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雄崇拜
（一）
陈铨先生在《战国策》第四期发表《论英雄崇拜》一篇文章以后，引起各方面不少同情和攻击。攻击陈先生的人，大都从某种政治立场说话，误认英雄崇拜的提倡，即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其实英雄崇拜，根本上是文化方面、道德方面和人格修养方面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站在政治的立场去提倡英雄崇拜固不对，站在政治立场去反对英雄崇拜亦是无的放矢。
但是陈先生的文章亦自有其引起误会、招致反对的地方：
陈先生那篇文章里面，对于名词，似乎解释得不够清楚。什么是英雄的本质？什么是崇拜的意义？假如不清楚说明，一般人很容易误会，以为崇拜英雄，就是崇拜武力、崇拜霸王、崇拜侵略，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卡莱尔是第一个大声疾呼地提出英雄崇拜的人，在他的书里面，英雄是诗人，是宗教家，是各式各样出类拔萃的人物。至于英雄的帝王，他只提出拿破仑一人作代表，然而卡莱尔并不崇拜他的武力，只崇拜他政治军事的天才。太史公对于项羽，推崇备至，特别破例替他写《本纪》，但是太史公对于这一位霸王所崇拜的，并不是他拔山扛鼎的气力，也不是他坑秦卒二十万的凶残，乃是他的勇敢豪爽和其他表示英雄气概的美德。
陈先生文章里面，尤其不能令人同意的，就是他似乎认为英雄崇拜和民主主义是相反的。其实英雄崇拜不但和民主不相反，而且是实行民主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互相钦佩。假如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是英雄，不崇拜任何别的英雄，那么民主绝对不能推行。就事实方面来看，在民主发展的国家里面，如像英美，一般的人民，对于政治领袖、电影明星、打破纪录的飞行家，那一种狂热的崇拜，是远在许多半封建社会之上的。
陈先生似乎认为，崇拜英雄和理智活动根本冲突，所以他以为中国的农民老百姓，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还知道崇拜英雄，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反而心高气傲，仇恨嫉妒，好像智识愈发达，就愈不能够崇拜英雄。其实崇拜英雄，需要相当智识，必有智识，方能认识英雄，因此也方能够崇拜英雄。智识不仅不是崇拜英雄的障碍，反而是崇拜英雄所不可少的条件。提倡崇拜英雄，决不是反理智、反理性、反学术文化以回复原始时代的自然状态。
（二）
英雄概括来说，就是伟大人格，确切点说，英雄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永恒价值乃是指真美善的价值而言，能够代表或实现真美善的人就可以叫做英雄。真美善是人类文化最高的理想，所以英雄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或贡献者，也可以说是使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的人。
英雄不但指豪杰之士，而且包括圣贤在内。中国过去特别崇拜圣贤，因为中国特别注重道德，所以特别崇拜道德价值的实现者。英雄这一个名词，含义比圣贤一名词较广，他包括文人、宗教家、道德家、政治家、科学家和预言家。英雄崇拜的名词比圣贤崇拜的名词好，因为英雄崇拜不仅崇拜上文庙吃冷猪肉的人，只要有本事进其他的庙的人，也一样地在崇拜之列。英雄崇拜比圣贤崇拜更积极，更有生气，更有战斗的精神。圣贤表示静穆圆满的图画，英雄却表示生活上的战斗性和奋斗性。譬如当我们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便想到他是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的圆满性。但当说孔子是一个英雄时，我们便想到他一生发奋忘食，自强不息，战胜种种困难的经历。所以我们认为与其提倡崇拜圣贤，不如提倡崇拜英雄，较能表示近代精神。
崇拜和佩服有别。佩服是佩服一个人的绝技绝学，佩服他惟一无二的特长。譬如一位拳师善于打拳或一位学生说满口流利的英语，我不会打拳，也不会说英语，我佩服他们。但是我未必崇拜他们。佩服是佩服别人所有自己所无的。太史公没有游侠的本事，他佩服游侠。许多的人，自己没有钱，佩服别人有钱，自己不会跳舞，佩服别人会跳舞，自己没有学过逻辑，佩服别人会耍逻辑。这一切佩服的对象，同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不发生密切关系。
