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二章 巩固国基 内容： 第一节 圣祖嗣立至亲政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 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 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 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 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 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 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 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 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惟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 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字，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 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初位，改元康熙。 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 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 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官掌管为一款。 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 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 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 而其实世祖为已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 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 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 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 厚己薄人，靡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 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 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 《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 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 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 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 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 废内十三衙门，处斩内监吴良辅，《清史稿》世祖、圣祖两纪，互相矛盾。 《世祖纪》：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书：良辅受贿伏诛。 《圣祖纪》：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书：诛良辅。 其实两俱有误。 《东华录》于前一月日，书良辅贿案发觉，结之云：良辅寻伏诛。 《史稿》忽其寻字，于后一月日书谕旨废十三衙门，中有良辅已经处斩一语，亦未必斩于是日。 惟世祖崩前五日，已书不豫，而尚亲幸法源寺，为良辅祝发。 知斩良辅决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见《世祖出家考实》。 史文之待订者，往往类是。 幸而史料俱在，可以考确，否则又成疑窦，此不独《清史稿》为然也。 圣祖初年之辅政，为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皆非宗室。 受命后，以非从来成例，跪请诸王、贝勒共任，诸王、贝勒以遗命不敢违，乃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及大行灵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之语。 是亦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其用意可见也。 然事权所在，必有积重。 辅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专横之鳌拜，即有一缄口不语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辅政跋扈之事。 至八年五月，圣祖亲政。 辅政时于国家本计、民生要务，亦无大影响。 其资望最高之索尼，于康熙六年六月先卒。 卒之前，因鳌拜专擅，于三月内请圣祖早亲政，而未即行。 至七月己酉初七日，始行亲政礼。 然鳌拜横暴犹昔。 自索尼卒，鳌拜不循遗诏中原次，自居辅臣之首。 先是，鳌拜以己隶镶黄旗，国初圈地，镶黄旗屯庄在保定、河间、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 令下，所涉州县旗民俱大扰，耕耨尽废。 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俱力争之。 辅臣中惟苏克萨哈隶正白旗，不赞圈换之议，余均徇鳌拜议。 尚书、督抚坐迟误阻挠论死，苏克萨哈不对，鳌拜卒矫诏并予弃市，事在五年十二月。 明年，圣祖亲政，苏克萨哈请守先帝陵，罢辅臣任。 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谓苏克萨哈不欲归政，论以大逆，与其长子俱磔死，余子孙俱斩决，籍其家，并斩及其族人白尔赫图等。 奏入，圣祖不许，鳌拜攘臂上前，强争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后，余悉如议。 又前后杀大臣不附己者，与弟侄及同党相比，至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 八年五月，乃诏逮鳌拜廷鞫，褫职籍没，与其子那摩佛俱禁锢之，弟侄及同党多坐死。 及鳌拜死于禁所，乃释那摩佛。 后圣祖晚年，念鳌拜战功多，赐一等男爵，以其后袭。 世宗朝，并复其一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封号曰超武。 乾隆间，复降为一等男世袭。 圣祖初年辅政四臣事实及鳌拜伏罪，据官书，鳌拜罪亦终不掩功。 而世传圣祖逮鳌拜时，恐其不胜，至谲以取之，具见满人纪载。 《史稿》亦录入《本纪》云：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 上久悉鳌拜专横，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 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 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 云云。 观上虽亲政，鳌拜攘臂上前，必行其意，竟无如之何，则帝之威令有不行，至以术取乃定。 是亦见圣祖童年，早能不动声息，以销肘腑之患。 而辅政之始末，亦清初一重事，不可不稍详也。 四辅臣时，有复行明季加派之失，数月即罢，未为永害，要亦辅政时之阙失。 《史稿四辅臣传》论云：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 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 考此事，纪、传、志皆不见，独见此于传论，意谓事非经久，可不特书，附著一语，亦文省事增例也。 然清以不加赋为特长，非明著此变，恐成疑议。 考《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户部遵旨议复：查明季加增练饷，并无旧案，止有遗单一纸，每亩派征一分。 直隶等十三省，共计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每亩一分派征，计征银五百余万两。 请敕该抚于十八年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 至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敕该抚于见征田地内，照数征派，汇册到部。 得旨：如议速行。 是年十二月己未，左都御史魏裔介奏请停止。 辛酉，谕户部：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 尔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鳌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诸被诬者皆复，或予谥恤。 于是举经筵，置日讲官，改内三院大学士衔为殿阁大学士，复翰林院，用儒臣编纂经义。 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朝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 十二年五月，侍臣请以夏至辍讲，圣祖特谕：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 视朝讲学，纳谏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 接见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浸浸向治，而撤藩之议起。 第二节 撤 藩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 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 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 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 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 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 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 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 三桂既以兵逼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 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 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 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 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 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 《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 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 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 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 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 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 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 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 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寇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 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 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 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 所除授号曰西选。 三桂之爵，进为亲王。 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 借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 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 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 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值。 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 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 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 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 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 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 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 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 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官遍天下。 此恐传之太过。 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 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 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 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 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 皇上持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 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乎？ 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 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 终觉于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 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 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 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 朝议不敢决允，惟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 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 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 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 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 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 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 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 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 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 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 其有举动则始于是。 时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 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 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 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 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 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 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 孙延龄亦以广西叛。 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 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 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 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 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 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 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 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 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 初，仓猝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属。 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 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 耿藩既变，浙东响应。 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 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 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 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 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 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 诏书见存史料室。 