代之中国，属北方，故与南方楚国对举。 楚国疆域，西包今陕西之汉中，东包今山东之琅邪，中有今河南南部，如南阳之宛叶、陈州汝宁之陈蔡，皆其所属。 此稍治历史者皆能知之。 宋国虽非属楚，与楚地犬牙相接，且以地域而论，与陕西、山东之南部同其纬度，皆在今所谓北纬三十四五度之间，故亦以宋属之南方。 言中国古代南北学术，亦大都以此为界，如陈、宋之学者，有老子、庄子，亦为南方学者之代表，与北方之学迥异。 南北学术之不同，乃地理使然，似亦不可否认。 尊论谓拙著：举南方用铁兵主要之证据，屡及宋国，按宋地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当云宋都在河南商丘附近，言宋地者不词），文中指为宋国产品者，绝未证明为宋国之何部分，（按墨子因楚欲攻宋，为宋守城，而作《备城门》以下数篇，则其城当然指宋都而言，或指宋都以南近楚诸城而言，读过《墨子》者皆知之，何必指出何部分）而遂颟顸其词曰，是产于淮水附近，何武断之甚耶？ 商丘附近而可指为南方，则以同纬度推之，陕西、山东亦为南国矣。 此吾人所不敢赞同者也。 夫赞同与否，当为别一问题。 惟山东、陕西之南部，当然属于南国，其同纬度之河南南部，亦当然属于南国。 所谓淮汉流域，在战国时代，谓为属于南方，自有种种根据，何颟顸武断之有？ 推尊论之意，必以今地理分南北，所为扬子江流域属南方，黄河流域属北方。 然不观孟子论禹之治水乎？ 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宋在淮、泗之间，陈蔡、宛叶在汝、汉之间，则犹是扬子江流域也。 （汉之支流，散布于河南之南阳旧府属，而其本流，则经陕西之南部，至湖北入江。 淮之本流，合汝、泗诸流，散在河南汝州及汝宁、陈州、归德旧府属，及山东之南部、安徽之北部，至江苏北部入海，而其支流，则经安徽之中部入江。 焦循《孟子正义》言之甚详。 宋境内有三大水，南曰睢水，商丘即在其北；中曰丹水，有孟诸泽；北曰黄沟，宋蔡、丘、黄、郜诸邑在其南。 此三水皆会泗而入淮。）则宋属南方无疑，然尊意必又以今地理之省界论古地理，谓今陕西、河南、山东，必归北方，余之立论，大抱野心，侵入此三省之南部，故遭驳斥乎？ 不知《禹贡》九州，以今地理论，惟荆州纯属南方。 梁州北至华阳，扬州北至淮水，已侵入北方范围，则南方毋乃太小乎？ （当时五岭以南，必尚未入版图）依下文言，尊论必不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而信《禹贡》，则论南北分界，必准《禹贡》九州平分，乃为公平。 荆河之豫州，在适中之地，必分而为二，以为南北之界。 伊、洛、瀍、涧、泾、渭、济、漯入河，归北方。 汝、汉、淮、泗入江，属南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今陕西华山终南以南）、海岱及淮之徐州（今山东泰山琅邪以南），亦属南方，则南方有荆、梁、扬、徐四州，北方有青、冀、兖、雍四州，而豫州中分南北，乃适得其均平。 是则南方之疆界，与战国之楚、宋不相出入，则宋属于南方，又何疑乎？ 按本刊前评谓朱君于南方无明确之定义者，正以其未说明以宋属于南方之故。 今观朱君补说，谓宋之南部与楚北境相错，宜并属南方。 按楚国之拓地汉阳，乃春秋中叶以后之事，不能因楚国本部属于南方，遂并其后来势力所及之宛叶、陈蔡亦属于南方，犹秦地本在西陲，不能因其后版图并有齐鲁，遂以齐鲁为西土。 此理之至明也。 《史记》老子楚人，或引作陈人。 庄子蒙人，蒙或以为属梁，或以为属宋，至今尚非无定论。 朱君遽以为陈、宋之学者实嫌武断，而近人以南北分先秦学术，亦未为笃论（看柳诒徵《近人论诸子学之失》）。 朱君又以淮之支流入江，遂以淮河流域之全部属长江流域，故为南方，则当黄河夺淮入海之时，淮当为黄河流域，属北方矣。 同一空间，随时而异其南北，有是理耶？ 墨子所言铁兵，虽为宋用，实赍自鲁。 朱君未能证明其出自宋之何部分，而遽曰是产于淮水附近，读者思之，此种论断之评价，除颟顸与武断外，尚有何辞可用耶？ 至论南北之分界，吾人以为依现代地理学眼光，宜以淮水、汉水之北属于北方，其南属于南方。 宋在淮北，自属北方。 即如朱君之说以宋属南方，而墨子所言铁兵，不出于宋，则亦不能证明其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 （二）谓：引《墨子备城门》篇毋以竹箭，楛、赵（桃）、（柘）、榆可。 盖（益）求齐（赍）铁夫（孙云当为矢）。 谓：此以铁夫为铁矢，若不致误，则宋亦有铁矢矣。 