至于崇拜却不是崇拜别人所有自己所无的，乃是崇拜别人和自己所共同有的。别人有，自己也有，不过别人所有或比我自己深切著明，足以代表启发我之所有。所以我之崇拜他，多少含有同声相应，惺惺惜惺惺之意，以勇崇拜勇，以仁崇拜仁，以智崇拜智，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互相吸引沟通的关系。所以黑格尔说：崇拜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这个说法在中文里的意思也合得了。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在崇拜神灵的行为里，我的精神与神的精神相交契。同样崇拜祖先就是自己的精神与祖先的精神交契。真正的崇拜，就是自己的精神与崇拜对象的精神相交契，因为这样，所以崇拜的对象，也就是自己精神上所寄托，为自己内心深处之所企望仰慕者，一旦得着崇拜的对象，自己的精神，也就因此而得着安息之所。所以崇拜的对象，就是意志的目标，也是追效的模范。所以必定要有精神生活和修养的人，方足以言崇拜，必定要求情志安顿的人，方足以言崇拜。
（三）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什么叫做崇拜英雄？
崇拜英雄和服从领袖不同。服从领袖是实用行为。为着社会组织，法律纪纲，行政效率，我们不能不有领袖，我们不得不服从领袖。假如领袖是英雄，我们固然服从他。有时领袖虽不是英雄，但为实际方便计，亦须服从之，因为不服从领袖，就没有坚固的团体组织。团体涣散，国必乱亡。
一个人服从领袖，他就是一个国家良善的公民，一个团体忠实的分子。至于崇拜英雄，乃所以修养高尚的人格，体验伟大的精神生活。简言之，英雄崇拜不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实用行为，乃是增进学术文化和发展人格方面的事。
谈到个人修养，古今中外的哲人，大都主张要先找一个模范人格来作追效的对象。程子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作为他努力的方向。西洋人讲修养，首先注意基督的追效（Theimitation of Christ）。许多宗教能够成为宗教，就是因为里面有伟大的人格，值得一般人仿效。许多政党能够发起伟大的政治运动，就是因为里面有伟大的人格，可以作一般人的模范。希腊的斯多噶学派，道德理想甚高，宗教意味极浓，但不能够像基督教那样成为宗教，就是因为虽有主义，而缺乏人格可以与耶稣比拟的伟大人物。
崇拜英雄基于认识英雄。没有思想学问智识眼光，就不能够认识英雄；因此也更说不上崇拜。因为认识英雄是很难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界上的英雄甚多，然而真正能够认识英雄的人并不多，英雄本身已经不容易认识，他们又常常不愿意为人认识。如像韩信连胯下之辱都愿忍受，谁能够想象他是英雄呢？曹操和刘备杯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大惊失色，骇得把筷子都掉下来了；他连忙说他怕雷，使曹操不认识他。英雄在未得意的时候，都喜欢用烟幕弹来掩藏他本来的面目，这种特殊的英雄心理往往增加认识的困难。
英雄素来不讨好群众，他更不怕群众误解。群众的误解，反而证明他的伟大。爱默生说：作伟大的人，就是被误解的人（To be great is to be misunderstood）。所以只有英雄才能够认识英雄，只有英雄才能够崇拜英雄，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群众虽然起初常常误解英雄，但是经过相当时间，或者英雄死后，群众仍然会认识他、拥护他、崇拜他。然而真正的英雄，却能倔强独立，决不因为急于要人认识而哗众取宠，失其素守。
英国有句名言，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仆人眼里是英雄的。依照黑格尔的解释：这并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乃是由于仆人只是仆人。仆人所以不能认识英雄，正因为他自己不是英雄。由是足见替英雄当走狗作奴隶的人，不能算是崇拜英雄的人。他们自己的人格中，没有英雄的成分。他们不能认识英雄。他们和英雄没有精神和精神的交契。