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 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 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 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 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 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 于是诸藩之毒尽发。 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 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辅臣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 以此鼓叛者来归之气。 时官兵各路皆捷，诸藩势日蹙。 十月，杰书师次延平，耿藩将耿继美以城降。 精忠遣子显祚献自铸印乞降。 精忠盖亦效三桂所为，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 至是，献其印降。 杰书入福州，疏闻，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 海寇者，郑成功子经尚据台湾，是时入闽、浙，不问官军、叛军守地，乘乱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殉。 亦逼建昌，耿藩守将耿继善遁。 朝廷因敕杰书速进，乘机下福州。 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且乞师，愿立功赎罪。 诏赦其罪，且加恩优叙。 孙延龄为三桂将吴世琮所杀，踞桂林。 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赴广州。 四月至南安，叛将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 五月己卯，之信出降。 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 十七年，于时三桂已起事阅六年，自称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号以系从乱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劝进，称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国公、郡公、侯、伯有差。 颁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庐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 是时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语，召孙世璠于滇，未至而死。 世璠抵贵阳，其下即拥嗣称帝，改号洪化。 当是时，巨魁既死，孤雏继业，其下骁悍敢死之夫犹能奉以周旋。 官军闻三桂死，锐气自倍，然与世璠军战，犹迭有进退。 叛党之凶悍固结不易解散可知。 三桂所用水师将领林兴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资其习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险，急攻湖南。 将军莽依图等徇广西，吴世琮走死。 西军则张勇所用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进克保宁、顺庆。 鄂边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 湖南大军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县，三桂所都衡州亦下。 于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诸将均归贵阳就世璠，世璠令再扰川南，降将谭弘复叛，夔州再陷。 朝命罢吴丹，以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与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将军赉塔由广西，分三道入云南。 十月，彰泰克镇远，薄贵阳，世璠与其将吴应麒等奔还云南。 二十年正月，赉塔与彰泰两军会于云南之嵩明州。 二月，进攻云南省城，并收云南各郡县。 世璠拒守，久不下。 九月，赵良栋军亦渡金沙江来会。 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速攻之。 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杀。 次日，其将线缄率众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所署将吏悉降。 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礼。 己亥，宜捷受贺。 先是，群臣请上尊号，不许。 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徽号，颁恩诏，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 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 部议遽以藩撤复允，朝议两歧。 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 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 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 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 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 忆尔时，惟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 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 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诽毁，谓因迁移所致。 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 朕自少以三藩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邪？ 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 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 群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 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 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 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 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 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 朕断不受此虚名也。 朕自幼读书，觉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 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 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 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 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 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 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 云云。 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况，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 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惟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 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 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 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 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实录》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 八月，再书 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 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 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 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 尔衙门议奏。 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 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惓惓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 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 而《史稿本纪》，二月书 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 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 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 九月无御经筵之理。 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 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 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 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 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 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 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 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胜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 复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 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寇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 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 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 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 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 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 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 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 格物致知，必资讲论。 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 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 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 尔等会同翰林院学士议奏。 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 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 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 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 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 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 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观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宫从，进讲不辍。 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 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 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 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 旋煽奈曼等部同叛。 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 六阅月而平。 《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 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 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 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 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 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 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 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 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 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 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 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 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 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 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邀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 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 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 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 少年智勇，确为事实。 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惟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 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 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 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 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 读卷官派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 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 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 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 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 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 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祺荐吴元龙。 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 入授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 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 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 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 部议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 是士有求朝廷矣。 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 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第三节 取台湾三藩既平，国势已振，而郑氏犹踞台湾。 东南滨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为坚壁清野之计，仍时时有海警。 八旗劲旅，不习风涛，于此无能为役。 自三藩既平，汉人思以功名自奋者，自然乘时会而生。 台湾在卧榻之侧，然惟汉人能图之。 成大功者姚启圣、施琅二人，而世皆传姚之功为施所掩。 《国史》所纪，颇与私家所传不尽合。 而台湾之历史，以前多不明了，兹悉约为辨正焉。 