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七年
三月五日 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280]于三井银行大门口遭一青年射杀。
三月十一日 李顿爵士及国联调查团成员从神户出发赴上海。
七月 数年来，随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财届于萧条中苦苦挣扎。及至本年度，状况更趋严重，特别是农村的疲敝、失业者的激增尤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呼吁救济的舆论日切。
九月四日 格罗瑙（Wolfgang Von Gronau）大尉拟沿商业空中航线环绕世界一周，驾驶D2053号飞艇从德国北部出发，于霞浦水上平安降落。
十月二日 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开发表，即所谓李顿报告。
十月六日 三名持枪歹徒闯进川崎第百银行大森支店，抢走三万余元逃遁此持枪抢劫事件震惊全社会，被认为是美国电影等负面文化影响所致。
十月二十二日 石川县小松町大火，焚毁家屋千余户。
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二次***事件做出判决，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市川正一、锅山贞亲等被判处无期徒刑。
十一月十四日 关东地方一带受台风袭击，致一千数百户家屋倒塌，人畜死伤逾五十。
十二月十三日 秋田县能代町大火。
十二月十六日 东京日本桥区白木屋百货店发生火灾，致十三人死亡，重轻伤者逾一百二十名。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东京深川区富川町工人宿舍发生火灾，致二十余人死亡，多人重轻伤。
内山完造四十七岁。一二八上海事变并非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方的全部要求，日方仍执意而为，只需把前后的事情和在日本人之间流传的以二十七日夜一点为时限，陆战队将开火的传言一并加以考虑，便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对大正四年以来的抵制日货问题，上海的日本人觉得，由于华北地区的中国人深知日本武力的厉害，故不大会搞什么排日运动；可上海人却不大了解这一点，所以常常拿日本人打哈哈，动辄搞排日风潮，所以日本人觉得必须让他们领教一下日本的武力云云诸如此类的议论可谓甚嚣尘上。说起来，（日本的）中国观仍停留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水准上。我本来就觉得这种想法是相当危险的，刚好赶上日莲宗的僧侣（说是名叫日本山的僧侣）敲锣打鼓地在上海市区转悠（关于这些僧侣，早在贺川丰彦[281]先生来沪时，我就曾预言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月十八日，日僧一行人在杨树浦一带遭到袭击，导致人员死伤。自称上海青年同志会的日本人中右翼分子团体的三十二名成员，报复性地袭击了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中国工厂，并放火点燃了一栋工厂的住宅，烧掉了一半。归途中，与警戒的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杀死、重伤各两名巡捕。日本人一方也有一人被射杀，二人受伤，遂酿成一大事件。对此，日人中的右翼分子（有特意从日本潜入者，并与侨居上海的日人中的青年同志会分子合流），高调动议（也有传言说日本军部在幕后指挥）召开上海居留民大会、全长江流域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甚至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事态迅速扩大。就该事件的各地日本居留民代表联署者中，有上海代表麻田种藏、寺井久信、深井作次郎、福岛喜三次，南京代表堂山龟松，温州代表藤松诚一，汉口代表入江湊，重庆代表大谷弥十郎，九江代表坂田九郎、增田久次郎，苏州代表冈田稔，万县代表宫藤泰三，山东代表村地卓尔、佐藤藤太郎、清水春十郎，满洲青年联合会代表小山贞知，满铁社员会代表粟屋秀夫，满洲在乡军人会代表西川虎太郎，杭州代表西川音次郎等，这些居留民代表清一色是主战派。他们之间形成了如下决议：
决议
（一）帝国政府为确保我在满洲的权益及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固，应发挥实力，彻底采取相关安保措施。
（二）帝国政府务使中国尊重、履行既有条约。
（三）帝国政府务使中国政府改正对外态度，停止其排外教育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四）帝国政府为在中国全土根绝抗日运动，应采取积极举措。
（五）唯帝国政府寄望于时局的根本好转，故务须回避姑息式的解决，且应拒绝第三者的干涉。
