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自我克制的竞争
我曾在如今遭受战火摧残的江苏省和浙江省游历有趣的内河水道超过12年的时间，并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最为殷勤、礼貌的款待，所以当我第一次遭遇非常冷酷无情、漠视日常礼节地对待游客的情形时，感到格外震惊。我们在一天当中遇到的每一个船夫都表现出相似的粗鲁态度，由此，我基本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过去我一直在用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中国人，而现在我将要改变对他们的看法了。我们乘着一艘游船从常熟到无锡去旅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船老大（游艇的船长）也没有，尽管那里距离他的出生地还不到一百英里，而且他经营游船、运送上海附近的外国客人已经有20年了。
这段特殊的旅程对船老大来说就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可以说没有谁比在陌生水域中的船老大更加感到无助的了。我们曾预想种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提前收集了一些当地农村的地图，并且也知道自己应该遵循的准确的指南针方向。我们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在战争期间曾经是法国的飞行员，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觉得任何能驾驶飞机的人肯定能轻而易举地引导一艘行驶缓慢的游船通过这片平静的水域。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熟知航空知识也于事无补的问题。在我们行进的路线上有两条平行的河流，其中一条是正确的，而另一条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沿着这条溪流走上数英里之后就会遇到一座对于我们的船来说实在是太低的桥梁，游船根本无法通过。由此，我们不得不再全程折返回来。我们不知道哪条河流才是正确的，地图也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存储的冰块也快用完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赶往无锡。
那天清晨，我们一大早就离开了常熟，就因为要不断地向遇到的各种船夫询问前行的路线，短短的旅程居然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我们没有请他们为我们驾船，也没有请他们为我们导航，只是请求他们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北边还是南边的河流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些船夫们的回答，虽然在措辞上有一些变化，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俏皮话，但他们总的说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他们偶尔还会补充一句这样的话，只有傻瓜才会去一个连道路都不知道的陌生地方旅行。没有人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幸运的是也没有人因为变态的幽默感而给我们指错方向。如果有人那样做，我们肯定会顺着他所指的错误方向走下去，并且成为一出恶作剧的受害者。反正，我们只能是一边走，一边碰运气，所幸我们的运气不错，靠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溪流。
不久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一次船夫持如此冷淡态度的经历。我们准备沿着钱塘江溯流而上进行一次旅行，并且打算把它的一条支流分水江也纳入自己远足旅行的计划，因为一个探险的朋友告诉我说它也别有一番趣味。当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船夫们立刻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这条河流对我们的船来说实在是太浅了。他们建议并且一直坚持如果我们非要游览这条河，那就应该租一艘比较小的本地船只，而这是我们坚决不愿意做的。我们在自己的船上很舒适，并且知道船夫们的反对意见毫无道理，因为我们的船吃水非常浅，几乎在泥塘里就可以漂浮。
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假装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看看游船到底能走多远，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但他们显然心生不满，觉得我在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卑鄙而不公平的优势。当一个美国人或者其他的老外采取自己的策略并通过种种借口和间接方式达到其目的时，中国人总是感到有点小小的意外。这次，我们还没走到太远的地方，他们就找到一个泥滩使船搁浅了，旅行也被迫放弃了。
通过后来的调查，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船很容易就可以在这条美丽的小河里溯流而上数英里进行旅行，但这是一种冒犯部分船夫的行为，他们觉得应该将这艘船的行驶线路限定在钱塘江的干流上，而把为实现继续旅行的目的在小支流上驾驶和修建船只的工作交给当地的人。后来，我也熟悉了常熟一带船夫们难以捉摸的态度，因为我们常常经过那里。
闸口港是钱塘江水运的终点，许许多多的船只，也许有几十种不同的类型，停泊在这里。然而，当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沿江而上驶向它们旅行的不同目的地，渐渐分流到不同的支流当中，直到每条河流的尽头时，你将会发现那里所有的船只都是相同类型的，通常在各个方面都一模一样。这些船只由当地人拥有和经营，他们把自己生活的特定河流视为私人财产，并确保没有人入侵。
类似这样的安排在中国的每条江河和溪流上都能找到，而且已经运行了几个世纪。没有人能通过更加有效的立法来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制度以防止不公平的就业和利润分配。虽然在一个既定的场所，通常就意味着一个家族垄断了一条河流通航的权力，但享受这种特权的船夫们还需要妥善而有效地处置亲戚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中任何试图对货运和客运哄抬运费的事情。关税税率最终被固定了下来，并且很长时间都不曾改变，这使我不禁怀疑这个问题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
