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温篇第四十一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闺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说称，妄处之也。王者之变在天下，诸侯之变在境内，卿大夫之变在其位，庶人之变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变，则喜怒亦能致气。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当怒反喜，纵过饰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变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夫比寒温于风云，齐喜怒于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龙兴之时，云起百里内。他谷异境，无有风云。今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或曰：“人贵于物，唯人动气。”夫用刑者动气乎？用受刑者为变也？如用刑者，刑人杀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百贱不能当一贵乎？或曰：“唯人君动气，众庶不能。”夫气感必须人君，世何称于邹衍？邹衍匹夫，一人感气，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气辄寒，生一人而气辄温乎？赦令四下，万刑并除，当时岁月之气不温。往年，万户失火，烟焱参天；河决千里，四望无垠。火与温气同，水与寒气类。失火河决之时，不寒不温。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夫四时非政所为，而谓寒温独应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后，立春之际，百刑皆断，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当其寒也，何刑所断？当其温也，何赏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风逢气，身生寒温。变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犹不能变除其疾，国邑远矣，安能调和其气？人中于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转为温疾，吞发汗之丸而应愈。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如审有之，寒温之灾，复以吹律之事，调和其气，变政易行，何能灭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药不愈；黍谷之气，非律不调。尧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与尧之洪水，同一实也。尧不变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或难曰：《洪范》庶征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顺；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则常寒顺之；舒，则常温顺之。寒温应急舒，谓之非政，如何？夫岂谓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递至，偶适自然，若故相应，犹卜之得兆、筮之得数也。人谓天地应令问，其实适然。夫寒温之应急舒，犹兆数之应令问也。外若相应，其实偶然。何以验之？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洪范》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范》之言，天气随人易徒，当先天而天不违耳，何故复言后天而奉天时乎？后者，天已寒温于前，而人赏罚于后也。由此言之，人言与《尚书》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二疑也。民间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气温，旦旸气寒。夫雨者阴，旸者阳也；寒者阴，而温者阳也。雨旦旸反寒，旸旦雨反温，不以类相应，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说，亦未立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