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北大改革篇 内容： 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予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 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 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 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 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 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 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 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 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是误人也。 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 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 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 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 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 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 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 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 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 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 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余见欧人购物者，每至店肆，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 薄物细故，犹恳挚如此，况学术传习之大端乎？ 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 诸君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 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其详细节目，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并随时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 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 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并参阅1917年4月《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1920年10月）各国的国旗，虽然也有采用天象、动物、王冠等等图案，但是用色彩作符号的占多数。 法国三色旗，说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的符号，是最彰明较著的。 我国国旗用五色，说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这一类。 我们现在所定的校旗，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圈。 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各种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几色化成的。 我们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种主要色化成的。 现在通行三色印刷术，就是应用这个原理。 科学界的关系，也是如是。 世界事物，虽然复杂，总可以用科学说明他们；科学的名目，虽然也很复杂，总可以用三类包举他们。 那三类呢？ 第一，是现象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等。 第二，是发生的科学，如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等。 第三，是系统的科学，如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等。 我们现在用红、蓝、黄三色，作这三类科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白是七色的总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总和了。 我们又都知道，有一种哲学，把种种自然科学的公例贯串起来，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学。 我们又都知道，有几派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统统贯串起来，如英国斯宾塞尔氏的综合哲学，法国孔德氏的实证哲学，就是。 这种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 我们现在用总和七色的白来表示他。 但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 但看法国当实证哲学盛行以后，还有别格逊的玄学，很受欢迎，就可算最显的例证了。 玄学的对象，叔本华叫他作没有理解的意志，斯宾塞尔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无意识。 道家叫作玄；释家叫作涅槃。 总之，不能用科学的概念证明，全要用玄学的直觉照到的，就是了。 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来代表他。 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国立北京大学校旗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 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儿，玄学更窄一点儿。 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 就一人经历说，研究科学的时间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 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再次之。 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旗所以用这几种色，而这几种色所占面积又不相同的缘故。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a（1917年1月）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 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 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 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 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 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 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 同时并立，义近骈赘。 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 殷鉴不远，即在日本。 特我国此制行之未久，其弊尚未著耳。 今改图尚无何等困难，爰参合现代之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制而改编大学制如下。 （一）大学专设文、理二科。 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 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 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 若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一也。 （二） 大学均分为三级：1. 预科一年，2. 本科三年，3. 研究科二年，凡六年。 以上所述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吴校长、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汤校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洪校长一致赞同，即于同月三十日由各校长公呈教育部请核准。 