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年轻人的乐趣
一个人如果是第一次到中国小学的教室，他很可能觉得那是一段令人感到惊奇的经历。这里可能有二十个左右的小男孩，每个人都在大声朗读着自己的课文，并且显然试图把自己的声音提高到超过其他人的水平。对于一个习惯了美国教室里沉闷的嗡嗡声的人来说，这里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场非常滑稽的展示，只能用实际情况，即中国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其他国家背道而驰来加以解释。但是嘈杂的教学方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荒谬。一个说英语的孩子和一个说汉语的孩子，他们的初等教育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孩子必须首先学习字母，并且要学会每一个字母的发音，这是学习单词的结构、发音和意义的一个自然过程。也许起初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学习一个接一个单词的声音是必要的，但通过观察它的字母组成，他的教育在他有能力读出这个单词的发音，但还未能形成一个清楚的概念之前并不会走得很远。
中国孩子面临的问题要困难很多。他们没有简单的字母来学习，也没有用字母组成的表示声音的单词。相反，他必须先学习几百个汉字，然后再学习成千上万个词语，这些汉字的构造有一些含义的暗示（类似于英语单词的拉丁文衍生词），但没有人能通过观察汉字而准确地读出它的发音。他们在没有字母表提供读音帮助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分别记住每个汉字的读音。中国的教师很久以前就采用了最简单，但也最有效的方法来教授汉字的发音。首先，他们把汉字读给年轻的学生听，直到他们学会了为止。其次，在他们有可能忘掉它们之前，让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他们的课文，通过大声地喊出每个汉字的读音，不断地强化它们在记忆中的印象。事实是，许多年轻的学生在同一时间大声朗读着不同的文章，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学习，毫无疑问，这有助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足够的能力集中注意力。当一个人在中国嘈杂的教室里接受过教育以后，我们对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丝毫不会被周围的响声和喧闹所打扰就根本不会感到奇怪了。
也许在中国，对学识的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比财富更能打动人的抱负，它往往是一块垫脚石，但要获得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教室里没有儿歌，也没有像糖衣药丸那样试图让人喜欢上学习的任何方式。孩子们并不是慢慢地由容易的阶段引导到成熟的困难的抽象阶段，而是在他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就投身其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个唱着杰克和吉尔的儿歌和听着小红帽和玛丽与她那忠实的羔羊的童话，这样令人愉快的人格成长时期。我记得，我想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回忆起，学习生活在经历了这些简单的阶段之后，终于在要记住《死亡的冥想》这首诗时达到了令人怨恨的程度。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并非仅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晦涩艰深的东西，中国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培养了。一旦一个学生学会了写字，他就要开始抄写一些文章。
中国孩子没有专门为他设计出来让他愉悦并保持其摇摆不定兴趣的各种读本。在其他国家的孩子们正在阅读有关浪漫或冒险的有趣故事的时候，他正在阅读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甚至比古代学者的迂腐注释更令人感到乏味。我想不出有什么外国教科书能比这更令人觉得恐怖。做学问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阅读爱情小说也会招致师长的不快。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几部伟大的小说都是用化名写的，因为写这些小说的学者都羞于承认其作者的身份。即使是今天，浪漫小说的作者也不被认可为一个完全受世人尊敬的人。
在如此严格的教育环境下，中国人的心智早早地成熟也就不足为奇，这为中国人遵守早婚的生活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一个人意识到17岁的中国男孩在心智上已经和25岁的美国青年一样成熟的时候，就不会对这个男孩在17岁时结婚并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而感到奇怪了。当然，相当数量的中国儿童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教室，不过这些贫困阶层的孩子们很快就在生活所迫之下具备了谋生的责任心，就像别的阶层一样很早就成熟了。
一个家庭中的长子很早就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一再被告知，其小褂子上的五个扣子是用来提醒他五种中国的美德：仁、义、礼、智、信。他的父亲将他视为未来家庭的领袖而严格地对他加以管教。如果人们觉得他受到了溺爱，他的父亲会感到尴尬。按照传统，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就应该是严厉的。直到一个人有了孙子，作为父亲的感情才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孙子总是被他的祖父宠惯和溺爱着，而这种祖父慷慨给予孙子的感情是老人家当年无法用适当的方式给予其儿子的。