凡是根本反对英雄，抱定主张绝对不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英雄盲。这和生理学上所谓色盲是一样的。害色盲的人，睁起眼睛，看不见某一种颜色。害英雄盲的人，睁起眼睛，看不见英雄。英雄是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英雄盲就是价值盲。价值盲是一种精神病态。反之，凡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不害价值盲的人，他不但能够认识英雄，而且能借崇拜英雄，扩充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潜伏的价值意识，发挥他自己固有的英雄本性（Heroism）。
一般反对英雄崇拜的人，大概基于两种错误的心理。第一，他们以为崇拜英雄，就是作英雄的奴隶。他们不愿意当奴隶，所以不愿意崇拜英雄。第二，他们自己想当英雄，故亦不愿承认别人是英雄，不愿崇拜其他英雄。他们误以为凡是英雄都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但是照上文所说，崇拜英雄绝对不是当奴隶，奴隶根本不能崇拜英雄。只有自己是英雄，才能够认识英雄，才能够在崇拜中和英雄发生精神上的交契。明白这种道理，这两种错误的心理，或许可以纠正过来了。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英雄崇拜是极自然的，同时也是不可逃避的心理事实，因为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崇拜英雄的驱迫力，都有其英雄本性或价值意识，都多少具有认识英雄的能力。假如一个人笑骂一切人，鄙视一切人，绝对不崇拜英雄，那就违反了他的本性，他心理上一定有一种病态，他精神上一定感觉到一种空虚和痛苦。
就另一方面说，英雄本身也有一种魔力、引力，使得凡接近他的人，不能不崇拜他。张良会见刘邦，就说：此天授，非人力也！清末许多***党员，和孙中山先生一见面，立刻就抛弃一切，投身***。这可以说是英雄本身的力量，不崇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英雄有点像美人，崇拜颇近乎爱慕。一个感情热烈的人遇见了真正的美人，不爱慕是不可能的，一个有英雄性的人，遇见了真正的英雄，不崇拜也是不可能的。
崇拜英雄既然是普遍的、必然的心理事实，所以最要紧的问题，倒不是应不应崇拜英雄，乃是怎么样引导人类崇拜英雄的普遍心理，使大家崇拜真正的英雄，不要盲目地崇拜虚伪的英雄。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我们也可以同样说：非其英雄而崇拜之，奴也！愿意崇拜英雄，是事理的必然；由学养，由认识而崇拜所应崇拜的英雄，且依理性的指导，崇拜之得其正道，才是真正的理想。
这里可以附带解答一个问题：通常人总觉得崇拜与批评，正相反对，崇拜的对象即不是批评的对象。假如对于英雄一味崇拜，不加批评，思想学问怎样能进步呢？但是事实上崇拜不仅不能消灭批评，而且可以产生批评，只有从崇拜中产生的批评，才是真正的、积极的、同情的、辩证的批评。费希特崇拜康德，朱子崇拜程子，尼采崇拜叔本华，他们对于所崇拜者的学说都曾由同情的批评，而促其发展与进步，所以凡是青出于蓝的批评，都是基于崇拜的批评，也就是同情的批评，内在的批评，亦可以说是自我的批评。
（四）
英雄崇拜者和被崇拜者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现在须要进而讨论的问题。根据事实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关系来陈述：
第一种是生者崇拜死者。如像孔子崇拜周公，孟子崇拜孔子，朱子崇拜周程，子孙崇拜祖先，这都是在古人中间，找出追效模范，同他们发生精神和精神的交契。这叫做尚友千古，也可以说是抗志希古。
第二种是下崇拜上。如像臣崇拜君，地位低的人崇拜地位高的人，学生崇拜先生，费希特崇拜康德，鲍斯威尔崇拜约翰生，李白崇拜韩荆州。李白总可算得睥睨一世，笑傲王侯，超出尘俗的大诗人了，然而他《上韩荆州书》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活画出他这一种崇拜英雄的心理。
第三种是同辈的崇拜，这一种崇拜多半是朋友的关系。鲍叔崇拜管仲，徐庶崇拜诸葛亮，杜甫崇拜李白，尼采崇拜瓦格勒，他们自身都有高尚人格，对朋友发生高尚崇拜的情操。真正的友谊，必须有崇拜，才能够久而敬，不然就会流入狎暱。