吾人期待上述之五项的贯彻。鉴于皇国时局之重大关头，当有不惜做任何牺牲之决心。
特此决议。
全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
昭和六年十二月六日于上海
我想，日本人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决议，其背后一定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若没有这种保证的话，日本人本是不至于出言至此的国民，所以传出受日本军部唆使的传言也并非不可理喻（这种强有力支持的保证，与上述上海日本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前后的中国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来紧接着发生的《民国日报》事件[282]中，海军陆战队近乎幼稚的骚动，只能被看成是故意挑起事端。据《上海日报》[283]后来出版的《上海事变》一书的记载，日军方曾发布了关于戒严令的布告：
我海军根据工部局颁布的戒严令，于警防担任区内担负直接治安之责。戒严中，在担任区内，除了对被认为妨害时势的集会予以取缔外，还将执行被认为对实施戒严有必要的措施。此布。
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
昭和七年一月廿八日
可是，从书中后面的一些文字来看，又并不像是单纯的戒严令：诸如终于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我军既定的行动计划莫小觑对方而大意失荆州后头的事就拜托了好好干我先走一步了，等等从这些暴露现实的文字中，亦可见传言的根据之所在。一二八事变系刻意为之，绝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居留当地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点，从军方和领事馆方面人士的家属未知会居留民便率先回国这件事，以及我们无法保护居留民，请自便的放言便可明了。进言之，一旦日本军队被侮辱、军人被杀，所谓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的第一要义便即刻消失，代之以武力雪耻的事实，亦不难知晓。确乎有种别样的力量，撺掇那些愚蠢的上海日本居留民跳出来，朝开战的方向诱导。而所谓别样的力量，就是军部及其爪牙那些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们，而那些受人操纵舞之蹈之的居留上海的日本人，毋庸讳言，则是一群贫弱的井底之蛙。我权且让店员们各自避难，我们夫妇二人则准备困守店铺。但针对我本人的非难很厉害，我几度被人带到自称为日本人自卫团、自警团的那些危险而疯狂的家伙们面前。其中，要数被人拽到永安里会自警团的那一次最为惊险。原来，在那之前不久，有个跟我同姓的穿黑外套的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太太，说永安公司经理人失踪了，她正试图寻找，便在那一带一个劲儿地来回逡巡。随后，就风传那附近将会有迫击炮弹袭击，那妇人遂遭检举，被带到日本人北部小学校（当时为北四川路方面军事行动的一个基地）。我也被要求来一趟永安里会自警团，于是便去了。在一片竹枪、猎枪和日本刀组成的枪刀丛中，自称是团长的人上来就对我发了一通火：原来就是你小子把便衣队给放跑了啊。这巷子里原本有便衣队的巢穴，结果都拿着你的名片溜掉了。你为什么要出我们的丑？！原来如此附近有很多我的中国友人知己，他们为了能躲到安全地带，希望我提供通行的便利。于是我就在店里的名片上随手注明此人是我的友人，我可保证其身份，以助其通过沿途的岗哨。可是，随着战况越来越陷于被动，我所提供的名片却被解释成为了让便衣队逃亡的手段，在永安里会亦如此。对于是你放走那个穿黑外套的女人的吧的责难，我回答说虽然知道这个妇人，但全然没有让她逃跑或者藏匿起来的事。那妇人现在不是被送到北部小学校去了吗？对方却说：别犯傻了，她说是拿着你的名片逃跑的。那么好，我们一起去北部小学校看一看吧。因为那妇人的关系，我刚被找过，去了一趟回来。那妇人手里拿的，不是我的名片，而是军舰常盘的陆战队通行许可证，我已经见识过了。我边回答，边催促对方上路。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倒不至于，你请回吧。于是，我又被放了回来。妻子和友人们着实为我担心，因为这个永安里会是一群粗暴的家伙扎堆的地方，净是谁砍了人、谁又杀了人式的传言，见我回来了，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正在这个时候，一群中国人从店前经过，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的人押着，正准备送往陆战队去。我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发现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先生及其家属也在人群中。我飞跑过去，对陆战队员陈述了一番理由，让他们放了人。然后，暂且把周先生一行人安置在我家里。翌日，让他们持我的名片，避难到了安全地带。此事纯系偶然，但能如愿以偿确实够幸运因为彼时，风传陆战队对抓到的人不可能一一审问甄别，而是统统在暗中就地给埋了。