古书无台湾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绝近，岂自古沿海之人，一无闻见？ 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国琉求传》后系论曰：琉求，今之台湾。 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 或乃妄合为一，误莫甚矣。 此说极是。 史书中琉求有传，惟《隋书》《宋史》及《元史》。 《隋书》云：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 隋建安郡，当今兴、泉、漳、汀滨海诸郡地。 又云：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 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 到琉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明年又往，抚慰不从，取其布甲而还。 《宋史》：淳熙间，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 《元史》：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 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 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 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 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发作，飘流落漈，回者百一。 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 世祖至元末，遣使杨祥、阮鉴等往宣抚，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屿舟行。 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 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众不亲上岸，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 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 四月二日至澎湖。 据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极近，自汀属海屿往，且不过一日可达，部署登岸，被抗而还，抵澎湖计亦不过一两日程，其为台湾地无疑。 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则俨然旧国，与元以前所记无文字、无年岁、无疆理、无官属者，文野迥异。 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 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国，自是随使入朝贡，奉笺表无虚岁。 三王迭来，且请子弟入国学。 其距中国道里，据《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门出海，历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国。 据《琉球国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测量，琉球偏东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则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计三千里云。 与五日程之说大异，故曰《新元史》之说确也。 清《一统志》尚以历史之琉求，为明以来之琉球，其叙台湾，莫详于国史《施琅传》。 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泛至澎湖而止。 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于其间，已不下万人。 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 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 红毛遂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 至顺治十八年，海逆郑成功破之，盘踞其地。 据此，则台湾原为郑氏巢穴，特踞一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规划耳。 至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湾借红毛为互市所，则亦若澳门之于葡萄牙，本以为好而相假，非红毛以力取之也。 红毛为其时西洋人之通称，实为荷兰国人。 红毛经营三十余年，乃成一海外之国。 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归之荷兰，又传子至孙，奉明正朔者二十余年。 是则开辟台湾者，始终为郑氏。 姚启圣为清代平台首功，诸家纪启圣事，谓生于郑芝龙起事之岁，至年六十而台湾郑氏亡，启圣亦卒。 以为天特生启圣与台湾终始。 启圣生明天启四年甲子，芝龙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让与红毛而身就抚，是据台不过四年；且无海外立国之计，一招即受抚，其不重视台可知也。 此既名为台湾以后之历史也。 姚启圣人奇事奇，轻侠豪纵，为路人可以杀人报仇；恤人患难，可以不自顾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 在明末本为浙江会稽籍诸生，入旗后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举人，出为县令，多奇特之行。 康亲王杰书统兵讨耿精忠，启圣从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寻擢总督。 台湾郑经，即成功子，闽乱以来，屡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刘国轩尤能军。 启圣御之，连复所侵地，遂以收全台为己任。 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 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 又请前被裁之水师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复任。 施琅者，泉州晋江人，雄杰习于海，故隶芝龙部。 芝龙降于贝勒博洛，琅族叔福从之。 琅从成功招，留为明用，既而与成功不相得，遁归福所。 琅父大宣及弟显，俱为成功所杀。 琅既归新朝，久之无所遇，归居泉州。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成功。 入泉州，拔琅从军。 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击却有功，授同安副将，进总兵。 康熙元年，擢水师提督。 时成功已死，子经统其众。 琅累战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军。 康熙七年，密陈郑氏克取状，而部议难之，且以为疑。 遂裁水师提督，召琅入为内大臣，隶镶黄旗将军。 十六年，复水师提督，启圣累保琅未用。 二十年，郑经又死，子克塽幼。 内阁学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复任琅为水师提督焉。 先是，郑氏已屡败，尽弃闽省海边地，并海坛、金门、厦门等群岛。 郑氏之众，悉归台湾。 旗军在闽无所用，启圣使客说耿精忠自请入朝，亦劝康亲王杰书请班师，悉其供亿之费，从是平台。 时郑克塽袭称延平王，而事皆取决于其下刘国轩、冯锡范。 琅以国轩最悍，时方守澎湖，计一战破之，则台湾可不战下。 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战克之。 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及锡范等果震慑乞降。 琅以八月率师入台受降，克塽及国轩、锡范以下皆出降。 琅由海道专船奏捷，而启圣则驰驿入奏，迟琅奏二十日而达。 圣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海侯。 启圣以积年经画之劳，赏竟弗及。 会启圣又奏言庙谟天定，微臣无力，圣祖益疑其有怨望意。 未几，启圣以疽发背卒。 卒后尚论之士多有为启圣鸣不平者，因于琅有贬辞。 其实为国立功，琅与启圣所见自同，惟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让，有攘功之迹、掠赏之情，亦可议者。 其论台湾之善后，朝议主迁民弃地不设守。 李光地为泉州产，于此役颇自谓有所参预，圣祖亦以其晓事询问之，光地尤主张招红毛畀以其地，此见光地自撰《语录》及《年谱》，圣祖不纳。 琅疏争其事，略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红毛破之，踞台湾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 一旦畏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海邦祸患，人力所能致之。 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报竣。 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也。 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 沿海诸省，断难晏然。 至时复勒师远征，恐未易见效。 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 部臣苏拜、抚臣金鋐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 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 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 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 其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谁不勉力竭忠？ 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免。 现在一万之兵，仍给全饷，即不尽资内地转输。 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 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要害。 无论耕种犹资兵食，固当议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运，而欲其不为红毛，亦断不可弃。 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 事关封疆重大，伏祈乾断施行。 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 总督启圣从琅议。 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是琅，寻侍郎苏拜亦请从琅，与启圣同议，请设总兵等官及水陆兵，并设三县一府一巡道，上允行。 盖成琅之美者，启圣也；琅实负启圣，启圣何尝忌琅？ 其卒于是年，亦寿数适然耳；必谓愤郁致死，不浅之乎论启圣哉！ 琅又疏言：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刘国轩、冯锡范应携家口，同明裔朱恒《小腆纪传》作鲁世子桓等，俱令赴京。 其武职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官四百有奇，应候部议。 降兵四万余人，或入伍，或归农。 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 旋授国轩天津总兵。 终清之世，郑氏之后及国轩、锡范，皆以世袭佐领辖其所属，至清亡乃止。 第四节 治 河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 明季李自成决河以灌汴梁，天灾而以人祸成之，尤为盗贼纵横时惯例。 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 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 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 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 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利学者之上。 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 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 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 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 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 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 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 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 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 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 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 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 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 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 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 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 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 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 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画甚备。 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 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 又议官吏工成优叙。 复议工竣守堤兵役。 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 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 帝命辅熟筹，乃写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 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 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亩，除丈量还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 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 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 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 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 劾辅甚厉。 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 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 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 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 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 持之甚坚。 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 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 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 至今记载中尚然。 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 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 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 时在康熙二十七年。 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 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 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 清初治河，必兼治运。 元、明以来，建都在北，而粮从南来。 运道独恃一水。 运河绝黄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顾运。 视今海陆皆有轮轨为交通，情形迥异，故瞻顾尤多。 辅既治河，又以漕运向有河运一节，盖清口而上，漕艘行黄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运。 辅以避风涛之险，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 对清口仅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入运。 此与明初陈瑄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谓之清口者，为淮南、北两大功。 当筑堤浚口两论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绩，故不获罪。 后在丰浚口功卒不就，成龙等亦皆认主张之非。 三十年，帝复思起用辅，而辅以老辞矣。 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 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谕辅。 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存。 河务不得人，必误漕运。 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纡数年之虑，仍命为总河。 辅辞，疏请前此缮治所未竟者数事，则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前坐累同贬之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 旋卒，赐祭葬，谥文襄。 