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虚篇第十九
传书言：武王伐纣，渡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霁波罢。此言虚也。武王渡孟津时，士众喜乐，前歌后舞。天人同应，人喜天怒，非实宜也。前歌后舞，未必其实。麾风而止之，迹近为虚。夫风者，气也；论者以为天地之号令也。武王诛纣是乎，天当安静以佑之；如诛纣非乎，而天风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过，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者 ”，重天怒、增己之恶也，风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过，瞋目大言，父母肯贳之乎？如风天所为，祸气自然，是亦无知，不为瞋目麾之故止。夫风犹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则亦不能止风。或时武王适麾之，风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则谓武王能止风矣。
传书言：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此言虚也。凡人能以精诚感动天，专心一意，委务积神，精通于天，天为变动，然尚未可谓然。〔阳〕公志在战，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圣人麾日，日终之反。〔阳〕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鸿范》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有风雨。”夫星与日月同精，日月不从星，星辄复变。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从星之好恶也，安得从〔阳〕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减。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间，反三十日时所在度也？如谓舍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间，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诚出三善言，荧惑徙三舍。实论者犹谓之虚。〔阳〕公争斗，恶日之暮，以此一戈麾，无诚心善言，日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圣人麾火，终不能却；〔阳〕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时战时日正卯，战迷，谓日之暮，麾之，转左曲道，日若却。世好神怪，因谓之反，不道所谓也。
传书言：荆轲为燕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此言精感天，天为变动也。夫言白虹贯日，太白蚀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画，感动皇天，故白虹贯日，太白蚀昴者，虚也。夫以箸撞钟，以算击鼓，不能鸣者，所用撞击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过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为，虽积锐意，犹箸撞钟、算击鼓也，安能动天？精非不诚，所用动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动，天反动乎！问曰：“人之害气，能相动乎？”曰：“不能！ ”“豫让欲害赵襄子，襄子心动。贯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动。二子怀精，故两主振感。”曰：“祸变且至，身自有怪，非适人所能动也。何以验之？时或遭狂人于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时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祸变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为也。且凶之人卜得恶兆，筮得凶卦，出门见不吉，占危睹祸气，祸气见于面，犹白虹太白见于天也。变见于天，妖出于人，上下适然，自相应也。”
传书言：“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佑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此言虚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动天？圣人之拘，不能动天，太子丹贤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佑太子，生诸瑞以免其身，则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难。见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难。舍一事之易，为五事之难，何天之不惮劳也？汤困夏台，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陈、蔡。三圣之困，天不能佑，使拘之者睹佑知圣，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圣者，不与三誓，三圣心不愿，故佑圣之瑞无因而至。天之佑人，犹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则弗与也。”曰：“太子愿天下瑞之时，岂有语言乎！”心愿而已。然汤闭于夏台，文王拘于羑里，时心亦愿出；孔子厄陈、蔡，心愿食。天何不令夏台、羑里关钥毁败，汤、文涉出；雨粟陈、蔡，孔子食饱乎？太史公曰：“世称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马生角，大抵皆虚言也。“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而云“虚言 ”，近非实也。
传书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此言杞梁从军不还，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诚悲痛，精气动城，故城为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夫人哭悲莫过雍门子。雍门子哭对孟尝君，孟尝君为之于邑。盖哭之精诚，故对向之者凄怆感动也。夫雍门子能动孟尝之心，不能感孟尝衣者，衣不知恻怛，不以人心相关通也。今城，土也。土犹衣也，无心腹之藏，安能为悲哭感动而崩？使至诚之声能动城土，则其对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向水火而泣，能涌水灭火乎？夫草木水火与土无异，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下世好虚，不原其实，故崩城之名，至今不灭。
