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万事开头难
中国人通常不会给人留下思维敏捷的印象。显而易见，他们从一种思路转变到另一种思路是相当困难的。一项手头的工作，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任务也仿佛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头脑，把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了。让我们假设俱乐部里的一个男服务生要合计一笔账单，虽然算清楚这本账并不比他每天要计算十几次的一杯威士忌加一杯苏打水的总成本更复杂，但他的大脑会被这个任务完全占据，因此在他全神贯注做这件事情，然而又要交代给他包含同样熟悉数字的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醒他一声。
在中国随随便便改变谈话的主题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对于关涉到的所有人来说也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因为在对一个新主题的内容有完整的理解之前，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心理的必要调整。这种高度全神贯注的状态常常使中国人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至于能够不受身边任何刺激或吵闹的影响而继续从事他们手头的工作。因此上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要求大家安静以便于问题的思考。
这种情形偶尔会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在几年前，当一些架线工人在汉口的电线杆顶部工作的时候，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在他们下面爆发了。许多人被击中挂了彩，甚至还有人被打死了，但是架线工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有留意这起流血事件。目睹这一事件的外国人深信这些架线员根本就没有听到枪声。
与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相联系的是人的恒心，无论是大事，还是小情，往往表现为盲目的固执。世上有许多人都是单向度的思维，但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严重了。中国人没有能力快速地做出心理上的改变，这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了下去。在君主制政体时代，所有官员的任命，理论上讲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科举考试的结果，每个读书生员的雄心都是要通过省级的乡试，进而获得作为国家官员的名望与财富。科举考试非常严格，而且考生众多，最终只有极少数的考生才能达到梦寐以求的缙绅等级。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这种真实的故事，许多童生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参加科举，虽然考试每三年就会举行一次，但很难通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考，有的人直到七八十岁，才取得梦寐以求的功名。虽然外国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赞美这些雄心勃勃、坚韧不拔的老学究，但中国人对他们似乎并没有格外的关注。显然在中国人看来，一旦一个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去求取功名，那么只有天不假年才能终止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否则，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种对于学问坚持不懈的探究精神，在许多别的活动领域中也一再地显现，中国人并非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提前很多年就制订一项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要坚持完成这些计划确实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中国人这方面的性格特点似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订一些计划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花费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让它们日臻成熟则是一项中国人愿意付出极大兴趣和热情的脑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许多有野心的家族企图篡夺他人的地位，虽然牵涉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成功，但人们还是勾勒出了***的路线图并且为之付出极大的精力。
大约15年之前，一位认识了挺长时间的中国木匠包工头向我咨询一件事情，他想购买二手自行车，然后租赁给那些登岸后想要骑马或者自行车寻欢作乐的英国、美国水手。因为我觉得他要做的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冒险性，所以试图给他一些必要的风险警示。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出租自行车能够挣到很多钱，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这是由于每个国家的水手都因粗心大意的习惯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在出海时不辞而别，留下一大堆未付的账单。
他也赞同我关于自行车租赁业务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说自己真正想要进入的行业是卡车的货运业务，但由于他买不起卡车，所以只能从自行车行业开始干起。一旦还清了那些购买二手自行车的债务，他就把自行车卖掉以支付两辆摩托车的首付，他的两个弟弟就可以开着摩托车为那些还没有足够实力自己购买摩托车的商行提供快速送货的服务。然后，当摩托车的成本已经收回时，他会卖掉它们，再用这笔钱作为购买卡车的第一笔付款。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但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是正确的，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对的。七年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开着自己的卡车来到我的花园，并且还带了一只宠物猴作为送给我的礼物。
可能就是这种对时间澹然处之的态度帮助中国人完成那些冗长而乏味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会把外国的芸芸众生逼疯。曾经有一位上海的印刷商给我带来了10万本中文的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很小但非常严重的排版错误。在印刷书的雕版上，一个汉字的两个小点被漏掉了，这下完全改变了这个汉字的意思。我们的客户急着要买书，而印刷商自然不愿意让前期的全部工作都付之东流。在焦虑了半天之后，问题就以典型的中国方式解决了。
这位印刷店的老板雇了许多职员，他们打开这10万册书中的每一本，并且把那两个缺失的圆点整整齐齐地印上去，以至于根本没有人会怀疑曾经发生过一起印刷错误正被掩盖的事实。我想只要我们仔细地抽检百分之一的小册子，如果每一本都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批书的纰漏之处已经全部被改正了。而我的中国员工对此事的态度显然比我想得更加严格，他们提出，如果一个有错误的小册子落入我们客户的手中，他自然而然地会假定我们所有的书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仔细地检查了十万小册子里的每一本，确认我们的修正已经完美无缺了。
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监狱里，那些被宣判为劳改犯的倒霉蛋，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沉重的石头从监狱院子的一头搬到另一头。当所有的石头都搬过去以后，囚犯们再重新完成上述的惩罚。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据说，这种单调的任务会让囚犯们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我敢肯定，如果一个中国人受到这种惩罚，他可能会对如此徒劳无益的事情进行哲学上的反思，但这项任务的单调性不会对他产生丝毫的影响。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只鸟不断地捡起石头扔到海里直到大海被填满为止。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表达了一种对任何工作都应该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
过去，长江三角洲附近的平地都被水覆盖着，只有在落潮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每一次潮涨潮落都会留下来少量的淤泥，以至于最终把这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芦苇覆盖的沼泽。一旦达到了这个阶段，人类就开始在大自然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农民们从溪谷的河床里挖掘淤泥，然后堆积成高于水面可以种庄稼的小块土地。有时，他们开始实施更加雄心勃勃地挖掘运河的计划，不仅为了方便运输，而且还可以用被挖掘出来的泥土增加耕地的面积。一旦运河被开挖，它们就为补充田地的肥力提供了额外的淤泥补给，并且将土地加高到更高的海拔。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但在公元前6世纪时或者比这还要再早几千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采取了行动。只要是在中国这个地区旅行的人都能看到这项工作依然在进行。小溪和运河里的淤泥被仔细地疏浚挖掘出来并撒在田地里，不仅增加了它们的肥力，而且还增加了它们的海拔高度。每年增加的海拔高度是如此微乎其微，以至于肉眼根本无法察觉，但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以前在涨潮时淹没在海水里的几百平方英里土地现在已经有五六英尺高了。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一切都是通过每人每次携带一筐子泥沙堆积到如今的海拔高度，不禁会感叹这真是一项让人类其他一切劳作都显得微不足道的伟大成就！
杭州湾北岸的许多水道为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克服自然界的障碍提供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甚至更加有趣的例子。任何人即使漫不经心地查看中国这一地区的地图也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杭州湾北部的海岸是由黄浦江的许多小溪流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但从上海沿黄浦江往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他都会发现，通常只要走上几百码的距离他就可以到达被称为杭州湾的海岸边，在那里所有的海上航运都停止了。
几千年前，黄浦江的干流经过这个如同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口一样的三角洲而注入了杭州湾。这给两种人带来了困难：种植庄稼的农民，还有通过蒸发海水而生产食盐的所谓盐农。上涨的潮水淹没了滩涂影响了农民的耕作，来自河流的淡水也干扰了海水的蒸发。结果这两种利益相关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并且在尝试着让河水倒流的进程中取得了成功。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从在小溪上拦河筑坝开始的，这样就使小块的土地不再是水和泥混合的沼泽。渐渐地，海湾的整个滩涂都被抬升了起来，现在抬升了几百码的溪水从海湾一直流到上海附近的海里已经有了几百英里的距离。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