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虚篇第二十一
传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汝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丧其明，曾子责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盖以天实罚过，故目失其明，已实有之，故拜受其过。始闻暂见，皆以为然；熟考论之，虚妄言也。夫失明犹失听也。失明则盲，失听则聋。病聋不谓之有过，失明谓之有罪，惑也。盖耳目之病，犹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听，谓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谓有过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谓伯牛不幸，故伤之也。如伯牛以过致疾，天报以恶与子夏同，孔子宜陈其过，若曾子谓子夏之状。今乃言命，命非过也。且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所罚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换三罪。且丧明之病，孰与被厉之病？丧明有三罪，被厉有十过乎？颜渊早夭，子路菹醢。
早死、菹醢，极祸也。以丧明言之，颜渊、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误矣。然子夏之丧明，丧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亲者人所力报也。丧亲民无闻，丧子失其明，此恩损于亲而爱增于子也。增则哭泣无数，数哭中风，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议，以着子夏三罪。子夏亦缘俗议，因以失明，故拜受其过。曾子、子夏未离于俗，故孔子门叙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王赐白起剑，白起伏剑将自刎，曰：“我有何罪于天乎？”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后罚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赵卒所以坑。如天审罚有过之人，赵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伤杀，则四十万众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无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佑，白起何故独以其罪伏天之诛？由此言之，白起之言过矣。
秦二世使使者诏杀蒙恬，蒙恬喟然叹曰：“我何过于天，无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当死矣。夫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径万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药自杀。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灭诸侯，天下心未定，夷伤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救百姓之急，养老矜孤，修众庶之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与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脉，罪至当死。地养万物，何过于人，而蒙恬绝其脉？知己有绝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夫当谏不谏，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蚕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残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强谏，故致此祸，则己下蚕室，有非者矣。己无非，则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传，〔列〕善恶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卒夭死。天之报施善人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独遵何哉？”若此言之，颜回不当早夭，盗跖不当全活也。不怪颜渊不当夭，而独谓蒙恬当死，过矣。汉将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常不在其中，而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军攻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常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常反，吾诱而降之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之，独此矣。”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广然之，闻者信之。夫不侯犹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负乎？孔子不王，论者不谓之有负；李广不侯，王朔谓之有恨。然则王朔之言，失论之实矣。论者以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见于骨体。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时，钳徒相之，曰：“贵至封侯。”后竟以功封万户侯。卫青未有功，而钳徒见其当封之证。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钳徒之言实而有效，王朔之言虚而无验也。多横恣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王朔之说，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类也。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者众。同车共船，千里为商，至阔迥之地，杀其人而并取其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为鱼鳖之食，在土为蝼蚁之粮；惰窳之人，不力农勉商，以积谷货，遭岁饥馑，腹饿不饱，椎人若畜，割而食之，无君子小人，并为鱼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觉。千人以上，万人以下，计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谓无道至痛甚矣，皆得阳达富厚安乐。天不责其无仁义之心，道相并杀；非其无力作而仓卒以人为食，加以渥祸，使之夭命，章其阴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为非之验，何哉？
王朔之言，未必审然。
传书：“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后被车裂之罪，商鞅欺旧交，擒魏公子卬，后受诛死之祸。”彼欲言其贼贤欺交，故受患祸之报也。夫韩非何过而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为商鞅所擒？车裂诛死，贼贤欺交，幽死见擒，何以致之？如韩非、公子卬有恶，天使李斯、商鞅报之，则李斯、商鞅为天奉诛，宜蒙其赏，不当受其祸。如韩非、公子卬无恶，非天所罚，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论者说曰：“韩非、公子卬有阴恶伏罪，人不闻见，天独知之，故受戮殃。”夫诸有罪之人，非贼贤则逆道。如贼贤，则被所贼者何负？如逆道，则被所逆之道何非？
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太公穷贱，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隐厄，逢齐桓而见官。非穷贱隐厄有非，而得封见官有是也。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贤者也，尚可谓有非。圣人，纯道者也。虞舜为父弟所害，几死再三；有遇唐尧，尧禅舜。立为帝。尝见害，未有非；立为帝，未有是。前时未到，后则命时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