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花开日出的国度
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当一个人尝试着把太阳升起作为话题引入谈话时，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幽默的尝试，或者是一个表达诙谐妙语的机会。对于西方的普通人来说，提到日出一词只暗示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经过一整夜的狂欢，当他意兴阑珊地回到家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早起送牛奶的人。事实上，这幅太阳冉冉升起的画面最终成了喜剧艺术中的一种庸俗的套路。当吉格斯（男士名）出现在象征着黎明的背景画面中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出去了整整一个夜晚，或许麦琪（女士名）正手拿擀面杖等着他呢。许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有可能遗漏掉麦琪的任何其他的日出情形。
只有勇敢的人或傻瓜才会试图在普尔曼卧铺车厢的吸烟室里或任何俱乐部的酒吧里谈论日出。在那些极少数正儿八经地谈论这个话题的人当中，有些是早已经从好莱坞电影的魅惑中摆脱出来的人，以至于他们能够真正看到破晓的鱼肚白漫过威尔逊山的山顶；或者那些走得更远的人，可以欣赏到太阳从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上升起的壮丽美景。还会有一些人自豪地说，他们曾在午夜太阳之国，看到太阳从北极圈升起。我曾经目睹了那令人失望的景象，一个虚弱的圆球在午夜之后渐渐沉入地平线以下，一小时后它又羞涩地爬到地平线上来。美国人一定要使自己看到日出的过程不同寻常、极具戏剧化，并且还要非常破费。超过十分之九的美国人在花费巨大开销、克服各种困难之后终于看到了太阳从大吉岭、威尔逊山或者北极圈升起，回到家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还在昏昏大睡并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会和你谈论日出，不仅止于欣赏，还饱含着热情。在每一个中国城市周边，凡是声称其为美丽的风景名胜的地方，肯定会有当地城市的热情好客者指出一个或多个可以欣赏到日出的最佳位置，正如可以从这些地点欣赏到满月一样。一些地方的日出景观在全国都很有名，因此久坐不动的中国人会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到这些地方旅游。你常常可以挑选各种环境去观赏日出。在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晓日跃过柳条和竹子。而在另一个地方，太阳则升起在紫色的山丘，或者银色的湖面上。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早早地爬起来，登上山顶，俯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察看一下因一位中国诗人在一千年前的描写而声名鹊起的著名景点的日出。说句老实话，我并不是出于对美的热爱，才让自己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踏着积雪爬上山顶，而是因为怀着一颗新闻工作者的好奇心，想看看那位中国诗人的陶醉是否有道理。当我到达山顶的时候，脚都快冻僵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此行是否值得，但我的怀疑很快就随着黎明的到来而消逝了。我非常高兴，当夜幕徐徐退去的时候我已经爬上了山顶，景色的美丽开始渐渐显露出来。在太阳一旦升起就将显现出它们白天的褐色和绿色之前，远处的河流变成了一条银色的丝带，而山峦也从黑如墨黛变成紫色，然后又慢慢变成紫红、粉红的颜色。一些飘荡的雾霭仿佛被大山禁锢住了一般，在太阳的热量将它们驱散或者与一些低处孤单的云朵融汇在一起之前，只能羞赧地在山谷里蹑手蹑脚地从一个地方溜达到另一个地方。
景色是如此美丽，让人流连忘返，直到辘辘的饥肠让我觉得应该往回走了，当我终于回到酒店时，发现我的旅伴，当然他也是我的一位客户，正在等着我吃早餐。
你去哪个鬼地方了？他问道。我正准备告诉他自己的见闻，但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广告代理商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不考虑生意上的问题却跑出去看日出并在那里待了很久，以至于让他的重要客户不得不等着他吃早餐。这一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我给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我的胃有点不舒服，所以出去做了一些锻炼，以便增加些食欲。