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此与杞梁之妻哭而崩城，无以异也。言其无罪见拘，当夏仰天而叹，实也。言天为之雨霜，虚也。夫万人举口并解吁嗟，犹未能感天，皱衍一人冤而壹叹，安能下霜？邹衍之冤不过曾子、伯奇。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逐〕与拘同。吟、歌与叹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邹衍何人，独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剑，子胥刎颈。实孝而赐死，诚忠而被诛。且临死时，皆有声辞，声辞出口，与仰天叹无异。天不为二子感动，独为邹衍动，岂天痛见拘，不悲流血哉？伯冤痛相似，而感动不同也？夫然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今邹衍之叹，不过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镬水庖厨之丑类也。一仰天叹，天为陨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与乐同，喜与怒均。衍兴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赏，仰天而笑，能以冬时使天热乎？变复之家曰：“人君秋赏则温，夏罚则寒。”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一夫冤而一叹，天辄下霜，何气之易变，时之易转也？寒温自有时，不合变复之家。且从变复之说，或时燕王好用刑，寒气应至；而衍囚拘而叹，叹时霜适自下。世见适叹而霜下，则谓邹衍叹之致也。
传书言：师旷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或言师旷《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传书之家，载以为是；世俗观见，信以为然。原省其实，殆虚言也。夫《清角》，何音之声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风雨，如木为风，雨与风俱。”三尺之木，数弦之声，感动天地，何其神也！此复一哭崩城、一叹下霜之类也。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学之时，宿昔习弄，非直一再奏也。审如传书之言，师旷学《清角》时，风雨当至也。
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尚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虽奇怪，然尚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禽兽见人欲食，亦欲食之；闻人之乐，何为不乐？然而“鱼听”、“仰秣”、“玄鹤延颈”、“百兽率舞 ”，盖且其实；风雨之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虚言也。或时奏《清角》时，天偶风雨、风雨之后，晋国适旱；平公好乐，喜笑过度，偶发癃病。传书之家，信以为然，世人观见，遂以为实。实者乐声不能致此。何以验之？风雨暴至，是阴阳乱也。乐能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王者何须修身正行，扩施善政？使鼓调阴阳之曲，和气自至，太平自立矣。
传书言：“汤遭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自责以六过，天乃雨”。或言：“五年。祷辞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上帝甚说，时雨乃至。言汤以身祷于桑林自责，若言剪发丽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帝者，实也。言雨至为汤自责以身祷之故，殆虚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有诸？”子路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圣人修身正行，素祷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无罪，故曰祷久矣。《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叙，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言圣人与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须祷以得福，是不同也。汤与孔子俱圣人也，皆素祷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祷以治病，汤何能以祷得雨？孔子素祷，身犹疾病。汤亦素祷，岁犹大旱。然则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明矣。汤之致旱，以过乎？是不与天地同德也。今不以过致旱乎？自责祷谢，亦无益也。人形长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瘅热之病，深自克责，犹不能愈，况以广大之天，自有水旱之变。汤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诚，自责祷谢，安能得雨邪？人在层台之上，人从层台下叩头，求请台上之物。台上之人闻其言，则怜而与之；如不闻其言，虽至诚区区，终无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层台之高也，汤虽自责，天安能闻知而与之雨乎？夫旱，火变也；湛，水异也。尧遭洪水，可谓湛矣。尧不自责以身祷祈，必舜、禹治之，知水变必须治也。除湛不以祷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汤之祷祈，不能得雨。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旱久，亦适自责。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谓汤以祷祈得雨矣。