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开会议，列席者总次长、参事、专门司司长、北洋大学校长，及具呈各校长。 第一条无异议。 于第二条，则多以预科一年之期为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为不必设者。 乃再付校务讨论会复议。 二月五日校务讨论会开会议决：大学均分为二级，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 复于三月五日在教育部会议一次，无异议，乃由教育部于三月十四日发指令曰：改编大学制年限办法，经本部迭次开会讨论，应定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云云。 此改制案成立之历史也。 如上所述，则农工医等专门学校，均当为改组大学之准备。 而设备既需经费，教员尚待养成，非再历数年不能进行。 而北京大学则适有改革之机会，于是由评议会议决而实行者如下。 （一）文理两科之扩张　大学号有五科，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 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 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 然为经费所限，暑假后仅能每科增设一门，即史学门及地质学门是也。 （二）法科独立之预备　北京大学各科以法科为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之资格。 惟现在尚为新旧章并行之时，独立之预算案，尚未有机会可以提出，故暂从缓议，惟于暑假后先移设于预科校舍，以为独立之试验。 （三）商科之归并　商科依部令宜设银行、保险等专门，而北京大学现有之商科，则不设专门，而授普通商业，实不足以副商科之名，而又无扩张之经费。 故于五月十五日呈请教育部，略谓：本校自本学年始设商科，因经费不敷，不能按部定规程分设银行学、保险学等门，而讲授普通商业学、颇有名实不副之失。 现值各科改组之期，拟仿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例，即以现有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于法科。 俟钧部筹有的款创立商科大学时，再将法科之商业专门定期截止 云云。 旋即二十三日奉教育部指令曰：该校请将现有商科改为商业学门，隶于法科一节，尚属可行，应即照准云云。 （四）工科之截止　北京大学之工科，仅设土木工门及采矿冶金门。 北洋大学亦国立大学也，设在天津，去北京甚近，其工科所设之门，与北京大学同，且皆用英语教授，设备仪器，延聘教员，彼此重复，而受教之学生，合两校之工科计之，不及千人，纳之一校，犹病其寡，徒糜国家之款，以为增设他门之障碍而已。 故与教育部及北洋大学商议，以本校预科毕业生之愿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学，而本校则俟已有之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工科。 （其北洋大学之法科，亦以毕业之预科生送入本校法科，俟其原有之法科生毕业后，即停办法科，而以其费供扩张工科之用。）（五）预科之改革　大学预科由旧制之高等学堂嬗蜕而来。 所以停办高等学堂，而于大学中自设预科者，因各省所立高等学堂程度不齐，咨送大学后，种种困难也。 不意以五年来经验，预科一部、二部等编制及年限，亦尚未尽善。 举一部为例，既兼为文法商三科预备，于是文科所必须预备，而为法商科所不必设者，或法商科所必须预备，而为文科所不必设者，不得不一切课之。 多费学生之时间及心力于非要之课，而重要之课，反为所妨。 此一弊也。 预科既不直隶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一切课程，并不与本科衔接，而与本科竞胜：取本科第一年应授之课，而于预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学生入本科后，以第一年之课程为无聊，遂挫折其对于学问上之兴趣。 且以六年之久，而所受之课，实不过五年有奇，宁不可惜。 此二弊也。 此亦促进大学改制之一原因。 改制以后，预科既减为二年，而又分隶于各科，则前举二弊可去。 或有以外国语程度太低为言者，不知新章预科，止用一种外国语，即中学所已习者。 习外国语积六年之久，而尚不能读参考书，有是理乎？ 大学改制，有种种不得已之原因，如上所述，惟未经宣布。 又新旧两章，同时并行，易滋回惑。 故外间颇多误会，如前数日《北京日报》之法律、冶金并入北洋大学之说，其实毫无影响，又八月三日、四日之《晨钟报》揭载余以智君之《北京大学改制商榷》，其对于本校之热诚，深可感佩，惟所举事实，均有传闻之误。 即如引蔡元培氏之言，谓文科一科，可以包法商等科而言也，理科一科，可以包医工等科而言也。 询之蔡君，并不如是。 蔡君不过谓法商各科之学理，必原于文科；医、农、工各科之学理，必原于理科耳。 若如余君所引之言，则蔡君第主张设文理二科足矣，何必再为法、医、农、工、商各为独立大学之提议乎？ 其他类此者尚多，故述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以告研究大学制者。 如承据此等正榷之事实，而加以针砭，则固本校同人之所欢迎也。 八月五日　北京大学启（据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演说（1918年10月14日）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 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 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我国第一新闻，是为《申报》。 盖以前虽有所谓邸抄若京报，是不过辑录成文，非如新闻之有采访、有评论也。 故言新闻自《申报》始。 《申报》为西人所创设，实以外国之新闻为模范。 其后乃有《沪报》《新闻报》等。 戊戌以后，始有《中外日报》《时报》《苏报》等。 十五年前，鄙人在爱国学社办事时，与《苏报》颇有关系。 其后亦尝从事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 其时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藉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 即其他《新闻报》《申报》等，虽专营新闻业，而其规模亦尚小。 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 自然淘汰之结果，其能持续至今者，较十余年前之规模大不同矣。 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 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 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 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 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 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 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 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 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 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 是为吾人第一目的。 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 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 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 是为吾人第二目的，想到会诸君均所赞成也。 抑鄙人对于我国新闻界尚有一种特别之感想。 乘今日集会之机会，报告于诸君，即新闻中常有猥亵之纪闻若广告是也。 闻英国新闻，虽治疗霉毒之广告，亦所绝无。 其他各国，虽疾病之名词，无所谓忌讳，而春药之揭贴，冶游之指南，则绝对无之。 新闻自有品格也。 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 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 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 （据191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致辞（1918年10月22日）今日为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人数视前增加，是极好的现象。 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 中国画始自临模，外国画始自写实。 《芥子园画谱》，逐步分析，乃示人以临模之阶。 此其故，与文学、哲学、道德有同样之关系。 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拟。 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 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 三者如是，美术上遂亦不能独异。 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读有字书，当读自然书。 