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表历第七
2026-06-26 13:49
史通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者？《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者？《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