帝之治河，谓能一劳永逸，非也；然爱惜人材，曲尽众论，有疑义则身临决之，一时理想之说，朝野沸腾，未尝荧听而轻罪争执之人，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 陈潢者，杭州才士，辅过邯郸吕祖祠，见题壁诗署潢名，异之。 踪迹得潢，礼之入幕。 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 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 后辅疏言潢佐治十年劳，授潢佥事道衔。 郭琇劾辅连及潢，逮至京卒。 后以辅疏请复其官。 生平言河务，有友人张霭生次而述之，为《治河述言》十二篇。 圣祖能用辅，辅能礼潢，以事功学问名世，由今观之，皆盛世事也。 圣祖为阅河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 第五节 绥服蒙古内蒙四十九旗，早服清。 漠北三汗，犹以前代帝族自居，其预朝觐会盟之事，在康熙中叶以前，间以例贡邀赏，略如前代中外对抗意。 圣祖不轻启边衅，亦未有相图意也。 三汗者，元顺帝后达延车臣汗，为蒙古退出塞外后中兴之汗，自漠北入居漠南。 盖明初摈蒙古于漠北，至是乃复近塞。 有子十人，其四入漠南，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之大半。 第八子格埒森札，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予七人领之，分左右翼。 长子阿什海之后长右翼，所部尊之曰札萨克图汗。 第四子诺诺和长左翼，其后尊为土谢图汗。 又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后，尊为车臣汗，地在瀚海以北，汉唐兵力盛时所不能有，为元都和林所在，古北匈奴之王庭也。 左翼复有诺诺和之第四子图蒙肯，以尊奉黄教为西藏达赖喇嘛所喜，令所部奉之视三汗，是为中路赛因诺部。 康熙时尚未定袭号，喀尔喀尚只有三汗，而实分为四部。 太宗崇德初，以察哈尔平，漠南悉定，遣使宣捷于喀尔喀。 喀尔喀来聘，厚赉之。 旋贡裘马等物来谢，诏定制岁献白驼一、白马八，曰九白之贡。 此亦蒙古以土物邀赏于中国之惯例，不足言内向也。 顺治间，掠内蒙巴林部，中朝责之，令归所掠人畜，不奉诏。 历十年始请盟，诏赐盟宗人府，羁縻而已。 喀尔喀西邻厄鲁特蒙古，乃明之所谓瓦喇，时称卫拉，分四部：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 准噶尔踞伊犁，势甚张。 康熙中，其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袭取青海和硕特部，兼有四卫拉特。 复南摧回部城郭诸国尽之，转而北，思并喀尔喀。 会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攻右翼札萨克图汗，杀汗而夺其妾，三部内哄。 中朝方遣使偕达赖喇嘛之使为之和解，而噶尔丹亦使其弟入喀尔喀，故激土谢图汗之怒，汗执杀之，噶尔丹遂借词报复，喀尔喀又不设备。 二十七年夏，噶尔丹突袭土谢图汗，汗名察珲多尔济，拒战大败。 时中朝遣使赴俄罗斯勘界，路经外蒙，喀尔喀乞援，因扬言中国有专使来助己。 噶尔丹亦具书来，使臣以好语两释之。 噶尔丹知中朝无干涉意也，进兵益急，遍躏三汗地，诸部皆奔溃，谋所向，请决于所奉大喇嘛。 大喇嘛时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其名号谓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者，活佛之弟子，亦崇拜为佛者也。 诸部意将近投俄罗斯，呼图克图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 众从之，于是七旗举族款塞内附。 帝命尚书阿喇尼等，迭发归化城及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使借牧科尔沁地。 是时外蒙内向，为清收抚藩属之一大关键。 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徼全局皆变。 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借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尽改其形势矣。 故清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尊礼甚至，非宗教之关系，乃政治得其裨益甚大也。 雍正元年正月丙申，上亲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护其丧归。 《东华录》叙其事云：先是理藩院奏：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原系法教内之第一人，数世行善，垂九十年，当噶尔丹叛乱时，身率七旗之喀尔喀等来归，最为有功。 伊系喀尔喀汗之子，土谢图汗之弟。 遭逢圣朝，叠蒙殊遇，前年圣祖仁皇帝面谕之曰：癸卯年朕寿七十，尔寿九十，大庆之年，尔必前来，断勿食言。 胡土克图领旨而回。 今虽年迈衰病，遵旨来京谒见梓宫，志愿已遂，泊然示寂。 请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以示优典。 得旨俞允，命给与名号印册。 既而上且临吊，喀尔喀土谢图汗等以停止往吊奏谢。 上谕：胡土克图极蒙皇考轸念，礼遇加隆，皇考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土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佛果圣因，证明不昧。 胡土克图非寻常僧人比，朕躬亲往，悬帕供茶，以尽朕心。 将此旨传与喀尔喀汗王驸马及胡土克图徒属知之。 至是，理藩院以移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龛座，请派大臣官员护送前往，上特命敦郡王允、世子弘晟，赍赐印册奠仪，又命散秩大臣尚崇廙等护送胡土克图龛座前行，所过蒙古地方，毋得任意需索。 《蒙古游牧记》引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入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众欣然罗拜，议遂决。 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齐多尔济者，乃额驸敦多布多永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据以上所述，外蒙内向由于哲布尊丹巴喇嘛。 清自建州初起，无事不侥天佑，此亦不期然而然。 在清世可云积德累仁而得此，今从易代后观之，则臣工善颂之语，固不足信，其王气之偶钟，独邀天幸则确也。 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即为噶尔丹所败来归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袭汗爵者，尚圣祖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以此由郡王进亲王。 格齐多尔济当松筠办事库伦时，年近八十，松筠住库伦，在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五年，上距雍正元年约七十年，童时固犹及见大喇嘛，且为其近属从高叔祖，所传确也。 又与世宗谕文吻合，足为清抚外蒙之实在缘起。 然非有平三藩、取台湾之威信在前，及勤政安民之太平景象在目，固亦不足徕此远人也。 帝既受喀尔喀降，噶尔丹亦遣使来贡，诉土谢图汗杀其弟，衅由彼启。 上为责土谢图汗，而敕反其侵地。 噶尔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骄蹇不奉命，要求执送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胡呼图克图，乃罢兵西返。 帝不许。 达赖喇嘛以奉中朝命，遣使往谕噶尔丹，为喀尔喀讲好。 达赖使来，亦传达赖意，执送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可以图成，且由己保其安全。 帝亦不允。 往复甚久。 至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选锐东犯。 朝廷所遣尚书阿喇尼以蒙古兵御之，令喀尔喀众居前，又为所败，遂乘胜入内蒙地。 六月，帝下诏亲征，命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领左翼出古北口；弟恭亲王常宁领右翼，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 右翼遇贼乌珠穆沁部地，地在古北口东北九百余里，战不利，贼遂越乌珠穆沁而南，至乌兰布通，距京师止七百里，与左翼遇。 贼以万驼缚足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为障，士卒于垛隙发火铳，谓之驼城。 官军隔河以炮击驼多毙，阵断为二，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 贼遁，而帝舅内大臣佟国纲亦战殁。 帝于先数日亦因病回銮。 噶尔丹又遣西藏济隆胡土克图来乞和。 帝所遣康亲王杰书出归化城截贼归路者，因贼乞和，奉裕亲王檄，不复邀击。 明年，帝出塞至多伦泊，受喀尔喀各汗各台吉朝，编审旗分，与内蒙四十九旗同列。 亲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释憾，特封前被土谢图汗所杀札萨克图汗沙喇之亲弟策旺札布为和硕亲王，代领部众仍袭汗号，以慰安之。 即免土谢图汗擅杀之罪，使归于好。 三十一年，立火器营，以用兵征噶尔丹惟大炮能制胜也。 噶尔丹又奏请不敢复乞致土谢图汗，惟哲布尊丹巴为达赖喇嘛弟子，乞送达赖所。 达赖使人助之请，帝皆不许。 时达赖第五世实已死，其第巴喇嘛所置之行政官名桑结者，秘不发丧，矫达赖之命行事，与噶尔丹相比昵。 噶尔丹阳恭顺中朝，与达赖请上尊号，既却之，又屡书索仇人，阴遣使内蒙各部叛归己。 内蒙以闻，帝以二十九年之役未得志，密令内蒙诸部伪许内应以诱之。 三十四年，贼果南掠，临漠南，久踞不去。 三十五年正月，帝复下诏亲征。 二月启行，帝率禁旅由独石口出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遏其冲，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即世祖董鄂妃之弟、甘肃提督孙思克明王化贞部下叛将孙得功之子，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 噶尔丹畏中国火器，乞援于俄罗斯。 俄新与中国定界约和，不许。 中路军逼贼境，东路军未至，西路军亦言贼尽焚草地，迂道秣马，粮运又阻雨，士马馁困，乞上绥军以待。 大臣有请回銮者，帝怒不从，疾趋克尔伦河，遣使告噶尔丹驾至。 噶尔丹不信，登山望见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 翌日，大军至河，北岸已无一帐，渡河追之，不及。 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西师已入土谢图汗部地，抵土拉河上之昭莫多译言谓多树之地。 噶尔丹调精锐，毕集御营，西师来者必较易与。 费扬古亦以羸师诱之，设伏于林木中。 孙思克先以绿旗兵据高阜与战，贼仰攻甚久，伏兵起，贼败溃，乘夜追之，至天明收军，斩千级，降三千，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并殪其可敦阿奴。 可敦者，汗之妃也，先尝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不知何时归，至是阵毙。 噶尔丹狼狈遁。 帝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 噶尔丹之为准噶尔汗也，继其兄僧格之位。 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及索诺木喇布坦。 噶尔丹夺策妄阿喇布坦之妻，又杀其弟索诺木喇布坦从《东华录》，与《圣武记》不同，策妄阿喇布坦因率兵五千而逃。 后噶尔丹往乌兰布通，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遂居回部吐鲁番地。 康熙三十年，遣侍读学士达虎赍敕，由嘉峪关往吐鲁番颁赏。 明年九月，又奉旨差员外郎马迪往，至哈密，为噶尔丹遣属下戕杀。 噶尔丹留外蒙久，日思内犯，策妄阿喇布坦潜收准噶尔故地。 噶尔丹当袭杀马迪之后，尚有具奏，言：前为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陈奏三言，乞以一言为定。 初意即欲仰请宏仁，发回七旗于故土。 因地方既远，粮食不足，且未归之前，凡所留辎重，俱被策妄阿喇布坦劫去，诸物无存。 今惟恃达赖喇嘛之恩，得以安集。 谨将从前迟久之处，遣使陈奏，请敕裁断。 云云。 当是时，噶尔丹尚以索畀仇人为言，而其故地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亦明知朝廷一再通使，无可隐讳，转以此为所以不能遽离外蒙之故，要亦情见势绌矣。 达虎之往，据谕文谓：闻彼叔侄不睦，故遣达虎往问其故，策妄阿喇布坦请朕加恩，故遣马迪复往颁赐。 盖圣祖侦敌甚悉，早有仇噶尔丹之人，朝廷通使往来，覆准部之根本。 又噶尔丹之伎俩，亦经尝试，积年筹计，固知亲征一举，先声即足以夺人。 大臣犹以妇人女子之见，劝沮不前，其智固出人君下矣。 噶尔丹既怯于禁旅，犹冀逞志于偏师，而费扬古、孙思克俱能不负阃寄，一战而胜，此则命将之不谬。 噶尔丹已无矫展之余地，嗣是回部迭来输诚，欲复其被夺之地，请与策妄阿喇布坦合谋擒噶尔丹。 噶尔丹亦遣使乞降，窥睹朝旨。 帝限以七十日，过此即进兵。 明年正月，已逾七十日，再诏亲征。 哈密已执噶尔丹之子来献。 二月启行，启行之日，哈密又擒戕害使臣马迪之凶犯来献，噶尔丹所部厄鲁特亦先后来降。 益知噶尔丹困极，掘草根为食，然终不自归，可见其至死倔强。 而帝之胜算在握，则固绝无疑义。 四月，至狼居胥山，方命回銮，费扬古奏：厄鲁特丹济拉等来告，闰三月十九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以其尸及其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 帝复勒铭于狼居胥山而还，朔漠平。 至京师，御门受贺，始用古太学告成礼，盖有志于文治武功，并隆三代，亦不自满假之道也。 而喀尔喀尽复其故牧地，且摈卫拉特于阿尔泰山之外，渐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之境，于三汗所部以外，于此时则为瓯脱地焉。 匈奴自古天骄，元时入居中国则有之，令其诚服内向，前无有也。 策妄阿喇布坦绝噶尔丹之归路，乘中国之兵力，而又自恃其险远，尽占准噶尔故土，数十年后，再为中国驱除，雍、乾两朝，成开辟新疆之大业。 昔也日辟国百里，诗人之言可以兴矣。 《圣武记》谓准噶尔汗僧格死，其弟噶尔丹杀僧格长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与其父旧臣七人，逃居土鲁番，其说微异。 僧格与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争属产被杀，噶尔丹乃僧格同母弟，已为僧，事达赖喇嘛于唐古特，奉达赖命，归辖其众，执车臣戕之，后杀僧格次子。 而策妄阿喇布坦居长，因所聘妻与噶尔丹妻阿奴为女兄弟，噶尔丹夺之，乃率所部逃土鲁番。 又《圣武记》言噶尔丹可敦阿奴，被炮毙于昭莫多之战，称其颀晰敢战，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似驼非驼，精锐悉隶麾下。 此亦附会小说狼主家风，未必事实。 殷化行《西征纪略》叙昭莫多战时，噶尔丹及其妻阿奴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云云，则此战阿奴实偕。 阿奴前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掠。 康熙三十年，达虎之使土鲁番，正奉命通问于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奴二人。 后阿奴归噶尔丹而复死于阵。 钟齐海即阿奴所生。 阿奴许嫁其女于其弟噶尔亶多尔济，噶尔亶多尔济自闻于朝，《东华录》具载之。 要之噶尔丹内情，中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 圣祖以万乘之尊，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 当时记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 第六节 定西藏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盖即唐宋时所谓吐番，元明始谓之乌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图法，经教至多。 元世祖封吐番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 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为佛教宗主。 明承元旧，其始亦借其教以化犷俗，尊中国，为行政之便宜而已。 中叶以后，所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错居京师，颇亦乱政。 然中国封号，为番僧承袭，朝贡互市，保世职为土司，终明世不为边患，则驭番之本意亦未为有失。 其实藏中佛法，在明时已成末路，所持密宗，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叶以前。 僧宗喀巴者，生永乐十五年丁酉，由西宁入藏，得道于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死。 初亦红衣习旧教法，既以改革师巫流弊为己任，即会众自黄其衣冠，乃分别旧教为红教，而新教称黄教焉。 死时遗嘱二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演大乘教。 呼毕勒罕，华言化身也。 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二曰班禅喇嘛。 喇嘛，华言无上。 其以二喇嘛传法者，易世互相为师，有所传授也。 呼毕勒罕，盖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轮回，本性不昧，弟子辄迎而立之，其说不可究诘。 观清一代喇嘛之史实，则亦可知其为国家之作用矣。 达赖一世敦根珠巴，本番王子，受宗喀巴衣钵，若如来之舍位出家，法名为罗伦嘉穆错，既得道，仍以教主做人王，为藏众所宗仰。 二世以下，分设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图。 时当明正德中，名闻中国，谓能知三生事，人称活佛。 帝慕愿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部科道交谏不听。 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铸金印，具犒赏，罄竭库储，携盐、茶数十万石，行内江船舶亘二百余里，沿途支官廪驿马，供张将士千余人，所过疲困，往返期以十年，为迎取供养之地。 既至藏，达赖避不见。 将士怒，胁以威，为番众所败，宝货器械尽失，死伤狼藉。 允奔还，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驰奏，而武宗则已崩矣。 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毁佛，世又以喇嘛为有先见。 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作锁南坚错，由顺义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劝其自通中国。 时当万历初，中国始知有活佛。 于是红教旧封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 诸部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号令不行，实权在宗门，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为钞暴，西边安枕五十余年，亦佛教之效。 清初太宗崇德间，由归服之蒙古居间通使，乌斯藏东界连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为西番地。 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实汗以兵吞青海，并及乌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称西康，达赖居前藏曰卫，而旧袭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后藏。 