中国人生活的习俗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为儿童的快乐成长提供条件，但孩子们超越了习俗，当他们被引向严肃生活的时候，并非注定是悲伤的。他们像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样足智多谋，为自己设计玩具，并做着自己的游戏。当孔子是一个六岁的少年时，他发明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游戏，他和其他的小男孩们都扮作官员，模仿那个时期极其复杂的仪式。孔子著名的后继者孟子出生在一个墓地附近，渐渐地，他开始痴迷于操演葬礼的游戏，以至于他的母亲不得不把家搬到了另一个有益于他成长的地方。玩耍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就像对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也不会被剥夺了玩耍的乐趣。
几年前，我在上海和一个乞讨的小女孩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因为她跟着我跑了四五个街区，然后将我遗失的一双新手套还给了我。她的脸总是脏兮兮的，当然这是她作为乞丐这一社会角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她的微笑是迷人的，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欢乐的光芒。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乞讨，但当她一旦有了空闲的时光，就常常用旧罐头盒和捡来的其他垃圾建造起漂亮的玩具小屋。我一直想着要带她回家，把她的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看着她吃饭，直到她吃得饱饱的，再也吃不下去了为止，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地那样做过。现在再想做可能已经太晚了，因为她居住的那个躲风避雨的乞丐聚集区已经被日本的炸弹炸毁了，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
中国的小孩，每日的生活中充满了乐趣。外国孩子们，期待着圣诞节和自己的生日，或者别的一个国家节日。除了每个人自己的生日外，没有别的节日或假期是特别献给孩子们的，他们从别的节日里得到的快乐只不过是长辈们快乐的副产品。然而，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则是各种各样节日和仪式的中心人物。从出生后的第三天开始，毫不夸张地说，当他被接生婆仪式性地擦洗过后，他的长辈们开始享用丰盛的宴席，互相祝贺家族中又添加了新的成员。当他一个月大的时候，还会有另一场剃掉他胎发的庆典活动，这是他的家庭中年长成员的第二次宴会。
等到他十六岁的时候，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他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旨在促进他的福祉的仪式按照非常古老的习俗所固定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下去。绝大多数此类仪式都与迷信的形式有关，当向西方的无神论者或者缺乏同情心的人讲述这些的时候，听起来仿佛很愚蠢，但它们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愉快的，而且无疑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的仪式都充满了缤纷的宗教色彩，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喜欢。道教的道士们穿着俗丽但又脏又破的道袍，吹着号角、打着铙钹不断地向前行进。人们点燃蜡烛并将多到令人吃惊的大量食物供品摆在桌子上。像这样的仪式经常是因为孩子患了某种疾病引起的，我对人们认为这种仪式非常灵验的情形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当然，在中国之外，孩子们很少有机会享受到如此之多好看的表演。相比之下，卫理公会主日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最佳圣诞树娱乐活动也变得平淡无奇了。
近年来，中国的小男孩们以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了对儿童权利及特权的坚持。几年前，大多数的小男孩看起来相当可笑，他们的母亲给他们穿的是那种柔弱风格的衣服，让他们显得非常女性化。后来，中国人对航空这个话题开始充满了热情；但我认为这些小男孩是第一批具有飞行意识的人。飞行员和航空技师成了他们的英雄，他们拒绝再穿妈妈为其做的女性化服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求男子汉气概的蓝色工装裤，如果可能再装备一顶头盔和一副护目镜。
在中国，人们给予了孩子们毫不吝啬的慈爱，尽管许多人持相反的意见，但我还是十分怀疑男孩们是否比他们的姐妹获得了更多的体贴，尽管男孩在家庭事务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作为家族未来的领袖，长子被要求完成复杂的家族祭祀仪式，这通常被称为祭祖。这是一种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男孩身上的责任，他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家庭祭拜仪式中的主祭。在任何情况下，女孩子们都是不能参加这些仪式的。
男孩子的重要性，除了这个半宗教性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必须永远记住，中国是一个有着耕作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农业社会里男孩子是可以耕耘土地的优质资产，而女孩子则通常意味是一种费用和负担。在中国，女孩子几乎总是被当作累赘，因为当她长大成人，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她就会出嫁到附近别的村子里，自动成为另一个家庭的成员。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朋友在对待女儿和儿子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女孩子是没用的东西，但这只不过是个玩笑话而已，除了外国人通过逐字逐句地翻译中文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意思之外，没有人会把它当真。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