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寿衣店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能发现许许多多的门店在专门制造和销售一些家具和其他物品，这些可以被中国人在天堂中使用。在小一些的地方，会有一个单一的机构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不管一个人住在哪里，这些为去世的人准备的家具总是和人使用的家具一样容易买到，而且需求是不变的。这些物品都是用薄纸和竹子制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价值或者效用，但是却被认为是任何鬼魂都能感知并非常乐意接受的好礼物。在这些物品被买下来之后，或者在坟墓前或者在死者的祠堂前将其焚烧，这样它们就会以一种简单的燃烧过程传送到天国。人们认为，随着火焰中物体的消失，它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将会以更加实质性的形式呈现。如果一个人喜欢用金钱做礼物，让已经故去的祖先自己去购买所需的东西，那么他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和真钞相似的冥币。
在上海有几百家这种以满足逝去先人的各种需求为目的的作坊。在上海遭受轰炸的几个月里，它们就像殡葬从业者一样，一直在做生意，它们靠别人极大的不幸而生意兴隆。对于一个只拥有小资本的人来说，制造和销售纸札除了会受到零售商店的限制之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令人满意的生意。除了一把剪子、一把小刀、一罐浆糊、一支画笔、一堆纸和竹子之外，不需要任何机械设备。颜料被大量使用，一块大洋的水彩颜料足以装饰天国里人口稠密地方的所有家具。对于纸札的需求是稳定的，不会受到季节性萧条的影响，偶尔还会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合同，在为一些富有的老人举办葬礼的时候，因为他们生前都过着舒服的日子，所以可以推测他在故去的时候也将把他奢华的品味带到阴间。
制造这些纸札的祭品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不需要神职人员的批准，对于想从事这门手艺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开放的。唯一要办的手续就是拿出零售店主的执照，就如同他要从事卖画框的生意所需要做的一样。这些物品也无须受到牧师的祝福，也不必得到任何教会的批准或认可。总的来说，中国人给予了那些善男信女的道士和僧人以非常慷慨的支持，但是他们从来不允许这些人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设置收税的关卡，或者说通过建立任何形式的可以被称为宗教贸易垄断的行为，在宗教的范围之外发生任何喧哗的声音。任何商店都可以出售寺庙的用具，包括各式各样任何一位木雕师傅都可以制作的神像。
现在所有的纸札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似乎没有任何机器生产的机会，但是如果有一些制造天才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令人满意的产品，他可能会通过进入这一行业来发财。它是这样的一家制造企业，经营者不必刻意地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竞争的需要；也不会因为自己制造的产品是如此结实耐用，以至于担心在等待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自己会破产，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纸札的物品越脆弱，越易燃，制造工作就做得越好。由于这些物品是通过被焚烧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的，所以制作这些纸札物品的必要前提就是它们可以完全燃烧。让我们假设为了让一位已故的王爷爷获得安慰而给他焚烧了一件纸札的桌子，但是这张桌子却有一条腿儿没有被烧成灰烬，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天国的王爷爷得到的是一件摇摇欲坠的家具，他对此该是多么恼火。
这种开设纸札商铺的做法，起源于中国从野蛮历史中承袭下来，并且一直持续奉行到大约基督教诞生的时候仍在以人类作为牺牲殉葬的习俗。当一位贵族，尤其是国王或封建统治者去世的时候，当时的习俗就是把他的妃子、小妾、仆人、拉着战车的马匹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认为有用的和在未来的天国里需要的东西统统与他埋葬在一起。这导致了许多人为此而牺牲。在公元前三世纪，当第一个统治整个中国的皇帝驾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牺牲品，他的坟墓建造得如此精致以至于关于他的故事流传了数千英里，成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原型。
