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2025-08-30 15:08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周書蘇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然《王褒傳》稱江陵之陷：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庾信傳》又稱：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請托。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由此論之，所謂自綽之後，文筆皆依此體者，爲期極短。及滕、趙同游，文學翩翩，遂能步武子山，觀庾信《趙國公集序》，及滕王逌《庾信集序》二篇可知，則周代風會，略可見矣。

隋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李諤承旨上書，評論前代文體曰：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虚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辭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然諤書中猶稱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擇人，未遵典則，是開皇四年之詔不能盡行，蓋亦可見。又秦王俊遣人撰集字書，名爲《韻纂》，潘徽爲之序，稱王質潤珪璋，文兼黼黻，以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全無引證，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創立新意。仁壽元年，陸法言序《切韻》，稱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雖序論所及，不過韻書，原其致用，實在文藻。固知文章流變，自有步趨，初非科條所能逆挽，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於子也。

《中説》十卷，題稱隋王通撰。按舊説或以爲實無王通其人，其書出阮逸僞撰。《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序，則記其祖事必不誤。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説》者，其子福郊、福疇等，纂述遺言，虚相誇飾，亦實有其書。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亦無由確定其作者，然其書盛行唐世，則爲事實，不待辨也。書中論文之處，顯然爲儒家思想所籠罩，然論及《詩》《書》二經，其見解與經生之言亦不盡同：

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其論《詩》，一破齊、魯、毛、韓之師説，認爲白黑相渝，是非相擾，又舉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種識力，正自不凡。其論漢魏以來諸作家者如下：

子謂荀悦史乎史乎，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當作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誇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顔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文中子》之書出於何人，無從確定，然其説既屢爲後人所引用，則其在文學批評史上之價值，自不可盡廢。其論文獨重約以則、深以典二者；至於急以怨、怪以怒，此則狂狷之文，亦非所棄；若夫傲冶碎誕，淫繁捷虚，此則小人之文，概所勿取矣。要而言之，蓋以儒家宗旨，評論文學者也。《天地》篇云：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天地》）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天地》）

合上二者觀之，文中子言文言詩之説可見。唐韓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詩，其義先發於此。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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