按《备城门》篇，乃墨子在宋之言，而劝人毋以竹箭求赍铁矢，似正可证明宋人尚用竹箭，而不知用铁矢，无论退若干步言，亦不足以证明宋人之先用铁矢也。 此段议论，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致错误。 《墨子》原文，作：及多为矢，节（即）毋（无）以竹箭，楛、赵（桃）、（柘）、榆可。 盖（益）求齐（赍）铁夫（矢）。 孙诒让谓：当作及多为矢，即无竹箭，以楛、桃、柘、榆可，益求赍铁矢。 竹箭，犹言竹筱。 《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郭璞注云：竹箭，筱也。 古者矢杆用竹箭，矢镞用铜，及至墨子时，矢杆亦可用楛、桃、柘、榆诸木，而矢镞益求用铁。 且宋当时既有铁錍，自可证明已用铁矢。 尊论既不解竹箭之古谊，又误读《墨子》之句读，欲证明宋无铁矢，又忘却宋有铁錍矣。 （三）谓：其关于铁剑一项，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吴、楚精长于铁剑之制造，然不能据是即谓铁剑先行于吴、楚，犹今日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据是遂谓火药先行于欧洲也。 按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谓火药先行于欧洲者，以火药先行于中国，有历史事迹可证。 吴、楚之铁剑以今日炼钢术之进步，似亦不可谓为精制，然欲否认铁剑非先行吴、楚，而先行于北方燕、赵等国，亦当有历史之事迹举出，乃可推翻吾之论据，而为史学上之一大发明，与火药先行于中国说，同其价值，此吾日夜求之而未得者。 鄙人读书不精，在古书中，或有北方先行铁兵之论据，不过鄙人疏漏，尚未发见，正求通人指示，以破吾之迷惑。 如尊论之空无证据，实不足以餍吾之心。 （以上驳本论意）按《说文》云：箭，矢也。 又释名之：矢又谓之箭。 箭，进也。 此前评释箭为矢之所据，何望文生义之有？ 孙氏之诂，亦一种测度，何能据为天经地义？ 墨子教禽滑守宋，而语其求赍铁矢，赍者，移至异地，故曰可证宋之不知用铁矢也。 又观上文所举证，铁兵之先行于北方者已多。 孔子之言白刃，虽不能断定其指刀抑剑，然春秋时晋、鲁既已有剑，而又有白刃，而谓其只有白刃之刀，而无白刃之剑，有是理乎？ 朱君所举证，只能证明南方制剑之精。 （谓坚利也，此所云精乃就当时与北方比较而论，非以今日眼光观之也。 朱君引秦昭王之楚之铁剑利，夫必有楚以外之剑不利，与之比较，故特举楚而言也，此实暗示北方亦出铁剑。）即无上述之证据，亦不能断定铁剑其先行于南方，又况其有耶？ 又谓：作者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 按古代南方，若以余前立之定义而言，则文化之高下，尚未易下定评。 推尊论之意，似必谓古代南方文化不高，方不是翻案，方不是立异。 盖尊论之古代南方，其空间时间，均不知以何为界，恐真如尊论所谓绝无明确之定义矣。 若以夏、商、周以前为古代，以《禹贡》所谓梁州、荆州、扬州为南方，或者尊意以为真是古代，真是南方乎？ 则试问《禹贡》扬、荆、梁三州有铁，皆属南方，独北方诸州不言铁，是当时采铁冶铁诸术，南方必先发达可知，非必北方无铁，特采冶之术未发明耳。 否则，南方天产独精，人工自易独擅其美。 但近人有不信《禹贡》者，以为唐虞之时，尚未知冶铁之术，故詈为伪书。 尊意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如笃信《禹贡》，则又翻南方文化不高之定案。 立言不慎，真古人所谓进退维谷者矣。 按吾人并不反对合理之怀疑，并不反对以充分之证据推翻旧说，惟无可靠之证据而谬创新论，斯为翻案立异而为吾人所极端反对，非有所爱恶于新旧也。 此又已于本刊第八期《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详之。 朱君（毋宁谓章鸿钊君）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既根本不能成立，其所举以明南方文化发达之三证，亦同一辙。 朱君不服，容俟下文申论。 至其反讥吾人所谓古代及南方，绝无明确定义，夫吾人所评者为朱君之文，在纠驳其所举三证时，所谓古代，自指其三证所涉及之时代，此何待言者。 关于南方，在纠驳朱君时，即是自申其定义，即谓宋及其同纬度之地不得认为南方，而其以南即为南方。 此意凡曾平心一读前评者，自能喻之，何必为枝节之周纳。 