运费通常是用农产品来支付的，因此市场价格的波动非常小甚至几乎没有。其结果是中国的乡村拥有了最为完备的水上交通系统，它由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的单元构成，每一个单元都是自给自足的，不受外界影响。据说中国拥有的船只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而且除了少数几个省份之外，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有着可以通航的河流网络。正因为如此，最近中国铁路破坏的影响就像即将显现出来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是太严重的。
中国船队商帮建立起来的制度规定，每个地方都要在自己的不幸遭遇中承担责任，也将从自身的繁荣中获取收益。如果一个地区遭受了饥荒或者洪水，即便一些船只面临失业的危险，这些船只也不能成为这个行业中的害群之马去扰乱那些繁荣地区的交通运输。因此上许多小的经济冲突得以避免，而在潜在的激烈竞争中，商业活动也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平静，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做到的。船夫们很清楚他们自身的权利和特权，因此上也不会忍受任何形式的擅自入侵者。如果一艘陌生的船舶试图靠岸卸载货物，这些入侵者将被视为海盗般的敌人，他们将遭遇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没收货物和砸毁船只。这是我们钱塘江上的船夫所担心害怕的，因为他们在另一条河上没有做生意的权利。那些拒绝告诉我们去无锡应该走哪条河流的船夫们，都遵循着这种古老而明智的习俗，那就是拒绝给入侵者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提供援助。
虽然没有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法律规定，中国摆渡者、渔民、乞丐、四处游走的马戏班子、小商小贩，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职业，他们都有自己经营的特定区域，在那里他们将免受入侵和竞争的干扰，犹如他们获得了皇家授予的商业垄断经营权一样。在这里的乡村，每个地方都有成百上千艘小渡船，但是人们永远也不会找到竞争的队伍。虽然在某些地方停泊着五六艘或更多的能够装载二十余名乘客的船只，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家庭，通常都是同一个人的业务。最近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一条轮渡航线已经在同一家族手中控制了300多年。一个世纪前，渡船的价值不大，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来经营。但随着天津作为华北主要市场的发展壮大，轮渡业蓬勃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拥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并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骨干企业。
这些古老的垄断企业依然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在厦门，有三个经营航运的家族，他们世世代代都垄断着当地的轮渡业务。这三个家庭的最初成员不是厦门本地人，而是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根据大家一致的说法，他们从前都是海盗。不管这是否属实，在从事轮渡业务时他们的行为最为飞扬跋扈。他们最喜欢用的伎俩是把一名中国乘客载到河的中间，然后威胁要把他携带的东西扔到水里，除非他肯支付超出正当运费10倍到20倍的费用。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厦门船夫这个名词成为中国沿海地区远近闻名的流氓的同义词。
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所有这类的企业都停止运营了，厦门行政当局正在准备创办一项市政的轮渡服务，如果实施甚至会让原来的船夫们破产。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命运，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为他们有一些值得尊重的权利的国家。但是，厦门当局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将渡轮服务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船夫们的退休金，这是一项长达十年的计划，最终将涉及几十万美元的开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心怀不满的船夫很可能会烧毁渡轮，这可能就是影响市政当局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因素。船夫的这种行为也将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因为谋生在中国是最基本的权利，不能轻而易举地就被掳夺。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河流或湖泊比在中国遭到更为彻底地捕捞，但是每平方码水域的捕鱼权和每一种不同的捕鱼方法，都被分配给某一特定的家庭。黄氏家族可能有权利用鸬鹚捕鱼；程氏家族可以放置捕虾的笼子；而周氏则可以享受撒网的特权。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可能会在河底搜寻各种贝类。如果有人企图在属于别人的水中钓鱼而破坏这一安排，那他就要自取其辱了。他会被视为小偷，不仅受到其他渔民的攻击，而且整个社会都会反对他。在中国，没有人会为了好玩而钓鱼，因为每一个有钓竿和渔线的人都会被视为非法侵入者和偷猎者，钓鱼不太可能成为一项受欢迎的运动。