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故其妖变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实也。言其应仓颉作书，虚也。夫河出图，洛出《书》，圣帝明王之瑞应也。图书文章，与仓颉所作字画何以异？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何非何恶而致雨粟鬼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恶人有书，则其出图书，非也；天不恶人有书，作书何非而致此怪？或时仓颉适作书，天适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为。世见应书而至，则谓作书生乱败之象，应事而动也。“天雨谷 ”，论者谓之从天而下，〔应〕变而生。如以云雨论之，雨谷之变，不足怪也。何以验之？夫云〔雨〕出于丘山，降散则为雨矣。人见其从上而坠，则谓之天雨水也。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皆由云气发于丘山，不从天上降集于地，明矣。夫谷之雨，犹复云〔布〕之亦从地起，因与疾风俱飘，参于天，集于地。人见其从天落也，则谓之天雨谷。建武三十一年中，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案视谷形，若茨而黑，有似于稗实也。此或时夷狄之地，生出此谷。夷狄不粒食，此谷生于草野之中，成熟垂委于地，遭疾风暴起，吹扬与之俱飞，风衰谷集，坠于中国。中国见之，谓之雨谷。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泽，山泽之中，草木皆烧，其叶为灰，疾风暴起，吹扬之，参天而飞，风衰叶下，集于道路。夫“天雨谷”者，草木叶烧飞而集之类也。而世以为雨谷，作传书者以〔为〕变怪。天主施气，地主产物。有叶、实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为也。今谷非气所生，须土以成。虽云怪变，怪变因类。生地之物，更从天集，生天之物，可从地出乎？地之有万物，犹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于地，谷何独生于天乎？传书又言：伯益作井，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言龙井有害，故龙神为变也。夫言龙登玄云，实也。言神栖昆仑，又言为作井之故，龙登神去，虚也。夫作井而饮，耕田而食，同一实也。伯益作井，致有变动。始为耕耘者，何故无变？神农之桡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龙何故登玄云？神何故栖昆仑？夫龙之登玄云，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物类相致，非有为也。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尧时已有井矣。唐、虞之时，豢龙、御龙，龙常在朝。夏末政衰，龙乃隐伏。非益凿井，龙登云也。所谓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恶人为井？使神与人同，则亦宜有饮之欲。有饮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实也。夫益殆之凿井，龙不为凿井登云，神不栖于昆仑，传书意妄，造生之也。
传书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君忧之。晋伯宗以辇者之言，令景公素缟而哭之，河水为之流通。此虚言也。夫山崩壅河，犹人之有痈肿，血脉不通也。治痈肿者，可复以素服哭泣之声治乎？尧之时，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帝尧吁嗟，博求贤者。水变甚于河壅，尧忧深于景公，不闻以素缟哭泣之声能厌胜之。尧无贤人若辇者之术乎？将洪水变大，不可以声服除也？如素缟而哭，悔过自责也，尧、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责。梁山，尧时山也；所壅之河，尧时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变无以殊也。尧、禹治洪水以力役，辇者治壅河用自责。变同而治异，人钧而应殊，殆非贤圣变复之实也。凡变复之道，所以能相感动者，以物类也。有寒则复之以温，温复解之以寒。故以龙致雨，以刑逐〔景〕，皆缘五行之气用相感胜之。山崩壅河，素缟哭之，于道何意乎？此或时何壅之时，山初崩，土积聚，水未盛。三日之后，水盛土散，稍坏沮矣。坏沮水流，竟注东去。遭伯宗得辇者之言，因素缟而哭，哭之因流，流时谓之河变，起此而复，其实非也。何以验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缟哭无益也。使其天变应之，宜改政治。素缟而哭，何政所改而天变复乎？
传书言：曾子之孝，与母同气。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愿留，参方到。”即以右手扼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驰至问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来欲去，吾扼臂以呼汝耳。”盖以至孝，与父母同气，体有疾病，精神辄感。曰：此虚也。夫孝悌之至，通于神明，乃谓德化至天地。俗人缘此而说，言孝悌之至，精气相动。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辄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辄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气能小相动，不能大相感也。世称申喜夜闻其母歌，心动，开关问歌者为谁，果其母。盖闻母声，声音相感，心悲意动，开关而问，盖其实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闻号呼之声，母小扼臂，安能动子？疑世人颂成，闻曾子之孝天下少双，则为空生母扼臂之说也。
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此又虚也。夫贤明至诚之化，通于同类，能相知心，然后慕服。蝗虫，闽虻之类也，何知何见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贤者处深野之中，闽虻能不入其舍乎？闽虻不能避贤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县？如谓蝗虫变与闽虻异，夫寒温亦灾变也，使一郡皆寒，贤者长一县，一县之界能独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贤者之县，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适不入界，卓公贤名称于世，世则谓之能却蝗虫矣。何以验之？夫蝗之集于野，非能普博尽蔽地也，往往积聚多少有处。非所积之地，则盗跖所居；所少之野，则伯夷所处也。集过有多少，不能尽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则其过县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验善恶；有无安可以明贤不肖也？盖时蝗自过，不谓贤人界不入明矣。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