在那件事情之后，每当我觉得自己遇到一位能引起共鸣的听众，我就会提到这次日出，并一直谈论它直到我开始觉得在这个话题上拥有了专利权。我在描述它的时候是感性而客观的，声称自己是想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向世人推介，此举将增加杭州这个最美丽城市的游客数量。我使出了推销员的浑身解数指出：花费了几千美元看到的著名大吉岭日出，它的场面或许更大，但却未必比杭州的日出更加漂亮；北极圈里半夜升起的太阳则完全令人崩溃；杭州日出的蜚声海内外也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并且很容易就能到达，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只需要五个小时的路程。我的此番游说不仅没能激发出人们的任何热情，而且他们显得颇有些不耐烦，我终于识相地不再谈论它了。我确信许多朋友都会认为我是一个有点古怪的人，而且可能到现在仍然是这么认为的。
有一天晚上在上海吃中餐，我偶然提到了苏东坡，他曾经写过一首吟咏西湖日出的诗。和我聊天的一位从杭州来的丝绸商人告诉我，我在冬天的清晨登山时的目标那个作为标志的小亭子的历史，苏东坡写诗的时候就坐在那里。他成了我见到的可以高谈阔论自己在西湖边上享受黎明乐趣的第一个人。他在这个位置上观赏日出不止一次，就像我做过的那样，而是几十次。一起就餐的另一个中国商人告诉我，他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从这个位置无数次地观赏过日出，但他认为如果我再爬得高一点，向北走上几百码的距离就会看到一个比我所见证的一切更壮美的景象。这为我们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第一个人固执地坚持他对我所见过的宋代诗人的正宗日出的偏爱。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尽管我只是一个倾听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因为我意识到在谈论日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可以说毫无权威而言。
黄山是中国众多风景名胜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对于它令人生畏的峭壁和通往山顶的人工道路，参观过黄山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沿着陡峭的山坡，铺设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大部分路段，铺上了成千上万块的沉重石条，每一块都代表着数天的劳动。大约20英里的山路，海拔从2000英尺上升到7000英尺的高度，并且很难找到一段道路是水平延展超过50英尺的。有一些地方，长长的阶梯是在整块的岩石上凿刻而成的。人们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在最富有经验和酷爱冒险的登山者都无法企及的峡谷上架色起了桥梁，还在山顶上建造起了馆驿。
在强烈的宗教奉献精神的推动下，像这样伟大的劳动成果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完成的先例，例如欧洲大量宏伟的教堂和位于中国名山大川中精心设计建造的庙宇。然而黄山并非如此，而且从来也都不是那样，它是在任何宗教重要性方面都非常普通的一个地方。她那美到令人窒息的秀丽风景起初引起了一些佛教僧侣们的注意，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寺庙，但作为一个宗教场所，它从来没有香火鼎盛过，也从来没有被那些穿行在全国各地数百座著名寺庙中的成群结队的朝圣者来参拜。许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它的圣洁，而是因为它的美丽。而其他一些小的寺庙则充其量只能容纳十来个僧人。
那些慕名而来者试图一睹芳颜的目标，是站在黄山最高的山峰上观赏日出的壮丽景象。通往山顶的道路尽可能建造得易于行走，但是大部分路段依然如此陡峭，以至于登山的滑竿根本无法乘坐，旅行者只能自己攀爬上超过45度角的几百级台阶。即使在帝国大厦的楼梯上来回往返十多次，也比游客爬上要在那里过夜的莲花峰容易得多。然而每一天，在这些道路还没有被冰雪覆盖得无法行走时，对美丽景色充满热爱的中国人都会造访这座山，他们会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过夜，黎明时分僧侣们叫他们起床去观赏日出。
关于黄山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们付出的所有惊人的努力攀爬上峰顶的唯一目标都是为了美丽的景点，没有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获利的想法，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日升日落、月盈月亏、云开雾散、雨打竹叶、北雁南飞这些以及其他千千万万种美的表现，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礼物，他们应该尽情地享受。他们的艺术家总是喜欢描绘诸如此类的简单事物。中国人非常喜欢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但他们更喜欢欣赏艺术家所描绘的自然美景。没有任何一幅竹林的图画可以像竹林本身一样美丽，当中国人欣赏艺术家的技艺时，他们不会忘记自然才是更为高超的艺术家，而人只不过是一个模仿者。当我们把图画用框子装起来，并把它们挂在可以让人欣赏到的最佳地方时，这些图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仔细地选择一个适宜的位置，可以让人们最好地欣赏到自然美景。如果一位中国绅士拥有一处乡村的庄园或者一处私人的花园，他自然会希望任何客人都能在那里找到一个观赏满月或者日出的适宜位置。
