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十二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了，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因为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成习惯，一开讲怎么也收不住嘴，因此就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刻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觉得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仿佛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情况：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得使他吃惊，但接着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心里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不错，尽管她身穿囚袍，身体发胖，胸部高耸，尽管她下巴放宽，额上和鬓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她确实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黎明时用她那双充满生之欢乐的热情眼睛，天真地从脚到头笑盈盈瞅着他这个心爱的人的卡秋莎。
“居然会有这样的巧遇！偏偏排在我陪审的庭上审讯，十年不见，偏偏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将怎样收场啊？
但愿快一点，快一点收场！”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叫，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满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鄙和恶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