日本人北部小学校方面传话让我过去一趟。我过去一看，六个中国人正在那儿接受问询，全都是我店的主顾。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从对这些人应如何处置，到索性释放，不行的话，不如干脆交给领事馆或工部局。然后说，既然是内山先生的熟人，那就添麻烦了，请先生过来一趟，跟我们一起把人送过去。可又说，今儿没有卡车，请明儿一早过来吧，在那之前先让他们待在这儿好了，等等。一听这话，那些人早已魂不守舍，不禁哭出声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人已经被绑在柱子上，担心随时会被杀掉。于是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请把人交给我吧，今晚让他们住在我家，明天早上，我和他们一道乘卡车过去。如此约定之后，我便把人领了回来。其中一位的夫人是日本人，而那位太太也处于狂躁的状态，我嘱咐她不用担心，然后就让那些人一块儿在我家过了一夜。翌日晨，我与他们同乘一辆卡车去了领事馆。说明情况后，请领事馆人员把人领走，可对方却表示他们无法接收，让把人送到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去。而位于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的隔壁，是一个叫作三元宫的广东人的庙。于是，我又带六个人到了三元宫。进到里面，遇到一个认识的日本人，他上来就说：内山先生，你来这儿做什么？这里可是不蒙上眼睛就不得入内的重地，请马上出去。我便对他交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可他仍然表示无法受理，并让我们即刻返回。我们只好又乘卡车折回北部小学校，谈了事情的经过。对方说，既然这样，只要贵方能提供担保的话，就可以放人。结果，就把人放了。尽管我曾让一行人持我的名片，去安全地带避难，可三元宫却未予受理，这反而是一行人的幸运。对我来说亦如此。假如当时在入口处以布蒙眼，被办理接收的话，我现在就不可能写这件事了，怕是早入了鬼籍亦未可知。
有一天，我站在书店门口，见三个日本人打面前走过，边走边说：就是这家店的老爷子，在狄思威路被抓住的时候，手里攥着能割破手指的簇新的五万元钞票，可到底还是被人检举，丢了性命。他们哪里想得到，听话者正是传说中的本人，我对这种无聊透顶的把戏真是吃惊到无话可说。实际上，事情发展到那个份儿上，日本人都会抓狂的。与那六个人一道乘卡车同赴领事馆的时候，须横穿东西华德路。但见这条路变成了人河，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性的轻率与持重。因为只有我店里的电话能打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共同通信社[284]的记者们也都用我的电话来联系。我让来者能吃上饭团，也让夜里站岗的哨兵和街坊四邻吃上了我家的饭团。而所有这些，多亏了我凭自己的经验，事先囤积了大米、煤和各类罐头。我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平安地在英租界的分店里避难。至于最后三十六名被困的日本人，则由我打开鲁迅先生在拉摩斯公寓的房间，安置他们在里面躲避，才算躲过此劫。事后，他们曾一道合赠鲁迅先生一只炭火盆，以表达谢意，此事才始为人知。最后，我也终于不得不出去躲避了，仅随身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去了吴淞路的出星商会避难，接着被强制出境遣返日本。这段毛线衣生活成了我这一时期的纪念。
我在回国期间，应各方面的希望，做了一番关于中国的漫谈。这恐怕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为我所谈的与历来被称为中国通的那些人所讲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谈了关于中国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听者无不感到意外。特别是我的漫谈中所涉及的诸如关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组织帮的问题，如在做买卖中常见的多买的话价格较贵，而少买的话反而便宜的现象，又如在做法上与日本刚好满拧的地方相对于日本人的单一思维方式，中国人可两件事齐头并进、互不影响，这确实堪称新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我还要进一步把对中国人生活的研究加以深化。对我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效终归是有益的。