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使命
人的使命这个题目是一个现成的旧题目。这是德国继承康德的学说，奠定德意志民族复兴精神基础的哲学家费希特的题目。费希特著有一本通俗的书叫做《人的天职》（也可以译作《人的使命》）。大凡青年都很关心人生问题，所以我特别提出人生应有的使命来讲，也就是希望青年能够早日确定自己终身的使命。
要探讨人生问题，就是要人自己研究自己，反省自己，大凡了解外物易，了解自己最困难。所以人生问题实在是最困难、最不容易研究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大、最不易得解答的问题。谈此问题大都容易陷于宽泛空洞。
其次，人生问题是与做人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多少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这种切身的问题，最好找个人最知己的朋友，最接近的师长，作私人的谈话，方有亲切的指导，不必作公开的讨论。并且这种切身的人生问题，全待自己反省、体察、自求解答，他人顶多只能尽提醒启发之责，此外实无能为力。
再次，在某种意义之下，一个人最好是埋头热烈地去生活，去奋斗，忘记了自己有人生问题，有道德修养问题，那是最快乐没有了。人的精神健康也与身体健康一样，有许多天天讲卫生，随时随地都在用科学方法想保持健康的人，每每容易生病。反之，一个很忙的人，听其自然，不特别讲卫生，也不特别戕贼身体，反而身体健康。同样，许多天天讲人生观，讲修养，道德名词挂在口上说的人，反而每每道德并不好。而许多从来不谈人生，不谈道德的人，生活反较快乐，道德反而很好（例如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道德家、传教士坏，一般人身体的健康并不比医生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人生问题，特别看重，特别认真，但另一方面又须不要把此问题当成一场空话来讲说。
人的使命或天职，也可以叫做人生的理想。但是使命固是理想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它是我们此时此地即在执行，即须执行的使命。理想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地提出此理想或彼理想；使命是决定的，或几乎可以说是人不能自主、不能不遵从的天命。理想是主观建立的，使命是客观赋予的，是国家给予的，时代给予的，或是上司赋予的。
人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下，即是人生的目的。使命是目的的内容，目的即包含在使命之内，也可以说人生的目的即在完成人的使命。使命比目的要具体些，切实些。做人有了做人的使命，人生就有目的、意义与价值。没有具体的、切实的、非执行不可的使命，而高谈人生目的，就嫌空洞不着边际了。
并且使命含有命令式的意味，一个人所奉行的人的使命，就好像军人所奉的军令一祥。一个军人违背了军令，就要受军法处分，一个人违背了人的使命，也就要精神上受一种特殊惩罚，有时叫做天讨、天罚。无论如何也免不了要受良心的重大的责备或惩罚。
我们到现在来研究人的使命是否无意义，是否太迟呢？因为人已经活在世上二三十年了，才来讨论人的使命、人的目的，犹如一只船已经开出海口，航行很远了，而坐船的人才来讨论航行的目的与使命，岂非笑话？又如欧洲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英德国会才来辩论作战目的和使命，是不是太迟而可笑呢？又如日本侵略中国已经快到三年的时候，日本忽有一国会议员，出来大胆地质问政府对华作战的目的与使命，是不是太迟而可笑呢？无怪乎当时日本政府要把这个不知趣的议员赶出国会了。
关于上面的问题可以分三点来答复：
（一）人既已在生活着，则人就已经不自觉地在执行某种人的使命，哲学思想的目的，就在使这种不自觉的使命经过研讨以后，正式成为自觉的使命。
（二）假使一个人永久不去追问人的使命，就好像无舵之舟，漂在海上，只能随波逐流，与世浮沉，那么岂不是生活无意义无价值？进一步说，人没有人的使命，人就没有人格，不能算是真正在做人。
（三）一个人自己没有真正的使命，或有一个不光明正大的使命，而怕人追问，怕人揭穿，不敢反省研讨，公开宣布，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以之作战，则战必败，以之做人，则人格必定破产。
这样看来，人与禽兽不同，也许就是因为人有自觉的使命而禽兽没有自觉的使命。好人与坏人不同，就是因为好人有正大的使命，而坏人没有正大的使命。伟人与常人不同，就是因为伟人有伟大的使命，而常人没有伟大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去寻求一个自觉的正大的人的使命，乃是人特有的功能，理性动物特有的功能。
要知道什么是人的使命，先要知道什么是人。先知道了人的本质，就知什么是人的使命了。
但是如何才能知道人呢？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人的本身去了解人。这是注重狭义的人本主义的法子。但是有许多天天交接应酬、与人接触的人，反而不能了解人生。德国一位大诗人席勒说：人类反而把人类掩蔽着了！所以有时要跳出人类的圈子，才能了解人生。那就是说，要了解人生，就要超出人生。说句笑话，有时要深入无人之境，才能知道什么是人。宇宙间天与物都是超人生、非人生的。如果我们用天人物三界的分法，也许可以看出人的真义，那就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何以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呢？所谓物，有三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物是自然。自然与人生是相反的。持自然与人生对比，更足以了解人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全体，人受大自然一切律令的支配。了解了自然的全体，自可附带了解这部分的人或人生。这就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第二种意义，物是实用之物，如实业经济上之物，是人类理智创造以为己用的工具。由工具的知识，即可进而了解支配此工具的主人翁。这就是社会工程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第三种意义，物是文化之物，文化之物如典章制度、文化产物等，乃是人类精神的表现与创造。由个人的精神创造品，可以了解个人的个性，由一民族的精神创造品，如典章制度、文物等，可以了解一民族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此为精神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以上简言之，就是无论从对自然社会或精神科学的研究，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人。
何以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呢？这是中庸上就已经提出的。柏拉图也说：Things human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pine（在理解了神圣的事物之前，是不能理解人间的事物的）。实在说来，知物与知天，相反相成，我们要知物，也要知天才行。天也有三义：