《禹贡》所载，吾人根本不信为唐虞时代之事。 朱君谓吾人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此实不通逻辑之论。 朱君之推论之历程，若以逻辑析之，当如下。 （一）翻案立异者不信《禹贡》。 （二）君反对翻案立异。 （三）故君不当不信《禹贡》。 此种三段论法，实犯illicit process之谬误，因不信《禹贡》一辞在大前提为undistributed，而在结论则为distributed也。 朱君既昧于逻辑，若但以逻辑上术语折之，恐难使其心服，则试再类喻以明之。 使朱君之论，而可以成立者，则下列之结论亦当为正确矣。 （一）凡人皆有死。 （二）飞鸟不是人。 （三）故飞鸟不当有死。 然朱君试思之，果谁当进退维谷耶？ 要之所翻案立异者，不在于信某书、疑某书，而在于所信所疑之是否合理，故王静安先生固不同意近人过度之怀疑（看其《古史新证》），然亦不信《禹贡》也。 次辩驳古代南方文化之高之证据。 （余并无南方文化高于北方之论，不过言南方文化为北方文化所湮没，故表章之。）（一）则蚩尤作铜兵。 此说仅见于战国以后书，绝难置信。 按此说出《管子》《山海经》，谓为战国以后书尚无定论。 （二）则苗民始作劓、刵、椓、黥之刑法。 夫肉刑而可为文明之征，则用凌迟形之旧日中国人，其文化宜高出于今日之欧洲万万矣。 按拙著原文，但言文化，未言文明。 文化发生，自有次序，如先有石器，而后有铜器、铁器、电器，不能谓石器非一种文化。 盖有器必胜于无器也，刑法亦然。 古者刑法不分轻重，苗民始作肉刑，即所谓五刑，始分别罪之轻重，而施其刑。 当时北方，盖并此法而无之，故自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汉，皆习用其法而稍改正。 所谓墨（即黥）、劓、剕（代刵）、宫（即椓）、大辟（即杀）是也。 至汉文帝，始去四种肉刑，乃为刑法之一进步。 至于今日，并笞与杀而去之，乃更进化矣。 然亦不能谓肉刑非一种文化，盖有法必胜于无法也。 尊论既不知五刑之沿革与分别，漫然以凌迟刑比之，已觉浑而不析，而又不识文化与文明二词之分，而贸然以肉刑为文明之征相讥，根本既属误解，枝节更属非是。 （三）则谓南方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按《左传》记楚左史倚相能读此诸书，然未尝言其为南方之书也。 而观倚相所以讽楚王之诗（《祈招》之诗），乃北方之传说，则知《坟》《典》诸籍，当亦北方之书也。 若其为南方之书，何致只有左史能读之，且以其能读传为美谈乎？ 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古代北方，不闻有其书。 左氏传据楚史，始得闻其名。 汉儒训《三坟》《五典》为三皇五帝之书，《八索》《九邱》为八卦九州之志，皆附会而无确证。 余疑为南方古代之典籍，故倚相能读，楚王以为博学，今则与楚《梼杌》俱亡，故南方文化，湮没无传。 此说之是否，姑且不论。 尊论以倚相举《祈招》之诗讽楚王证明《三坟》等书为北方之典籍，则又误读《左传》。 《左》昭十二年传，子革语楚王，左史倚相趋过。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子指子革），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对曰：臣尝问焉（子革对王言臣尝问之于倚相。 此对曰二字，尊论误以为倚相对，则下文皆不可通），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 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 臣问其诗而不知也。 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 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臣问其诗而不知，即子革问《祈招》之诗于倚相，而倚相不知。）准此，则倚相仅能知南方本国之古籍，而不能知北方之古籍，故子革讥其不能知远。 《祈招》之诗若为北方之传说，则更足证明《三坟》等为南方之古籍矣。 （以上驳附论完）按朱君若据《管子》及《山海经》中言蚩尤事为信史，此种路史式之古史观，吾人无再与辩论之必要。 文化、文明二词，乃近人以译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 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轩轾之分。 