中国是一个以爱美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这个观点对于一个偶然到访的客人来说，会觉得很难接受，甚至更难理解。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给游客留下的印象都是一种凄凉、单调的色彩，而且找不到什么能比泥墙或犁过的田野更美丽的东西了。在上海周围地势平坦的乡村，你能看到无数的坟丘，或者是用砖垒起来的丑陋不堪的小屋，那里存放着等待最终安葬的棺材。乡下的村庄有着风化的残垣，用茅草或灰瓦覆盖的屋顶，肮脏的道路在阴雨的天气里变得泥泞不堪，除了单调乏味的土褐色之外，看不出什么鲜艳的颜色，常常勾起那些身处异地的外国人心酸甚至绝望的无限乡愁。中国的农村缺乏其他国家乡下能欣赏到的美丽，因为这里既没有草地也没有果园。
最为重要的大江大河和运河都是混浊不堪的，一个人可能要走好几英里才能看到一艘没有老化和腐朽的本地船只。船帆如果不是用颜色暗淡的藤条，就是用来自西雅图的旧面粉袋加工而成的，它们经历风吹雨打早已变得腐败不堪，到处都是破洞。在城市里，街道狭窄而且很少有开放的空间，户主们也很少尝试着美化其住所的外墙，甚至不对它进行适当的修缮。
或许是由于单调乏味的居住环境，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红色。这是婴儿衣服最喜欢使用的颜色，也是那些青春焕发的老年人挑选衣服时喜欢的颜色。当张贴海报的苦力在内陆张贴色彩鲜艳的海报时，人们会要求他们把海报贴在自己家的墙上甚至是自己家的房子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海报那过分艳丽的色彩给中国乡村的街道增添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格调，在村民眼中成了一种美丽的东西。
假设有一位来自火星的访问者，对这里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的考察，这是人们想象出的火星理论家通常应该做的，他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是一片极其悲伤的土地，这里没有对美丽的热爱，这里的欢声笑语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嘲讽。但这位天外来客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判断，就像大多数人游客一样。在这条混浊的运河之上，有一艘最简陋的船只定期在乡村的河道里穿梭往返，它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艘简陋船只的典型。这只平底船大约有十八英尺长，不到八英尺宽。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它上面生活，一个家庭通常由六个人组成，他们靠渔民们在前工业化时代流传下来的捕鱼技能为生。这艘船既是一处住宅，也是一个工作间、一个组合式的农家庭院。三两只鸭子，它们的腿被牢牢地拴住，这样它们就只能在绳子的半径之内游泳而不会飞走。几只小鸡栖息在船顶的鸡窝里。我们甚至还能在船尾发现一间关着小猪的猪舍。尽管船夫和他的家人有遮风挡雨的居住之处，也有工作，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穷人，但在贫乏固执的功利主义看来这一切都是单调而实用的。
在船上有一种摆设就像小猪、小鸡、鸭子一样司空见惯，甚至有人可能会说，它就像船舵一样不可或缺，那就是一个装有开花植物的花盆。很明显，这个花盆经常被调换，因为在一年几乎所有的季节里，你都会看到它里面种的一株植物正在开花。在中国，到处都有鲜花，就如同每个访客都注意到的遍地的污秽一样。在最简陋的房子里，即使是在那些乞丐们居住的用废弃物搭建的破烂不堪的小屋里，你也会看到一盆鲜花在盛开。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乞丐们的花都是偷来的，但是我们想想如果在别的国家，会发生一个乞丐偷了一盆花，不是为卖了它，而仅仅是因为他喜欢一盆鲜花吗？
每一户农家庭院里你至少会发现一丛开花的灌木。那些开着汽车疾驰而过的游客可能看不到它们，因为农民种植它们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独享，因此在马路上根本不可能看到。通常，每家都有几株树在不同的季节里开花，而每一簇引起人们注意的灌木，有些可能会结出豆荚，有些是桑树，它的叶子可以喂养能够带来利润的蚕。在城市里，庭院构成了一个单位，在它的四周繁华的住宅建造了起来，如果这个庭院能够提供适宜的条件，我们就能在那里看到灌木的身影。通常，人们会种下生命力顽强的鸡冠花，它会在院子地砖的裂缝里生长。如果实在生长不出什么东西来，人们会把盆栽的鲜花和灌木带进来，在必要的时候就会经常更换。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或者城里人，我们很难发现他们不曾拥有自己种的鲜花，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种养的花草并且争论着最佳的种植方法。
