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二十二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扣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