近世人类学家，恒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国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绩，则更不含有优胜之评价，前评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 朱君不明近代术语，漫然相讥，是亦可以已乎？ 朱君云古者刑法不分轻重，是殆谓在未采用五虐之刑以前，无论大小罪皆一例惩罚耶？ 则曷不读《尧典》？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其间轻重之别显然，盖刑罚轻重之分初不系于肉刑之有无。 今欧洲虽无肉刑，而法固有轻重也。 朱君有何证据以明古代惩罚罪犯，其不分轻重，而五虐之刑为一种进步耶？ 《三坟》《五典》等书虽左氏传外无征，然先秦北方古籍亡佚者多，不能据是遂断定其书无闻于北地。 左氏文中言及此诸书，乃出自楚王之口，朱君何从知左氏于此诸书之名以外，有无所闻耶？ 前评以讽《祈招》之诗者为倚相，乃作者记忆之误，承朱君指正，为感。 然此更正，不能改变《三坟》等非南方古籍之说，且足助其说张目。 何也？ 盖子革曾问左史以北方《祈招》之诗而左史不知，其对楚王因谓若问远焉，安能知之。 是以《三坟》等书，视《祈招》之诗为更远。 夫岂有本国之书，为本国人所应知者，反观外邦之传说为更远？ 若《三坟》为楚书，则子革不当为是言明矣。 综尊论全文，对于拙著本论，以为问题不能成立；对于附论，以为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其所以不能成立者，盖亦以为翻案耳。 夫翻案立异，只要证据确凿，亦何尝是恶习？ 现在科学进步，一新说出，即将旧说推倒，盖亦用证据使然。 若不如此，而墨守旧说，不求学术之进步，则真是所谓恶习矣。 按朱君以证据确凿，为衡论其准绳，正与吾人同调。 吾人之态度，于前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已陈之，上文复已申述，兹不赘。 吾人不苟同朱君之论者，正以其证据不确凿耳。 再者，贵附刊第二十七期（本年七月九日）《评论〈燕京学报〉第三期》，对于拙著《明季史籍五种跋文》：（一）《崇祯长编》，（二）《弘光实录钞》，（三）《狩缅纪事》，（四）《守尘纪略》，（五）《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仅评论一句曰其书不重要，以示不屑批判之意。 夫人各有专门之学，在中国史学中，有专门研究明季史事者，则视此等书甚为重要。 若以学文学之人视之，则自为不重要。 所以评论专门之学，必须学此专门之学，方能评论。 若未尝研究此学，而一笔抹杀之曰不重要，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 贵副刊既以文学标帜，理当谨守文学范围，不必将其他专门之学，一切包办而评论之。 否则，颟顸武断之弊，贵副刊所持以詈人者，恐将不免自詈矣。 按本刊名文学副刊，实仿西方各著名报纸中Literary Supplement之例，凡一切自然科学以外之新著作，皆所批评，初未尝以狭义之文学自划，此意于第一期引言中已详之。 其批评之能否尽皆确当，谁能自必？ 然求真之志，未敢或渝。 读者及作者之论难，深所欢迎，毁誉之来，亦不暇顾。 新著旧说，吾人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加论列，故必衡其轻重以为去取。 轻重之标准，即以其贡献及关涉之大小。 朱君所跋五种史籍，吾人认为不甚重要，即据此标准，原无涉不涉之意存乎其间也。 若欲吾人放弃此标准，以适专门家之意，则殊不可能。 以上吾人答复朱君竟。 吾人深谢朱君之诘驳，使前评之疑点，得以祛除，而本刊之态度及旨趣，得借此机会更详细表白于读者之前。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3、34期，1928年8月13、20、27日 发布时间：2026-02-21 14:01:53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520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