这是此类大规模殉葬的最后一次，因为即使在此之前，公众舆论已经对殉葬制度产生了反感，而秦始皇死后的大规模屠杀更是震惊了整个国家，并最终结束了这一恶习。
让他们所爱的人孤独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想法对中国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用黏土塑造的小陶俑代替了活祭。正是因为这样的习俗，今天我们才能够在博物馆、幸运或富有的收藏家的家中，欣赏到诸如欢乐的跳舞姑娘、英俊的战马以及其他精心设计制造的优雅物品。今天挖掘出来的许多东西已经被埋在坟墓里一千多年了。
在用黏土的陶俑代替真人做祭品之后，下一步的发展是制作能够燃烧的纸制物品，同时还有用纸仿制的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银锭。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相信一定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人和动物的形象应该被埋葬，而这些用纸和竹子做的纸札制品却应该被付之一炬，但我已经忘记了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尽管是人道主义的原因导致了用陶俑取代了小妾和马作为牺牲品，但用纸札来仿制银锭和其他东西则很可能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因为有些人没有钱来购买更加昂贵的用黏土制作的陶俑。自然而然，这些纸札会被烧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完全适合于中国人，他们有戏剧的天赋，而燃烧纸札的过程比葬礼更加具有戏剧性。
燃烧纸钱也是一种古老习俗的发展演变。在富人的棺材里，人们习惯于将诸如翡翠、钻石、珍珠、无价的瓷器等珍贵的东西一起埋在地下。当年迈的慈禧太后在20世纪初去世时，与她一起埋葬的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珠宝，这让几年前洗劫东陵的盗贼一下子暴富。那些穷苦的人没有金银财宝用来陪葬，于是就有了这种廉价的烧纸钱的习俗。
即使在中国人最奇异的想法中，他们也总是实事求是，而仿照货币所造的冥币始终紧跟着中国流通货币的所有变化。直到最近，中国历史上除了使用价值不大的铜钱之外，没有别的硬币。最重要的交换媒介是统一形状铸造的银锭，并把它称为元宝，每一块都加盖官印以显示其真实的重量和成色。在此期间，所有的冥币都是用纸模仿这些银锭。偶尔人们也会烧一些用纸叠成的金元宝，但由于黄金的极度缺乏，这显然成为一种相当炫耀的祭品，无疑是为了给邻居和围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个世纪前，外国商人带来了大量的西班牙和墨西哥银元，用来购买茶叶、丝绸以及其他的中国特产。此后不久，尽管中国人对这些外国货币还持有一些怀疑态度，但短暂的踌躇之后，那些用纸仿造的银圆就被用于葬礼了。又过了几年，上海的外资银行发行的钞票开始流通，于是冥币开始印刷出来，尽管仿造的银圆和冥币还没有像纸叠元宝一样流行。由于银圆经常会有伪造的，而发行纸币的银行有时也会破产，所以中国人对它们的估价总是小心谨慎的，他们还是把自己的信任放在有价值保证并且不能被随意篡改的可靠银锭上。并且，经过一个奇怪的逻辑转换，冥币也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即便如此，纸制的银圆和冥币仍在稳步出售。冥币的面额为100元，他们售卖的价格只比印刷成本高一点点，所以只需要几块钱的花费就能使已故的祖先成为百万富翁。
用纸札制的家具物品总是紧紧跟随着流行风格的变化，而且它们的种类也很齐全。每一家扎制这些物品的商铺可以说都是一家小型的百货公司，尽管它通常比普通的中国商店要小一些，门脸一般只有12英尺。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东西挤得满满当当。当然，这里有桌子、椅子，如果去世的人喜欢吸食鸦片的话，也许还有一张卧榻。箱子里面装着所有季节和场合所需的衣服。还有一些更私密的东西，如洗脸盆、小便器或者中国的具有同样功能的夜壶等。由于现代发明使地球上的生活变得更加奢华，借助于这些用纸复制的奢侈品，那些逝者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享用它们。它们如今包括电话、电暖器、电风扇、冰箱、带罩的灯、热水瓶，有时还包括汽车。这些较大的物体由于空间的限制而没有库存，但是可以按照要求来制作加工。收音机是最为常见的，而且毫无疑问当私人飞行在中国有所发展的时候，肯定还会增加飞机。最后还有两样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对用自己的翅膀飞翔、用金色的竖琴演奏的天使毫无概念。
中国的鬼神总是最新潮的。一些几个世纪前被用来陪葬的舞女小陶俑展示了她们所处时期的流行风格，因为她们总是穿着最新潮的时装。从不同时期的古墓中收集到的完整陶俑，可以让一个人完整而准确地再现中国女性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时间中着装和化妆风格变化的历史。