时为达赖四世云丹嘉穆错，其第巴复乞兵于青海固实汗，击藏巴杀之，固实汗遂以班禅居后藏，而遣长子达延居藏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台吉。 世祖统一中国，二喇嘛迭来贡献。 顺治九年来朝，奏请在归化城或代噶觐见，盖欲帝远迎。 下廷臣议，满大臣请无失蒙古心，汉大臣争以为不可，世祖从汉大臣议。 十三年，西藏阐化王来贡，询系第巴冒称。 阐化王自明初为唐古特国主，为藏巴所破，已隶于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固实汗以阐化王绐第巴，诏诘第巴罪，时主藏事者实为固实汗之子鄂齐尔汗。 康熙九年，鄂齐尔汗卒，子朋素克嗣，号达赖汗。 十三年，吴三桂既叛，谕达赖喇嘛：若三桂窜藏即擒献。 喇嘛奏称：若欲征兵，可召青海达赖巴图台吉相援。 达赖巴图台吉即达赖汗也。 朝廷为传谕滇、蜀，备青海兵到供应，而青海兵不赴，达赖反为三桂乞裂土罢兵，圣祖拒之。 此达赖在日，政由第巴。 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实权，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专擅之时代也。 二十二年而达赖示寂，以后遂为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以至噶尔丹就灭。 凡朔漠之役，朝命达赖和解而益决裂，噶尔丹辄挟达赖以要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 达赖有所奏请，皆不便于事，敕责之。 达赖寻奏乞给第巴爵，诏封第巴为唐古特国王。 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俘降众，得第巴奸状，敕责第巴。 第巴疏称达赖喇嘛尚存，而别令其使尼麻唐呼图克图密奏达赖示寂，恐唐古特生变，故隐之。 今第六世静寂已十五年，乞勿遽宣。 帝遣使往视新达赖喇嘛，严诘第巴罪，第巴具服。 帝谕奖达赖汗，达赖汗遣使贺捷，并遣子拉藏内附。 未几，达赖汗卒，拉藏嗣。 第巴恶拉藏，计毒之不死，拉藏执杀第巴。 奏至，敕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谕献第巴所立达赖喇嘛。 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两不遣。 帝谕近臣：蒙古奉佛，有达赖喇嘛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迎归，则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终执献朝廷也。 既而果执献，而此喇嘛道死。 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 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划阿尔泰山以西予之。 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 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 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 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夷所据矣。 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真呼毕勒罕发见。 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 拉藏汗以己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 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 事在四十九年三月。 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朝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 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 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 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 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 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 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他书所谓胡必勒汉。 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 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 倘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 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 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 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 今若照众大臣议，惟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 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 尔等所议不合，著另行周详定议具奏。 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 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 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 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 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 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 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 复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 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斯时喇嘛之妄庸已著，而部民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 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 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盼新胡毕勒罕如望岁。 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泽卜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 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部。 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 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 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 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 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 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 盖官军已平藏，执附贼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 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几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 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 皆拉藏时遗臣。 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 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 惟准夷尚在，西域未平，尚烦雍、乾两朝之继述。 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第七节 移风俗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纲纪，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 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 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 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陞、刘正宗之徒，人材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 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 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 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 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 惟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苟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 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 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 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鳌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 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 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 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 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 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 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 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 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 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 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 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 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 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 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庭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 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 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 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 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 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 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 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帝之好善如此。 赐履尚非表里如一之真儒，然帝向善之诚，足以招天下之以善来告者矣。 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 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 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 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 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不信，是其所长，不似道学人浑厚之态。 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 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 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 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 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 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 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 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 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 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 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 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 立德以语索额图。 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 此为《清史稿》本传文。 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 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 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官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 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着，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 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 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 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 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 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 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 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 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 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 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 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 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 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 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 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絰何以在此，何辞以对？ 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 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 光地今日，礼乎？ 义乎？ 进退难易之谓何？ 悖圣训而失本心。 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 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 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 疏入，传旨询问。 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 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 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 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 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 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 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 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 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 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 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 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 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 疏入，得前旨。 此五月朔日事。 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 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旨，非重其道学门面。 