第一，天指美化的自然，亦即有精神意义的非科学研究的自然。如《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种由花木山水而悟天道人生，乃是艺术家直觉的知天。
第二，天指天道，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也就是宇宙之所以为宇宙，人生之所以为人生的基本法则，主宰宇宙人生之大经大法。这是哲学的理智的知天。
第三，天指有人格的神，亦即最圆满的理想的人格，也是人人所欲企求的最高模范的人格，最高的价值。这是人类情意所寄托的无上圆满的神，这是道德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天。
说宇宙有所谓天或神，犹如说宇宙间也有一总司令。知天就好像直接向宇宙的总司令交涉、请示。到后来已经知悉总司令的意旨，为天地立心，代天立言，终则与天为一，与神为侣，也就是庄子所谓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工夫。由知天而希天，由希天而与天为一。不仅是圣人才能希天，人人皆能希天，人人皆在希天。
总结起来，知物与知天的历程，可用下图表示：
自我发现，即发现自己的使命；自我实现，即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知天知物的努力，即人的必然本性，即尽性，亦即发现自我，完成人的使命。
到此，我们可以给人下一界说：
人是以天为体，以物为用的存在。
所以，人之知天知物，人之希天用物，即是人的使命、人的天职。这种使命，乃基于人的本性之必然。知天知物即可得一世界观，知人即得一人生观。由知天知物以知人，这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谓由正确的世界观中去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因为人生观必须建筑在世界观上面，对于人的知识是从对于天和物的知识而来的。
以上是一般地讲人的使命，亦即人人的使命。尚须进一步讲什么是在某时某地的特殊个人的特殊使命。换言之，以上只谈到人的使命，尚未谈到我的使命、你的使命，或者每一个人、每一青年的使命。
要了解什么是我个人的使命，须对我的性情、才能、环境、家庭、朋友、社会国家的需要、时代的趋势，都要加以通盘的考量和反省。
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在全体人类社会中的使命、位分、生平工作和最大可能的贡献，即为此人所作、所应作、所不能不作、所鞠躬尽瘁、用全副精力以从事的工作。
具体点说，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的终身事业或终身工作。这种终身工作，一方面是自己自由考察、自己选择、自己担负起来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代所赋予的，师友或知己所提醒的使命。在完成此种使命，努力此种终身工作里，一方面实现自我的本性，一方面也就是贡献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使命。
这种完成个人使命的终身工作，是有决定性的，它决定个人的命运，是个人无所逃避的，它是不能任意规避的命令、责任或任务。它是有公共性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众的事业，是国家时代所赋予的；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国家，都是有益无损的。它是有永久性的，因为既是个人唯一的使命，既是个人终身的使命，就不是见异思迁，一曝十寒，随便可以变更放弃的，它是有永久性的工作。有永久性的工作必是可以成功的好的工作。终身的朋友必是好的朋友，终身的工作必是好的有价值的工作。以终身精力去从事一种工作，必不会失败。即使工作太伟大，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完成，纵然失败，也必然是促进最后大成功的失败。有了这种终身工作，必有所成就，也有所专长，必不愁没有自立的能够谋衣食的专门技术或学问。
有了这种终生工作，人才可以继续努力，血气虽老，而志气不衰。
有了这种终身工作，人才可以忠于其使命，不会中途变节。凡是中途变节的人，大概都是小有才的小人，只是出卖自己的聪明才智，随波逐流，而无确定的使命、终身工作的人。
有了终身工作，不为自己打算，继续努力，老而不衰，并且即使自己死后，这种工作，必然有人继续努力，发扬光大。自己虽不免一死，而自己的使命与工作，可以不朽的遗传下去，自己就会有不死之感，也就有不畏死的气概。
总结起来，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从知的方面说，要认识什么是人的使命，须从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着手，使人生观建筑在宇宙观上。从行的方面说，要完成人的使命，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终身工作。
有了这种终身工作，就会感到自己生平事业的庄严而有意义：能够长久发展，不随个人的死亡而消灭。
末了，我希望我们青年人各自及早确定自己一生的使命，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终身工作。
（1941年发表于昆明）
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88年8月新版。该书是著者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新版除保留旧版的全部文章外,还增收了若干篇章,并撰写了新版序言。现共收42篇。内容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每篇所论都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体验来加以解答。其依据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想。著者认为该书表现了三个特点:(1)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或者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2)有渊源。即是说,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3)吸收西洋思想。虽然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守旧,对于西洋文化思想和哲学,都加以虚心的理会和切己的体察,而将其根本精神,以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内人民。该书许多篇章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举办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不少人都认为该书与《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样,是著者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