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忤时第十三
2026-06-26 16:56
史通
孝和皇帝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后，大驾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曰：
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是曰《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两京、三国，班、谢、陈、习阐其谟；中朝、江左，王、陆、干、孙纪其历。刘、石僣号，方策委于和、张；宋、齐应箓，惇史归于萧、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残篇。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休文所缺，谢绰裁其《拾遗》。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若乃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范晔为书，盛言矜其赞体。斯又当仁不让，庶几前哲者焉。
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袟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抵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尔。
抑又有所未谕，聊复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隶名修史，而其职非一。如张尚书、崔、岭二吏部、郑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仆曹务多闲，勒令专知下笔。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记事记言。苟如其例，则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并门可张罗，府无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无羁束乎！
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以仆鎗鎗铰铰，故推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说。何者？仆少小从仕，早蹑通班。当皇上初临万邦，未亲庶务，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逮銮舆西幸，百寮毕从，自惟官曹务简，求以留后。居台常谓朝廷不知，国家于我已矣。岂谓一旦忽承恩旨，州司临门，使者结辙。既而驱驷马入函关，排千门谒天子。引贾生于宣室，虽叹其才；召季布于河东，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飞沈属其顾盼，荣辱由其俯仰。曾不上祈宸极，申之以宠光；佥议搢绅，縻我以好爵。其相见也，直云"史笔阙书，为日已久；石渠扫第，思子为劳。"今之仰追，唯此而已。
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隶。"弘不悟其言，请问其议。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霑，是见待下于奴隶也。"仆亦窃不自揆，轻敢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
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诎撄心。但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傥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
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已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肖、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
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是曰《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两京、三国，班、谢、陈、习阐其谟；中朝、江左，王、陆、干、孙纪其历。刘、石僣号，方策委于和、张；宋、齐应箓，惇史归于萧、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残篇。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休文所缺，谢绰裁其《拾遗》。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若乃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范晔为书，盛言矜其赞体。斯又当仁不让，庶几前哲者焉。
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袟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抵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尔。
抑又有所未谕，聊复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隶名修史，而其职非一。如张尚书、崔、岭二吏部、郑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仆曹务多闲，勒令专知下笔。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记事记言。苟如其例，则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并门可张罗，府无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无羁束乎！
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以仆鎗鎗铰铰，故推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说。何者？仆少小从仕，早蹑通班。当皇上初临万邦，未亲庶务，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逮銮舆西幸，百寮毕从，自惟官曹务简，求以留后。居台常谓朝廷不知，国家于我已矣。岂谓一旦忽承恩旨，州司临门，使者结辙。既而驱驷马入函关，排千门谒天子。引贾生于宣室，虽叹其才；召季布于河东，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飞沈属其顾盼，荣辱由其俯仰。曾不上祈宸极，申之以宠光；佥议搢绅，縻我以好爵。其相见也，直云"史笔阙书，为日已久；石渠扫第，思子为劳。"今之仰追，唯此而已。
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隶。"弘不悟其言，请问其议。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霑，是见待下于奴隶也。"仆亦窃不自揆，轻敢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
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诎撄心。但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傥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
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已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肖、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