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集卷三 权书下

孙武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于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于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乃因胥、?、唐、蔡之怒，及乘楚尾之不仁，武之功盖亦鲜耳。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

子贡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存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彼必愕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于齐，犹肘股之于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惧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于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压境而止，吾请为子潜约鲁侯，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为齐人计之，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吾观仲尼以为齐人不与田常者半，故请哀公讨之。今诚以鲁之众，从高、国、鲍、晏之师，加齐之半，可以に田常于都市，其势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齐哀王举兵诛吕氏，吕氏以灌婴为将拒之，至荥阳，婴使使钩谕齐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今田氏之势，何以异此？有鲁以为齐，有高、国、鲍、晏以为灌婴，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六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项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余制其后，乃克有济。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氏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援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文集。亦名《嘉祐新集》、《老泉先生集》。宋苏洵撰。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累官秘书省校书郎。是集凡十六卷，附录二卷，有《心术》，《远虑》二篇， 《权书》、《衡论》各十篇。其《审势》、《强弱》、《攻守》、《用间》、《驭将》、《法制》、《心书》、《权书序》等八篇为兵法专论。如《心术》篇强调“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攻守》篇提出攻守有三道：一为正，二为奇，三为伏，认为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等等。其《六国论》，以六国之亡喻宋赂之不当。有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婺州州学刻本，题曰《嘉祐新集》;清康熙间苏州邵仁泓刊本，题曰《老泉先生集》;《四部备要》本，为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