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诚信的困扰
官员腐败，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就像它一直存在于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讨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否比其他国家较轻或较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也没有哪个时期曾经出现过无可指责的官员诚信。但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方式的腐败，中国前王朝的官员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或者这样表述更为准确：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在其统治持续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始终在发展。
满族人来自野蛮的北方，他们被中原的物华天宝所吸引和诱惑。他们政府的主要活动就是横征暴敛地收税以及公然地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这样就能使他们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据中国历史记载，一位侍奉清政府的老谋深算的汉族宰相，故意鼓励满人享受懒散的生活方式，以及为了让他们堕落而公然默许其腐败。甚至他还建议，所有满族士兵都将得到一份不菲的津贴，这样他们就会因为懒惰而变得毫无战斗能力。
中原人士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鼓励满族人贪污腐化和过舒适生活来摧毁满族人，这一理论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正是满族政府的腐败，而不是***运动的力量，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满族政权并非被推翻；它就像一块被白蚁蛀过的木头一样，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并不是只有满族人从官方的贪污受贿中获利。汉族官员当然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并且在这个国家任何程度上的官员诚实正直都是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为那些在税收问题上只是减轻压迫的地方官员树立了纪念碑。
在满族统治的这段时间里，人民被征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贪婪的官员队伍和并不打仗的士兵提供资金。尽管有着冠冕堂皇的头衔、名目繁多的委员会和华而不实的统治仪式，中国实际的统治机构还是由一个庞大的、复杂而高效的税收垄断体系组成，他们把税收的任务分解给了无数的包税人，而这些包税人也充分利用其所获得的收税机会。最大的收税人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肩负着支撑整个贪婪皇室家族的责任，而它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曾经背负过的最庞大的皇室家族了。他们的需求排在第一位，每年有上万两的银子和大量的粮食以及其他的农产品被送入皇宫或送往皇家粮仓储存。这就是世人皆知的所谓贡品。交纳贡品乃是国家臣民和周边较小邻国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责任。
那些皇帝身边的重臣，肩负着收取银两、谷物和其他贡品的重任，他们会将这些繁重的任务分配给各地的总督，当然他们会考虑到要将其收取的总量超过最终交付给皇帝的份额。总督反过来会要求各省的长官进行款项的收缴，而省里的官员也会照例来要求低一级的其他官员，直到任务分解到最低的地方官吏为止，他们肩负着从人民那里收集税赋的实际任务。无论在哪一个等级中，都有着相同的规则：尽可能地多收，而在上交时则不超过必要的额度。我想没有人会愚蠢到在这种体制下要去估计中国的总税款到底可能征收上来多少，但大家都认同征收上来的总额不会等于可以征收到的最高数额，这是因为总有一些或者有很多官员都没有完成在交易额之外他们自己强加的尽可能多的收缴任务。
虽然征收皇粮国税的官员，其最低的一级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地方官担任，但税收征缴的实际任务在他们那里并没有结束。事实上，就此事所涉及的老百姓而言，地方官这里才真正是横征暴敛的开始，在他们征收了规定的税费之后，还有各色人等要靠征收税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国主要的也是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土地税，但还有多如牛毛的其他各种捐税。在没有交纳交易税的情况下土地是不能转让或出租的，大多时候交易税率为百分之十。每一位店铺主人的经营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证。每一头猪的宰杀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税务所通常就建在来往贸易的商路上，它们沿着运河或河流而建，对所有的货物都征收通行费。货物要想进入北京城里销售，当然会在进城门的时候被征收市场税。
在每一个单独的分类中，所有的税收项目都以优惠的方式分包出去，也就是说每一种税收都包含着一个小小的垄断，那些获得特许收税权的人可以自由地利用各种手段使收益最大化。他为获得这一特权支付了一大笔钱，而他所能得到的远远高于其支出的一切乃是他的资本所带来的净收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体制，它更容易使制度本身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贪污和官员腐败的影响。