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 《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 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复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 彭前后共两疏，前疏著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 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 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 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 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 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 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 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 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呜号，以暂泄哀情。 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 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 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 侄在此，真百身难分。 翘首南望，心肝如焚。 此书报当日实状。 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 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 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 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 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 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 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 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 《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 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 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 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 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 圣祖多与褒纳。 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 其后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 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 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 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 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 名世以此弃市。 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 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 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 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 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 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 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 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 此皆所谓薰德而善良者。 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 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 直至道、咸兵乱，平乱者根本在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 至同、光幼主，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骄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 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 清圣祖所作养，数世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 清儒亦然。 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 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 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 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 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 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 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 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 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 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灏，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義、顾炎武。 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 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 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 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复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 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国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 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 故门户之见不足取也。 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 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第八节 兴文教世祖朝已有御制敕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俱在《四库》。 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 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 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 大势稍定，即举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 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 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 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 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 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 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 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 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 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 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 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 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像，乞届期遣官测验。 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 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 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 历与星命并为一谈。 廷臣不解历法，惟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 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 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 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 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 自九年始，复用新法。 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 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 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 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 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 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 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 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 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 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 算术已沟通中西。 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 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 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节录梅氏祖孙《本传》文证之如下。 《史稿梅文鼎传》：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至京师，谒李光地，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 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 因作《历学疑问》三卷。 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订《历学疑问》谨呈。 求旨求当作奉：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将发。 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 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 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 上肯之。 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 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误作籥贴批语，皆上手笔也。 光地复请此书疵谬所在，上云：无疵病谬病字当衍，但算法未备。 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 未几，圣祖西巡，问隐论之士，光地以关中李永、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 上亦夙知永及文鼎。 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 光地以尚在臣署对。 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 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清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 如是者三日。 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 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 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 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 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 越明年，又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 五十三年，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 夫古帝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问，亦不喜人规。 观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 可并将此言写与汝祖知之。 恩宠为古所未有。 文鼎孙：《瑴成传》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 瑴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 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天。 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殊不易读。 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 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一系，如积求之云尔。 漫不省其为何语。 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 即知其数，何用算为？ 似不必立可也。 二公之言如此。 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 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 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 窃疑天元一术之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 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 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 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 噫！ 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圣祖于学问文章之士，恂恂往复，不以 之声色拒人，举梅氏为一例，与布衣共讲朴学，为旧学而转教其后人。 差等百世之王，实所罕见，自少至老，不改其初。 由其勤学好问观之，孰知其力扫三藩，威行万里，羌戎稽首、朔漠归心，为神武不世出之主哉。 此则真兴文教，非浮慕开明之象者也。 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 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 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 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 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 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异种；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 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 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 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朝为明讨贼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 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而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 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 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 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 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 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人再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 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一再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 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 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或获重谴。 