最有趣最重要，但又最为人所忽视的，乃是最后一种，就是上崇拜下。如像刘备崇拜诸葛亮，三顾茅庐，成为千古的美谈。又如左光斗和史可法两人的关系，也足供上崇拜下的例证。当时史可法还是考试的童生，左光斗却是名高望重的提学使。有一天左光斗微服出游，看见一位青年在古庙中酣睡，桌上摆得有他自己作的一篇文章，左光斗读完以后，不胜惊佩。怕青年受了凉，把自己的貂裘解下，亲自给他盖上。到考试交卷的时候，他认出这一位青年，就是史可法。他当面发史可法第一，请他到家里吃饭，与他家里的人相见。他说他的儿子不行，国家大事，将来只有托付史可法。这是老师崇拜学生。君子有三乐，其中有一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假如一个处于教师地位的人，不能在学生中发现英杰之士而尊重培养之，认为所有学生都毫无希望，那么他就有亏师道，不能琢育出任何人材，他的教育生涯就是一个大失败。
生者崇拜死者是古道，下崇拜上是忠道，同辈崇拜是友道，上崇拜下是师道或君道，亦可称领袖之道（Leadership）。真正的领袖，无论古今中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超人，乃是虚怀若谷，认识英雄，崇拜英雄，而能以至诚结纳贤豪，得其死力之人。用旧话来说，领袖乃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宏奖人材之人，据我们看来，实即最能身体力行崇拜英雄之理的人。
（五）
末了，我们可以分作三方面来结束关于英雄崇拜的讨论：
就理论言，有许多学术艺术文化的工作，都必须以英雄崇拜为前提。史学方面的人物志和传记文学，没有英雄作题材，如何会写来有声有色？小说或戏剧大半有主人翁，没有英雄性格的刻画，如何能感人？艺术方面的人物画，没有英雄作对象，如何能有杰作？
就个人修养言，我们明白英雄崇拜的理论，必须力求虚心认识英雄，崇拜英雄。自己不可先以天才、领袖、英雄自居，不可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须力求虚心理会认识古今中外第一流人物。因为英雄是不可以勉强的，不可以自命的，也不是有夸大狂的人。
就教育方面言，英雄崇拜就包含中国人名言所谓以身教从的以身作则的身教。假如抹煞英雄崇拜，就无异于抹煞人格教育，不注重身教，一切教育的学术工作，就会成为机械化、工场化、商业化，教员和学生、教员和教员，都没有精神交契、人格感召的关系。这一种非人格（Depersonalization）的趋势，使得学校生活枯燥苦闷，无意趣，无生命，实是中国近代教育最大危机。一种学问的继长增进，并不是由于机械式的自然演化，其有赖于负荷此门学问之人的精神感召，实非浅鲜。西洋大学中，各种学术能有悠久的传统、良好的风尚，老教授们人格的感化鼓励，实是最大推动的力量。所以我们认为精神与精神的交契，人格与人格的感召，是英雄崇拜的真义所在，亦是推动并促进学术文化使之活跃而有生气的主要条件。
（1941年7月20日刊登于《战国策》第17期）
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88年8月新版。该书是著者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新版除保留旧版的全部文章外,还增收了若干篇章,并撰写了新版序言。现共收42篇。内容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每篇所论都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体验来加以解答。其依据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想。著者认为该书表现了三个特点:(1)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或者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2)有渊源。即是说,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3)吸收西洋思想。虽然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守旧,对于西洋文化思想和哲学,都加以虚心的理会和切己的体察,而将其根本精神,以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内人民。该书许多篇章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举办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不少人都认为该书与《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样,是著者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