当日本开始入侵中国的时候，这些制作纸札的匠人发现了他们手艺的新用途。他们扎制了与真的飞机和装甲坦克一样大小的仿制品，并把它们放置在日本轰炸机一定会发现的稻田里。有时候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建设好的完整飞机场，周围架着真正的高射炮以使得敌人强击机必须与之保持在安全的距离。在几百英尺高的地方，要想分辨出飞机的真假是不可能的。数百枚非常昂贵的炸弹被投掷了下来，日本发言人高兴地宣布摧毁了几十架飞机，但它们只不过是被巧妙地黏在一起的竹子和纸。
大量的书都曾经描述过，中国人就关于来世生活的概念与基督徒们称为天堂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神学争论。这些神学领域的争论充斥着我根本不懂的术语，远远超出了我理解的深度。但是，这种做纸札的百货商店确实给我展示了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图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为已故先祖所购置的住所，也是他们在生活中希望达到并能够实现的。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资产阶级天堂，所有最现代化的奢侈品和便利设施以及新发明的产品在那里都可以找到。然而，很难说有多少中国人真诚地相信，通过焚烧这些模仿实物的纸制品的行为，就能使得实物本身真正地处于鬼魂的支配之下，尽管所有国家的人们都经历过一个普遍相信死者具有灵魂的时代。在我看来，燃烧这些纸札物品，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象征性的，与我们在葬礼上送的花，或者装饰亲人坟墓所安放的花朵没有什么不同。
我曾经问过一位中国朋友：你为什么要遵从这样一种置办纸札物品的愚蠢习俗？你非常清楚，这些纸做的东西烧掉了，其全部的意义不过如此，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你的金钱。
他则顺势反驳道：无论你在朋友的坟前献上多少时尚的花朵，对于逝者而言，他也闻不到花的馨香！
在照顾他们逝去祖先的福祉问题上，中国人还遵循着另一种我认为是特别幸福的丧葬习俗。逢年过节或者祭奠死者的其他日子里，精心准备的盛宴，包括葡萄酒、烤猪肉、鱼翅、水果以及家里能够提供的所有上等的好东西，都恭恭敬敬、无比诱人地摆放在家庭祭桌的上面。那些难以消化的纸和竹子制品并不构成这种祭品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取材良好、有益健康且烹调美味的食物和陈酿的美酒。把供品放在家庭祭坛前是一种感恩祖先为一家老小提供庇护的祈福方法，这无疑和许多基督徒家庭每餐前的谢恩祷告一样真诚。在象征性地给逝去的祖先上供之后，这些食物和饮料为大家提供了一次欢乐的家庭盛宴。
世界上没有谁比中国人更加注重遵守与葬礼和悼念活动有关的礼节，但中国的花商们并不关注早报上的讣告，以便为迎接一拨繁荣的生意做准备。除了日本人之外，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花卉购买者。你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户人家在一年四季里既没有种植什么植物，也没有摆放一枝怒放的花朵。但他们买花是为了生者，而不是为了死人。对他们来说，用鲜花装点坟墓就像在上边喷洒香水一样荒谬。他们哀悼的表达形式更为实际，因为他们送上的丧礼不仅只有前文提到的不值什么钱的冥币或者纸札家具，还有现钞，这些现金送给失去亲人家庭中的负责人，来帮助他应对丧事的各种开销，丧葬费用在任何国家都是笔沉重的负担，而在中国就更加沉重了。
这种以现金作为丧礼的形式并不局限于穷人，也没有任何有关施舍的暗示。人们送出和接纳支票或者装在小信封里的硬币和现钞，就如同我们在国内类似的情况下以同样的心境送出和接受花环一样。这种吊唁的实际表达形式是2500年前的孔子所赞成的，此后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的社会习俗是如此狭隘和存在偏见，以至于不能采用如中国人一样的明智做法，这简直太糟糕了。如果富同情心的朋友能把他们花在花环上的钱给一位失去亲人的寡妇，她对经济状况的担忧不知道会减轻多少倍呢？
在我看来，基督教传教士对这些中国的丧葬习俗一直持有相当狭隘的观点。他们认为丧事就应该像基督徒所做的那样，用鲜花或者大理石天使装点亲人的坟墓。通过燃烧一些毫无用处的纸札物品或者通过摆放用各种食材做的一桌家庭盛宴来表达对逝去亲人哀悼的感情则是罪恶的盲目崇拜。我对这类事情看法或许是愚蠢的，但我真的看不出中外两种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当我有朝一日被埋在苏州九孔桥附近的山丘上时，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能在适当的时候，在我的坟前烧上一些冥币和纸札家具。同时也欢迎我的外国朋友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用我的墓碑来打开啤酒瓶，这是一种在七子山上徒步旅行后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消遣方式。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