希腊哲学家言物类原始，皆托于自然科学。 亚里斯多德随亚力山大王东征，即留心博物学。 德国著名文学家鞠台喜研究动植物，发见植物千变万殊，皆从叶发生。 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 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 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 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意大利文学复古时代，人物画后加以山水，识者谓之中国派；即法国路易十世时，有罗科科派，金碧辉煌，说者谓参用我国画法。 又法国画家有摩耐者，其名画写白黑二人，惟取二色映带，他画亦多此类，近于吾国画派。 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后诸君均宜注意。 此予之希望者一也。 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 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 故入会后当认定主意，誓以终身不舍。 兴到即来，时过情迁，皆当痛戒。 诸吾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己入斯会之本意。 此予之希望者二也。 除此以外，余欲报告者三事：（一）花卉画导师陈师曾先生辞职，本会今后拟别请导师，俟决定后再行发表。 （二）画会会所急求扩充，俟觅得相当地点，再行迁徙，与各会联络一起。 （三）上学年所拟向收藏家借画办法，本年拟实行，拟请冯汉叔先生筹之。 （据1918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 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藉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 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 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一曰尽吾校同人力所能尽之责任。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 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 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 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 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 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 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 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 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 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 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据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开学日演说词（1922年10月2日）今天是本校第二十五年开学日。 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这个宗旨的说明，旧学生当然屡次听过，新学生也许在印刷品上看到，不用多讲了。 现在我把学校给学生研究学问的机会略说一说。 研究学问，要有基础。 预科就是确定基础的时代。 我们为改良预科起见，特组织一个预科委员会。 不但课程有点改变，就是管理上也特别注意；把宿舍划出一部分让给新生，给他们便于自修自治。 本校没有力量建筑广大的宿舍，使全体学生都住在宿舍里，实是一件憾事。 但本年已添设了第四宿舍，并为女生设一宿舍，其余只可逐渐设法了。 为研究学问计，最要的是实验室。 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设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器标本，并修理实验室、陈列室，现在第二院已有与前不同之状。 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的是图书馆。 近年虽陆续增购新书，但为数尚属有限；虽有建筑适宜图书馆的计画，而至今尚不能实现。 美洲各处的北大同学会，募捐甚力，时有报告，载诸《日刊》。 若在国内同样进行，必有成功的一日。 年来大家对于体育都很注意。 不过由学生自组的体育会，成绩还不很昭著。 从今年上半年起，渐改由学校组织。 现分为学生军与体操两部。 学生军一部，已请富有军事智识的蒋百里先生担任导师；体操一部拟请由美洲新回来之周思忠先生担任。 无论那系学生，此两部中必须认定一部，作为必修的工课；均需用心练习，不能敷衍了事。 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 本校原有书法、画法、音乐等研究会，但因过于放任，成绩还不很好。 今年改由学校组织，分作两部：一、音乐传习所，请萧友梅先生主持。 二、造形美术研究会。 拟请钱稻孙先生主持。 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与美术展览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 为毕业生再求进步计，更设研究所。 现在己设立者为国学门，一年以来，校勘《太平御览》，已将竣。 把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清代内阁档案，渐渐整理出来。 其较有价值的，已在《日刊》宣布。 又承罗叔蕴、王静庵两先生允任导师。 对于古物学，将积极进行，保存搜集，都是现在必要的任务。 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三种研究所，我们也要预备起来。 至于研究学问，当然要有专门教员的指导。 本校又新聘教员几位，当为诸生介绍。 又适值本校名誉博士芮恩施先生来京，本日允到校演说，尤是同人所欢迎的。 （据1922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1921年5月12日）今日与诸君聚会，甚为欢乐，更感激诸君厚意。 此次出来的时候，本想在英国多住几天，因为英国教育与别国不同，苏格兰与英格兰又不同。 爱丁堡风景著名，大学校更著名，地方清静，气候温和，旅费比较的节省，所以中国留学生在此处很多。 从前吾在德国时，就知道此地有学生会，似名苏学会，曾见过两次的会报，是用胶板印的。 大约在清季，或民国初年间。 今日来此，仍有学生会，更有学术研究会。 风景既佳，学校又好，大家联合起来，安心求学，比较在伦敦、柏林、巴黎更佳。 所以吾在仓促间，必要到此一游。 但是今日又须到丹麦，不能久住。 且喜得与诸君聚会，又看过大学校、美术专门、博物馆、古堡、旧皇宫等地，更蒙诸君郑重的招待，何等欣幸！ 兹奉临别数语，望大家注意。 今日会中有学术研究会，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 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 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 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 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 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 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 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 学法律，预备作法官，或当律师。 学医学，预备行医。 只从狭义做去，不问深的理由。 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 譬如吃饭的时候，问小儿饭从那里来的？ 最浅的答语是说出在饭桶里，进一步，说是出在锅子里，再进一步，说是出在谷仓里，必要知道探原到农田上，才是能造饭的，不是专吃现成饭的人了。 求学亦然，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 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 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 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 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 烟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当求高尚的消遣。 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 有房屋更求美观，有雕刻更求精细。 