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 太子如此，诸王可知。 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 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 录其事证如下：《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 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 六岁就傅，太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 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 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 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 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 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宫僚，专资赞导。 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 又：五月不雨，诏臣工直言得失。 灵台郎董汉臣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奏，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泛之事，夸大其词，请逮系严鞫。 下九卿议，有欲重罪汉臣者。 寻奉特旨免议。 大学士余国柱以汤斌当九卿会议时，有惭对董汉臣之语，传旨诘问。 斌奏：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宫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 上以词多含糊，令再回奏。 斌言：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 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 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 上因其遮饰，仍不明晰，严饬之。 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 有何可讳而烦删削？ 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 而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 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 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 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 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 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 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 录如下：《史稿汤斌传》：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 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 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 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 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 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 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 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 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 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 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 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 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 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 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 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 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 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 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 上卒免汉臣罪。 明珠、国柱愈恚。 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 传旨诘问。 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 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 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 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 上独留斌任。 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 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 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 斌既卒，上尝语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 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 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 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传》：二十五年，斌疏荐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澹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 召为侍讲学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 上尝命书字，介书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 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 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 四十三字以进。 上悦，书存诚二大字赐之。 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 詹事尹泰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 部议革职，奉旨免革职，依原道员品级休致。 在朝凡五十三日，遂归。 又吏部尚书达哈塔，旗员中之贤者。 康熙十八年，魏象枢保清廉官，以达哈塔与陆陇其同荐。 至是，亦以尚书为太子讲官，与汤、耿并获咎。 史馆《达哈塔传》：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泽愆期，诏同大学士勒得洪、余国柱等，清理刑部狱囚，时尚书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允礽讲官，达哈塔奉命，与汤斌、耿介并辅导皇太子。 六月，以讲书失仪，三人俱罚俸。 达哈塔奏言：臣奉命辅导东宫，诚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职。 奈赋性愚拙，动辄愆仪，数日之内，负罪实多。 以汤斌、耿介尚不能当辅导之任，况庸陋如臣，敢不即请罢斥。 下部察议，以辅导东宫，为日未久，遽自请罢，规避图安。 应革职，得旨宽免。 达哈塔以满籍大臣，同辅导太子，即同获咎，又不比耿介之为汤斌所荐，应与株连矣，然亦以讲书失仪，与汤、耿同罚。 而汤、耿之获咎，则又不言讲书失仪事。 要是正人不能为太子师而已。 是年八月，达哈塔亦以他事降级卒。 嗣后更不闻有士大夫为太子师者，惟于诸家集中，见太子作字吟诗，由圣祖传视诸臣，诸臣例为谀颂；或太子自以令旨，赐诸臣诗字，诸臣纪恩等作。 无亲切辅导之人，设有之，则太子失爱时，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 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岁，于汤、耿诸臣被谴，未必有所关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 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学士索额图之妹。 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其例甚多。 圣祖平时似不过问，至酿祸乃咎之，则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亲矣。 史馆《索额图传》：皇太子允礽以狂疾废黜，上谕廷臣曰：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 骄纵之渐，实由于此。 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则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养成骄纵之人。 明珠、余国柱欲排挤汤斌，引之于辅导之任，即是投之陷阱。 圣祖诸子之祸，不能谓非无由致之。 至世宗取得大位，于国事实能胜继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 撮书康熙晚年太子、诸王之祸如左。 《理密亲王允礽传》自汤斌卒后续叙云：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 从上行幸，赓咏斐然。 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 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 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 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礼臣张皇如此。 检《东华录》，事在三月丁未。 《录》云：谕大学士等：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置檻内。 朕谕尚书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应设槛外，沙穆哈即奏请朕旨，记于档案，是何意见？ 着交该部严加议处。 寻议，尚书沙穆哈应革职交刑部，侍郎席尔达、多奇均应革职。 得旨：沙穆哈著革职，免交刑部。 席尔达、多奇，俱从宽免革职。 礼部定祭先仪注，必过尊太子，虽有谕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从，请旨记档，冀免后祸。 太子之骄纵，及其左右如索额图等之导以骄纵，圣祖之明，岂有不知？ 不思变化太子气质，但严处礼臣，使之闻之，父子之间，过存形迹，亦失谕教之道，惟有坐待其祸发而已。 《传》又云：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 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 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 命太子先还。 上至京师，太子率群臣郊迎。 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 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 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 自此眷爱渐替。 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其时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 此节文证以《东华录》，是年九月甲午，上还京师，而先二日壬辰，谕内务府，处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 则所谓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东华录》：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壬辰，上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 着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交与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 膳房、茶房皆执御小臣，哈哈珠子为王子亲随，此等人本可奔走宫府，而以行走为悖乱，其中必有悖乱事实。 额楚一名，可交与其父圈禁，其父必系亲切要人。 太子既获册立，尚何所求，而乐与厮役小人交结如此，可见圣祖失教。 十年前，自汤斌、耿介等获咎之后，东宫已无正人为左右，詹事府名为东宫官属，与辅导之事绝不相关。 太子方在英年，而不亲师保如此，其亦异于前代盛明之主矣。 《传》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当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时误脱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 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 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 因启跸。 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 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 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 此章所引各上谕，亦均见《朝鲜实录》，非经世宗改作也。 圣祖于此时有包容二十年之说，是年太子方三十五岁，二十年前仅十五岁耳。 是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汤斌、耿介获咎，董汉臣以天旱陈言涉及太子之时。 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实举国已知，虽不从明珠等阁员杀董汉臣，而太子师横被责让，并无约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历二十年而决裂，岂非姑息之爱误之。 又云：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 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 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 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 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 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 不用正人辅导，而用太子乳母之夫总管内务府，以便其征索。 夫使太子征索于内务府，内务府所辖者包衣，自然以贪婪取怨，岂非姑息纵恶之至？ 又云：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 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 朕加此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 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 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 索额图欲谋大事句，《东华录》作助伊潜谋大事，语更明显，则往时已有图逆发觉之事，但或以为事出索额图，未必太子本意耳。 考国史《索额图传》，事在四十二年四月，《传》所叙与此不同。 索额图已于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 四十一年，复召侍太子德州养病。 以时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回銮，而留太子德州养病也。 太子养病必召其私亲侍，且为纵恶之私亲，是时犹纯为姑息如此。 索额图先为家人讦告罪款，留中未宣。 至四十二年，乃传谕：家人告尔，留内三年，有宽尔之意，而尔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 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 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 尔自视为何等人耶？ 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 若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 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 令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 着交宗人府拘禁。 寻死于禁所。 《传》取叙谕辞，吞吐不明，讦告之款，未明何事。 而结党妄行，若非举国受恩，即可俱被诱惑而去。 据此情罪，直是与帝互争天下。 天下非索额图所能有，其为代太子谋早取大位明矣。 其下忽又掩过重情，但责以德州侍疾时，乘马失礼于太子，即是死罪，与上说大异；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 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又云：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 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 观所诛者乃索额图二子，余亦旗下人员，大抵索等所援引同类。 