因这次事变，不仅无线电广播中屡屡提到内山书店的名字，各大报纸也数度予以报道。在新闻社发行的上海地图中，也特别标记了内山书店的位置。中国的报纸则报道了鲁迅先生于内山书店的分店避难的消息，还说避难的人们因了内山完造先生的担保，均平安无事云云。其他的事情亦如此，无论起初如何，到头来都成了对我有所助益的。至此，内山书店已经是闻名天下了。加上我的漫谈所到之处，名头也颇响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双方都打出了名气，可谓锦上添花。可另一方面，在现地日本人中间，诸如什么内山是中国的间谍之类的负面传闻，也多了起来。这点直到现在都如此。我只要一谈中国的事儿，后面便会有传言出来，说我是中共的宣传员啊，中方派来的特务啊什么的，这我也知道。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我回国以来，一直在说中国***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只是时间问题，后面将是***的天下居然被我言中了。关于通货膨胀问题，我的话几乎从未脱靶；我说目前中共政府在上海正面临一个难关人民银行券的问题，结果也正在变为现实。总之，我觉得我的话言中率高，而这正是招致诸如此类恶评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是超越党派立场的，只需考虑到这一层，原本就该明白我跟哪方面都没有关系的事实。可人们对此懵懂无知，实属无奈。但我的想法是，善恶正邪任由人评说，所以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做任何辩解。可这样一来，却招致更多的物议。我常常痛感，日本人真的是相当麻烦的人种。
我以前居住过的阿瑞里旧宅斜对过儿的房子里，住着很多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坂本义孝先生也曾住在那里。在新渡户稻造[285]博士和前田多门[286]氏、松本重治[287]氏被招待的午餐会上，我也有幸作陪。当时，《号外》报道了日军占领锦州的消息。我还记得手里拿着那份《号外》的新渡户博士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最终耽误日本者非军部莫属啊结果一语中的：日本被军部亡国。一二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大谷光瑞请求日本海军陆战队派兵，为其做住持的无忧园提供保护，遭野村司令官拒绝。据说，野村拒绝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如贵方这样的宗教家要求陆战队的保护颇令人费解。虽然我方有意派人，但碍于兵员不足，实无法派遣。不过即使我方提出派兵，难道贵方不应该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吗？大谷先生大为光火，不久便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事变的文章，一上来就写道一位像是司令官的人物云云。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大谷先生后来离沪移居大连。听说前一段时间，在别府寂寞辞世。即使是被称为侠僧的大谷光瑞先生，面对时世之非，也难说一个不字。大谷先生的杰作是上下两大卷的《新西域记》。呜呼，世上已无日本名产大谷光瑞先生。对此，感到惋惜者有之，终于放下心来者有之，想必也有额手称庆者。大千世界，各色人等，作为僧侣而言，大谷先生是少有的。我送给他云南普洱茶的时候，他很高兴，说这个还真不知道。大谷先生到底是被称为中国通的人。华中铁道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著作，确切地说，是一部由大谷先生编写的书。然而，随着日本军部的凋落，大谷先生的存在仿佛被抹掉了似的我深为他曾是军部内部的人这点而替他感到惋惜。
始于一二八事变，三月三日，在英国总领事的斡旋下终于走向和平，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仿佛是对日方最初所声明的没有野心的行动的背书似的，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收益。然而，那些曾参与过日本居留民大会等行动的虹口的日本人，对此却相当不满，所谓必须彻底教训他们（中方）的声音，破坏了对这种成果的回味。但我仍觉得，这是日本外交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获。关于在上海新公园的天长节庆祝会上遭遇炸弹袭击的惨痛事件，开始以为是中国人干的，抓了人才知道居然是自己的孩子[288]所为。因系朝鲜人，问题虽未扩大化，但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白川大将死亡，重光公使跛一足，野村司令官则成为独眼。上海居留民团长河端贞次氏身被一百三十余枚炸弹碎片，遂成牺牲。河端先生是我多年的友人，他的死令我无比难过。不过，在普通人看来，先生已得享高寿，公子明于大阪府丰中市新免继承父业，开业行医，先生可无憾而瞑目矣此先不表。一颗炸弹居然能如此有效地爆炸，说起来也是奇事。
