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四千年的农业
中国众多的森林被砍伐，侵蚀过程使土壤从倾斜的山坡上冲刷下来，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已经被洪水造成的沉积沙土所覆盖，然而现实的情形是经过四千年不断地耕作，中国的农村仍然进行着生产并养活着地球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寻找肥料。农村周围的每一点生活垃圾都被扔进了积肥堆里。隆冬季节，人们开始着手疏浚运河和溪流的底部，肥沃的黑色淤泥被堆积起来并运到田地里。收集肥料和收获庄稼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
这些宝贵的肥料一点都不会被浪费，人们将其直接投入促进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几年前，我在湖北省看到一块山坡上的梯田，在这块面积很小的地里种植了14棵玉米。人们在土壤里挖出一寸深的灌溉沟渠，用一勺的液体肥料就能使每一棵植物都能分享到相应的肥力。这是中国每一棵生长的植物都得到护理的典型方式。
虽然农民一次次地从小溪和运河里用筐子挖掘淤泥来堆积肥料，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慷慨的母亲河每隔几年就会给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施一次肥。洪水会摧毁一处处的农舍，有时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但当洪水消退之后，就会留下一层新的肥沃淤泥，因此洪水过后的几年里，庄稼就会取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江水的颜色是黄的，在它的上游，长江被称为金沙江。当一个因洪水肆虐而背井离乡的中国农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双手插进泥巴里，看看到底有多深的沉积物。他是受洪水影响最直接的人，但也是很难把洪水仅仅视为是一场灾难的人。
中国的一些地方人口密集，这导致许多农田的肥力在20世纪前就开始枯竭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因此上任何能利用的肥料来源都会被加以利用。当然，最有效、最可靠、最容易获取的供应来源于农民自己的身体这样就再自然不过地将肥料输送到被严重透支了肥力的土地。因此，中国农业始终把利用人类的粪便作为庄稼丰收的主要依靠。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的现代工业，直到管道工们发明了一些冲洗厕所的方法，这样，人类的排泄物才不会被撒进那些需要它的贫瘠的土壤中去。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当中，拥挤的人口已经引发了公寓房的建设，这就使得建设地下的排水阴沟和安装卫生管道成为必需，当然这也只有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才推动了中国人使用所谓的冲水卫生马桶。但冲水马桶的使用显然侵犯了中国人的本能，他们从苦难的经历中知道饥饿往往是因为耗尽了土壤的肥力。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顶多只是近几代才从农村搬迁到了城市，并且就其内心而言依然还是农民。我敢肯定，很多生活在现代化大上海公寓中的人，他们在冲洗厕所的时候经常会有负罪感，对那些可以增加豆子地的产量或者可以使花园里的花朵开得更好的肥料被白白浪费掉表示遗憾。
在上海，当我于黎明时分醒来时，总是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其一是每天一个尼姑前往涌泉寺（静安寺）参拜佛祖，每隔三步就跪在地上诵经祷告时，伴随着她的小木鱼单调的铎铎声。其二是除了阴雨天之外，那个享有盛名的歌手米纳的音乐，总会在黎明时分，穿过柳树吵醒我，并且一整天都在我的耳边萦绕。其三是粪便收集者的领班那含混不清、若有若无的叫嚷声，他在催促贫穷的房主或者富家的佣人，让他们把马桶赶紧放在门外，以便将其一夜的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上海的职员还没有开始营业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几英里外甚至更远地方的农民正将装满大粪的桶运往他们的田间地头。
的确，对于一个热爱着土地并且悉心看护、培育土地的中国人来说，为人类提供卫生的排水管道就像为马、猪或鸡提供卫生管道一样简直荒谬透顶。从中国人的日常认知来看，他们觉得人类排泄的粪便，其肥力远远大于动物的粪便，那么安装下水管道这项工程就更让中国人感到荒谬绝伦了。粪肥的使用对于中国农作物的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的每个家庭都配置上这些现代机械化的、奇特的卫生下水管道，并且强迫人们普遍地使用它，到下一个农业生长周期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到不可思议的饥荒，因为农作物没有肥料无法正常地生长，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将面临忍饥挨饿的危险。如此之多的人口会受到影响，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剩余粮食都只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除了那些受到外国人影响的地区之外，在中国这种收集和处理人类粪便的行动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加掩饰地进行着，没有任何企图掩盖其令人作呕的方面。那些美其名曰公共卫生间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是公共的，因为在中国尽管不同省份的风俗习惯略有不同，但公众几乎都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在美丽的浙江省，唯一能让这些卫生间显得更加公共的是在夜间提供了泛光照明的装置；但在江苏省，有些时候使用了一些根本没有隔离效果的隔断。
这种赤裸裸的暴露对于那些没有在中国旅行经验的游客来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似乎已经进入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尊重隐私的阶段，并比其他民族更早地使用上了卫生下水管道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更是如此。那些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女士，她们几乎每天都会因为如此不雅的走光而感到尴尬万分。一些丈夫在中国工作的妇女最后也留在了中国，结果很快就发现自己适应了中国的情形。但许多敏感的游客在发现自己必须要忍受这样的景象时，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继续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考察的计划。
关于这些私密的事情，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住在东京的时候，我不得不使用一个公共的便池，而我的旁边就各蹲着一个日本女人，我从来都没能克服这种别别扭扭的感觉。日本人在对待这类事情上甚至比中国人更加随意，尽管他们着眼于发展自认为非常有利可图的旅游业务，并且为那些住在旅游中心附近的居民精心制定了一套特别的行为准则。但即使在京都为游客举办君王加冕仪式的围场，公共卫生间极其不充裕的配置使得男女分开成为奢望，公共厕所外边排的长长队列大致平均地把男人和女人分开。这样的安排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一个中国女人一定要和一个男人一起进入公共厕所，她一定会在此之前就选择自杀。在中国生活的许多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女人撩起裙子或松开裤子的裤带。这些景象在日本是如此的稀松平常，根本没有人注意，以至于日本女性的裸体也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