一块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块坚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 有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更设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既有文法书，更要文学。 所建设的美术馆、博物馆，费多少金钱，收买物品，雇人管理，外人岂愚？ 实则别有用心。 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 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 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 从前功利论，以为人必先知有相当权利，而后肯尽义务。 近来学者，多不以为然。 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 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 但这种减少与扩展的主义，可用科学证明。 这种习惯，止有美术能养成他。 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 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 美术的效用，岂不很大么？ 中国美术早已卓著，不过好久没人注意，不能尽量发展。 现在博物馆还未设立，岂不可惜。 所以在外国的时候，既然有很好的机会，就当随处注意。 不但课余可时往博物馆赏览，就是路旁校侧，处处都有美术的表现。 不仅对于自己精神有利益，就是回国以后，对于提倡美术，也多有补助。 若是此时失去机会，以后就懊悔也晚了。 我知道在爱丁堡的同学对于国内的政治是很注意的。 中国现在的政治，可云坏极了，一切大权皆在督军掌握，督军并无何等智慧，不过相互为敌，借养兵之名，去攫金钱就是了。 譬如说有一万兵的，其实不过数千，将这空饷运入私囊。 仅为金钱之计，实无军队可言，更无威武可怕。 惟真正民意，为力最大。 凡所喜的，都可实现，凡所恶的，都可铲除。 前清因失民意而亡，袁氏因失民意而殁。 安福兵力很强，又有外人帮助，但因民意反对，终归溃败。 现在人心又恨怨督军，都提倡废督。 大概督军不久也必消灭。 但是最重要问题：督军消灭后，又将何以处之？ 从前执政都想中央集权，实则中国之大，断没有少数人能集权而治的。 现在极要的，是从地方自治入手。 在各地方设高等教育机关，使人民多受教育，自然各方面事务都有适当的人来担任。 希望诸君专心求学，学成可以效力于地方，这是救国最好的方法。 目前国内政治问题，暂可不必分心。 我想诸君必又很注意于国内学生的情形。 曾记得革命以前，在上海、天津、以至日本留学界，都有学生做革命的运动。 民国成立以后，学生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表示。 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 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于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 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 中间经过痛苦太多。 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 因此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格外专心用功了。 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 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 所以对于中国学生将来，实有莫大的希望。 再者，诸君在国外有数十同国的学生，时相晤聚，甚为难得。 无论所学科目不同，所居地位不同，或所操言语不同，要之大家须彼此爱护。 有从国外来，不能说国语的，国内来的同学，可以帮助他们。 互相亲爱，互相原谅。 这也是很祷祝的一件事。 （于世秀记）（据1921年8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在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1920年1月18日）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 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 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牌，写著学堂重地，闲人免入，以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 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 现在这块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 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 从前京师大学堂里面的听差，不过赚几个钱，喊几声大人老爷；现在北京大学替听差的开个校役夜班，他们晚上不当差的时候，也可以随便的求点学问。 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 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 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 好像自己饱了，看见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饿着，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 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 大学生看见许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饿，固然难过，他们看见你们的脑子饿，也是很难过的。 因为人没有学问，不认识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写封信还要请人去写。 要是自己会写，还受这种苦吗？ 我们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见，我们心中一定很难过；我们的脑子饿了，看个电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苦呢？ 譬如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现在又到大学，仿佛已经吃的很多。 要是看见旁人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常常受脑饿的痛苦，他们自己一定很难过，很不爽快因为不平，所以愿为大家尽力，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大学生一方面既有这种好意思，住在大学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学，现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饿了要去求食一样。 这种意思，实在好极，也算不负了办平民夜校的热心。 办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热心；我对于夜校的学生同家长，还有两层希望：一、教职员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们，我们进去一两天后，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于是就不去了。 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员的一番热心。 二、住在大学附近的，才有这种特别权利，那些住得较远的，不能享着这种权利的，你们应该觉得很难过，把你们所已知的传达给他们你们的亲戚或朋友使他们的子弟也入他们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学。 这都是很要紧的。 这也是我所望于办平民夜校的，与你们的。 （据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题词（1925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哲学在我国古书本名为道学。 今日哲学者，希腊语斐罗梭斐之译文。 其原义为爱智。 故哲学家不忌怀疑而忌武断，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愿以孔子之言，与哲学系诸同学共勉之。 因题诸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 蔡元培（据影印手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1929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到现在有三十一年的历史了。 这三十一年内，名称改了几次；内容与外延的广狭，改了几次；学风改了几次。 到了第三十一年，在党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学条例，又值北大的名称与关系屡次改变，而终于恢复。 自此以后，又将有一时期可以专心致志于按部就班的进展，而不致轻易摇动。 但我以为北大同人，若要维持不易动摇的状态，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 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 今则首都既已南迁。 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 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 要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 （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 从前，在腐败政府之下，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 若就求学的目的说起来，牺牲未免太多，然在责无旁贷的时期，即亦无可如何。 今则政府均属同志，勉为其难；宣传党义、运动民众等事，又已有党部负了专责。 我们正好乘党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时候，多做点预备的工夫，就是多做点学术上的预备。 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弃学业，他日重任加身，始发不学无术的悔恨，就无及了。 所以应守分工的例，不想包办一切，而专治学术。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这两点，则北大的进步，将无限量。 否则抱万能之愿，而无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 愿这次参与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蔡元培（据1929年《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 （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 （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 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 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 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 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 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 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 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 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 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 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 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 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 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 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 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 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 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 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 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 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 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 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 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 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 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 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 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 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 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 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 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 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 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 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 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 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画，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 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 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 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 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 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 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 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 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 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 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 并编历史辞典。 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 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 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 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 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 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 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 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 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 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 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 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 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 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 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 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据1934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a　大学改制之议发端于1917年1月27日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本文是蔡校长会上提出的议案。 发布时间：2025-05-07 13:29:30 来源：班超文学网 链接：https://www.banceo.com/article/7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