在征收来的巨额款项中，没有一笔花费是为人民造福的，也没有一点点责任意识是要为公共事业开支的。没有一英里的公路是由满族人修建的，那些由上个朝代建造的公路也因年久失修而无法正常行驶。自然形成的水道和人工的运河网络任由它们堵塞淤积。公共教育或公共卫生同样无法获得经费的支持。成千上万的满族兵丁享用着优渥的俸禄，但却没有一文钱真正花在国防上，直到外国的侵略使国防建设迫在眉睫。但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拨付的款项只有一部分能真正用于军备，因为各级官员不仅在征收税款的时候聚敛财富，而且在政府拨款的时候还要从各项支出中谋取私利。据推测，装配烈性炸药的炮弹是用木头做的、机关枪的弹夹和军鞋是用纸做成的。当满族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大的税务敛财者，帝国的皇太后把专门用来装备海军的钱建造了一座颐和园的时候，几个世纪贪污和腐败的高潮出现了。在北平古老宫殿的旧址边，一艘用大理石建造的石舫荡漾在昆明湖上，它或许会作为铭记这一巨大盗窃案的纪念碑矗立千百年。
这种贪污腐化的传统成了共和体制下的中国极不体面的遗产，它既影响个人也影响官方的行动。在十年或更久的时间里，军阀取代了满清政府，官方的腐败在程度上并没有增加，因为这无法办到，但是它在数量上确实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除了官员之外，他们还有数百万的士兵需要供养，那些士兵除非他们要求的现金拿到手，否则就会被指挥官们纵容去抢掠、洗劫。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度夸张的故事，但事实就是如此。几年前，某个地区的税收已经提前40年支付给了当地的军阀。满族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馊主意，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形势所迫以至于强令一个省份去供给一支庞大到足够维持六个省治安的军队的地步。
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中国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它根本就无法治愈，除非国家灭亡才能彻底地消除它，如今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这一点。无疑，直到大多数从清王朝残存下来的年长官员去世，而新一代的官员日渐成熟的时候，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年青一代是在孙中山的***思想中长大的。虽然这位领导人对经济的看法有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很不幸的问题是他总被一群愚蠢透顶和喜欢阿谀奉承的家伙包围着，但是没有人会对他的爱国主义、正直和真诚的强烈热情产生任何怀疑。
这些并不是中国新生的美德，而是被所有的前圣先贤在经史子集中作为主题赞颂的古老美德。在中国历史上有不胜枚举的腐败时代就是被道德高尚的时期取而代之的。这种方式改革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他们很容易就把从前的腐败看作是历史已经翻过的一页，而把未来看作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的心态比我能够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像基督教的皈依理论。随着***的建立，人们将中国普遍存在的尔虞我诈和阳奉阴违视作清政府长期统治的祸害之一，把它视作一种外来物而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这种试图将贪污和阳奉阴违的民族责任推个干干净净的做法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那些一朝发迹、飞黄腾达的军阀们，在统治中国的令人失望而悲惨的十几年当中，肆无忌惮干的坏事比清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随着***的建立，发生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甚至连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能感受到的明显变化。现在流传着很多关于***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暴富的故事，他们在纽约的银行里存入数百万美元。这些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清楚，其他人可能也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征收的税款中，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公共事业，以造福于人民。例如修建公路、游乐场、博物馆、防洪设施以及医疗服务、街道绿化、教育、乡村复兴等项目；这里有一份与其他国家一样完整的公共福利运行的清单。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被投入这些项目，即使这个国家正在为抵御日本的侵略而不遗余力地做着各种准备的时候，对于这场侵略，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它不会被拖延得太久。也许有几百万美元被一些腐败的官员贪污了，但是除了学院派的道德家，这又有什么大的关系呢？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缴纳了税款，却始终一无所获。在***的领导下，他们获得了非常慷慨的回报。官员们可能会贪污一些，但他们并没有偷走所有的东西，这显然标志着相对于从前王朝的作风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改变。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公共事务的远非完美的道德标准，而这是一个漫长、乏味而又艰苦的探索过程，其间还出现过许多的失误和挫折、反复。当一个人反映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用于公共福利的每一美元投资都可能进入了官员的口袋时，他是试图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高标准的官方道德在中国发展得要比它们在西方曾经经历的更为迅速。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