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1］，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2］，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3］。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4］，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5］，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6］，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7］，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注释】
［1］象犀：象牙、犀牛角。
［2］六材：指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
［3］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老子姓李名耳，谥聃，曾为周三室的柱下守藏史，即掌管藏书的官。
［4］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5］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古代无纸，秦汉以前的文字主要刻在甲骨、青铜器、竹木条等材料上。秦汉以来，竹木简册和帛书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东汉时发明了纸，六朝隋唐演变成为手抄的帛书和纸书，五代时起，开始发展为印本。这句话说明了文字的笔画书法越来越方便。
［6］益以苟简：指越发的不认真。
［7］当倍蓰于昔人：当超过前人好几倍。蓰：五倍。
文集，四十一篇，苏轼为文,主张辞达,反对浮艳、艰涩。他的散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他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吸取了前代散文的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贡献很大。宋孝宗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序),金王若虚谓苏轼文字为千古第一 (《归潜志》卷8),足见其影响。包括他在内以唐宋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奉为正宗,明人小品文字则更多取法于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