在每个城镇都有非常好的鲜花市场，而购买者并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局限于那些想要装饰餐桌的女人，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想要浪漫一下的年轻男人。在中国最常见的景象之一是一位中年绅士手拿一枝鲜花或者一丛开花的灌木回家。在可以买到食物的地方就可以买到鲜花，因为家庭主妇一般会先去购买猪肉或者鱼，但她们很少会不买花就直接回家。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她们像对待别的事情一样是斤斤计较的购买者。在中国，花是很便宜的，外国的贵妇人会来到一家花店，离开的时候她坐的黄包车上载满了鲜花，当它们摆放在客厅里或餐桌上的时候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中国人购买鲜花的时候通常有一到两枝就会心满意足了，当然他们在挑选的时候会显现出不厌其烦的仔细。
多年来，栽种在西红柿罐头瓶里的天竺葵，或者公寓走廊里的橡皮树，一直是美国人对美徒劳追求的象征，它们代表着不寻常的、略带悲剧性的某种东西，因此常常被当作文艺作品的道具。它们在中国不会激起任何的反响，除非有人可能会嘲笑说，在普通得像天竺葵一样的花上也可以获得审美上的满足，或者一个国家的花盆供应是如此短缺，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有必要使用西红柿的罐头瓶。至于橡皮树，我怀疑是不是全中国都有这样的植物。
毫无疑问，中国人喂养的宠物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宠物鸟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鸟和花都属于同一类范畴。虽然略显夸张，但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每一个家庭中都会有一个花盆和一个鸟笼。中国人不仅是花匠，而且也是照顾鸟类方面的专家，花费在鸟类身上的精力是惊人的。在中国，清晨散步的外国人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带着鸟笼在新鲜的空气和阳光下遛鸟儿至少半个小时。在上海城中一个被日本炸弹摧毁的地方，包括几个街区，被用来出售各种鸟类及其装备。笼子的配件和出售的各种鸟食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次看到。在中国，一只鸟是否价值不菲、奇货可居，可以从鸟笼的精致程度来判断。它们是多么娇生惯养的宠物啊！长着虫子的烂树枝被农民们收集起来，然后以高价卖给鸟的主人，因为画眉和百灵鸟喜欢把虫子从木头里啄出来。这在中国人看来相当于给了狗一块骨头。
在美国，很少发现有人与雕版印刷艺术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这些人不能真正欣赏排版印刷品的美，尤其是大量的印刷品需要专业兴趣才能欣赏。另外，在中国，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对书法感兴趣，并从汉字的间架结构和章法中发现美。如果在美国也有着对印刷术同样广泛的兴趣，并欣赏印刷版面的美，那么印刷术和书籍的制作将会有多么***性的进步啊！
美国的艺术家过着相当不稳定的生活，除非他能在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或者成为一名为杂志绘制插图的画家。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艺术家被高薪雇用，但是以美国艺术家的方式来谋生的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人。在婚礼、生日、新企业开张或者旧企业搬迁的各种庆祝场合，按照惯例都要送上写有祝福话语的条幅、中堂等卷轴，撰写这些卷轴成为艺术家们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销售纸张、毛笔和墨汁的文具店主充当了艺术家代理人的角色，他们接收订单并收取货款。
著名的艺术家收取很高的润笔费，在他们去世以后，其所画的艺术作品卷轴成为收藏家追逐的物品，价格也会更高。少数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有办法打败这种命运的安排，并享受到死后才能拥有的荣誉。当到了一定的年龄，通常是60岁的时候，他们就扔掉画笔，什么也不画了。我的一个朋友五年前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他依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运作敏捷。没有什么能诱使他去画一幅卷轴，他看到自己从前画的画儿越来越值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满足。
中国人喜欢日出、花卉和鸟，他们也喜欢喜庆、狂欢和笑声。对他们来说，生活一直是一件严肃而忧郁的事情，他们要么对它一笑置之，要么在绝望的重压下沉沦。在相似条件下刚健而明智的韩国人，穿上他们在丧事中才穿的白色传统长袍，所以经过几个令人悲伤的世纪，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虽然这个民族的一些代表还活着，但作为一个民族其灭绝是可能的。中国人选择了笑而不是哭泣，他们尽情享受在简单事物中发现的美；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热爱美和欢笑的水库，拥有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感到畏惧退缩的乐观。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