此时有名之罪人，不过如此。 十一年前所置于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为旗下群小，并不必记其名，则太子之隔绝士大夫，固已久矣。 谕教元良之语，初不足动圣祖之心。 在二十余年之前，早信从士大夫，斥退私亲，扶植正士，以坊培东宫，其时方十四五岁童子，少成若性，薰德善良，何至异日之惨。 又云：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 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 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 诸臣皆呜咽。 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 及还京，设毡帐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 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 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 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 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 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敢少懈。 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 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 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 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 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 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 臣不胜痛切，谨告。 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禔厌胜事。 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 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 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惟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 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 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 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 世疑宫中发见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 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 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又云：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 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 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隆为皇长子允禔厌允礽事。 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 上幸南苑行围，遘疾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 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 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 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 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 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 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魇魅失本性状。 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 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 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 所执允礽，朕日不释于怀，自今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 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 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 上疾渐愈。 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 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 此为太子废后复立。 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 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 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 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 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 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 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惟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 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 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 《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 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 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 此则失教之至。 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 太子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 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 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 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若谓《圣祖实录》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 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书：皇历赍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太子胤礽。 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 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胤礽之外亲名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又：三十五年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是月壬申朔，甲午为二十三日书：冬至使闵镇厚、金致龙、金始焕等自清国还，引见劳慰，仍问虏中事，镇厚对曰：以下先言朱三太子事，略之。 盖闻虏中形止，渐不如前。 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 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 处事已极颠倒。 而又贪爱财宝，国人皆称爱银皇帝。 且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公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烝诸妹。 若其诸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 胡命之不久，此可知矣。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 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 盖小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 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 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礽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 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 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故更无颁诏等事。 《传》又云：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 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 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 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 立非其人，关系匪轻。 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 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 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 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 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 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 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 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二月癸酉二十四日，先是，李枢以彼中事情报备局曰：皇帝在热河时，部院重臣相继下狱。 回驾后，面谕大臣，放置太子，而姑无颁诏之举云。 故详探，则以为太子经变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不得须臾离侧，而诸弟皆在外般游，故恨自己之拘检，猜诸弟之闲逸，怨恨之言，及于帝躬。 而皇帝出往热河，则太子沉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褫罢。 皇帝虽知其非，不得已勉从。 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 皇帝自念年迈，而太子无良。 其在热河时，部院诸臣，曾受太子请托，屈意循私之人，锁项拘囚。 回驾后，放置太子于别宫云。 其后仍付其礼部咨文，而我国所献太子方物，亦令停止矣。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 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 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 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 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 余别有考，不具录。 夺嫡之狱，允禩为主。 度允禩笼络人心，其术必有大过人者。 诸兄弟皆为尽力，宗藩贵戚，满、汉大臣，亦多有预其谋者。 老臣如佟国维、马齐，勋旧如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佟国纲之子鄂伦岱，明珠之子揆叙，汉文臣如王鸿绪，皆以举允禩为太子被谴。 兄弟中如允禔、允、允禟、允，皆甘推戴。 允禔为皇长子，尤身犯大不韪以遂其私，不知何以归心允禩至此。 世宗亦专以允禩为大敌。 互见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统考》。 《史稿允禔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 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 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 允禔因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 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 下诸王大臣议。 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 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 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又《允禩传》：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 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 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允，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 允禔原作祉，当误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原作禔，当误后必大贵。 上大怒。 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 允禩原作禔，当误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 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 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 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 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 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 允禟语允，入为允禩营救。 上怒，出佩刀将诛允。 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 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 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闲散宗室。 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 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 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圣祖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仓津。 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 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 此皆尔曹所知。 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 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 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 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 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 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 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 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 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 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 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 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 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 寻复立允礽为太子。 以上为允禩夺嫡曲折。 后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亲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于夺嫡，且举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 后来深罪允禩，不缘夺嫡前案，别见余《三案考实》中《世宗入承大统案》。 太子复立后又废，斯时允禩无可希冀，而允 独为抚远大将军，疑圣祖有付托意。 允 为世宗同母弟，后亦不容于世宗。 当时人言藉藉，以为世宗乃夺允 之位。 允 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谓亲承末命时，以圣祖传十四皇子之语，改十字为于字，而夺之也。 语见《大义觉迷录》，世宗自述而自辟之。 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 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 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发布时间：2026-07-03 17:19:51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676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