十月二日，李顿报告发表。当时，我觉得该报告实在堪称是一份为日本设身处地着想的善意的报告。可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当成一个问题，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破灭所谓骄者必败，此之谓也。日本军部的傲慢仿佛把欲望之囊撕了个口子，尽管中国已然准备接受李顿报告，但日本却根本不屑一顾。就是说，导致今天日本破灭的最大原因是不了解中国。中国经常是一个某些部分很失败的国家，跟外国的战争从没打胜过，常常被迫支付赔偿金，割让某块土地。但整体说来，四千年历史的国度，至今仍俨然作为世界大国而屹立不倒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长命国。而且，以一己之力独立完成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共产***，实乃前途不可限量之新锐强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是世界一等的强国。日军和中国十九路军交战的一二八事变，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下，双方终于在肯特号军舰上签署了恢复和平的协定，我也松了一口气。本以为类似一二八事变那样的战事不会再起，可实际上，那是我由于不了解日本政客和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失算。在那次事变之初，天主教人士为把中国的非战斗员从战斗区域安全撤离而奔走呼吁，始终令我心存感念。在后来的八一三事变中，天主教的饶家驹[289]神甫在上海市内设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救援活动。作为日本人，对其人道善举，由衷感到钦佩。因此，文明国家的人确实是做了超越国境和民族的工作，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动辄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日本帝国，以帝国为终极考量，而对于诸如世界、人类等更广泛的物事则全无想法。而这点正是被斥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并为世人所摒弃的。出色的地方是因为出色，纵然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出色就是出色，也应该予以承认。在对抗竞技等场合，对于对方选手的绝技，外国观众不吝掌声；而日本人只对本国人的绝技拍手，对对方则以切的一声做轻蔑状，有时甚至会出言不逊。这种遗憾的状况真让人无奈，只能说是我们的帝国主义教育、国家第一主义教育缺陷的大暴露。生活在国际大都会上海，对诸如此类的日本教育的缺陷看得很清楚，而且任何时候都不缺可资对比的具体案例，委实令人感到羞耻。在日本，不求回报的慈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无论什么，报恩云云常挂在嘴上，在实行慈善行动之前，便会要求报恩。基于这一层，不求回报的施舍善行是绝无可能的。仅有一次，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慰问穷困潦倒的白俄。也只有那一次，由于慈善对象是满世界落魄逃难、命运多舛的白俄，是不会有任何回报和交换的，所以仅仅是一次对不幸者的慰藉，这对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稀罕的。那时我真想随时都抱着这种心情，投身到访贫慰苦、扶危济难的慈善活动中去。无论如何，日本人的教养之低是无可隐瞒的事实，这刚好是低俗的国家主义教育的表征。而将这一点毫无保留地加以发挥的，则是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日本军队逞威风的时候何其跋扈，而日军投降后的日本人又是何等状态，两相对比，个中苦涩与惨淡，任人皆知难道不是已经变得完全没有了逞强好胜心，老实得简直如同豢养的家犬了吗？那些有奶便是娘的人难道不是已经绝迹了吗？只剩下对中国人一味地拼命讨好，国中全然没有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日本人之豹变真令人吃惊。
是年，举办了第二次版画展，此次以法国小说的插画为主。考虑到第一次画展由于地点的缘故，中国人来得太少，此次特意选在老鞄子路的JYMCA（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办展，没想到结果却比上次更惨。相对于鲁迅先生的莫大努力，我们的成果实在是有些难为情，对此我很失望。但我们并未气馁，翌年又接着办了第三次展览。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