据说在火奴鲁鲁（檀香山），那里依靠旅游生意而变得繁荣，游客感受到的自然迸发的热情和真诚的欢迎完全将其淹没了。每个人都向游客展示着那个地方的自然美景，并向他们介绍那里适宜的气候。这样的热情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有机会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已经决定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家，正在找工作或者想要在这里创业。据说，当地民众热情好客的态度马上就会冷却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原来热情的态度事实上是对他到火奴鲁鲁旅游并且花很多钱来支付酒店账单和明信片行为的一种高度肯定，但他一旦有了要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想法，就使他成为要与别人在同一块领地里展开竞争的令人讨厌的黑马。如果他最终放弃了成为那里永久居民的想法并决定回家，他们会像欢迎他到来时一样热情地快速送他离开。
稍加变通，这就成为中国人在任何地方对待游客的态度。他们不会等待外地人说明自己的意图，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假设游客存在着要从这里获得一些好处的目的，因此必须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阻止他。中国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倾向于认为真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具有邪恶的意图，而且当一个陌生人留在一个村庄，当地人就开始猜测他带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有毒的药。孔子和许多中国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几乎每一个非常赞同这一理论的中国人，都不愿意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使之成为与他的同胞打交道时的一种严格的、牢固的行为准则。或许他可能相信他自己天性就是善良的，就像他的一些朋友和亲戚一样，但他不愿意承认一个陌生人也具有这些美德，特别是当这个陌生人来自国家的其他地区。
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有一些当地的商会，它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劝说外地人搬到当地定居并在那里谋生来增加当地的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有一些机构，它们把聪明的中国人当作异类来予以打击，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最莫名其妙的。既然生活如此艰难，为什么还有人试图通过引入更多的竞争者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呢？中国有难以计数的行业协会和超过2000多家的商会网络，但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这些组织中，最无法设想的事情就是鼓励外来者成为这个地方的居民。大家都非常熟悉加州人针对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因为那些日本人试图把自己安置成当地的居民。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人向本国外省的民众展示出来的敌意，这些人也是试图在他们中间定居。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中国人选择在远离他们出生省份的地方生活和做生意。经营着外国零零碎碎商品的广东店掌柜在全国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这种类型的店铺在中国被称为广东店。然而，这是另一种限制竞争和划分为小规模的不同垄断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外国船只可以卸货、外国商人可以做生意的港口。这让广东人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通过广东人，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才能购买到进口的商品。大约一个世纪前，官方的这种垄断被迫结束，其他的港口也开始向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开放。广东人试图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但成效实在是乏善可陈。现在每个省的人都在从事对外贸易，但是出售各种各样杂物的生意仍然控制在广东人手里。它只是众多职业垄断中的一个。
成千上万的贸易行会覆盖了数十个不同的行业，它们牢牢地控制着会员资格，并对任何被认为以不公平方式从事交易的人施以迅速而无情的惩罚。每个行会都有一个业务程序的行规，它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甚至在个别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经验积累的成果。行会的成员在面对外部人员时表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如果任何成员被指控使用了对他人不利的商业方法，行会的首领很快就会加以审判并迅速做出裁决。
尽管所有的中国店主都坚持认为他们的售价是非常便宜的，但在中国很少能看到打折出售的广告，因为降低了商品的基准价格，其他店主的利润就会受到影响。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时，行业公会立即就会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官员会进行必要的警告，但如果商人对警告不以为然，行会就会采取直接和暴力的行动。商人可能会发现成群的暴徒入侵了他的商店，砸烂他的家具，抢走他的货物。他不仅不会得到社团的任何同情，而且法院也不会理会他的抱怨。如果他违反了行规，给他的同伙带来了痛苦，他就理所应当受到惩罚，而中国的法庭也一定会维护行会的权威。
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中国的生存竞争一直是不择手段的。人们不禁会想，在没有任何立法理论帮助的情形下，中国人是如何为他们自己凝练出这些在竞争中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有效限制的措施的呢？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