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論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後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
然而論者眾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並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並，考其跡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奮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
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跡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跡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跡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幸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跡，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湣、懷之間，晉如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跡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湣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幹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並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晉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才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幹正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並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跡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跡，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跡，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
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讚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遍舉，請試舉其一二。
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
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是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
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
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
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三十二卷。宋欧阳修撰,明茅坤选评。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湖州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从唐顺之游，推崇韩、柳、欧、曾、苏氏父子，又喜谈兵。历知青阳、丹徒二县，累迁广西兵备佥事，迁大名兵备副使。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有《白华楼藏稿、续稿、吟稿》、《玉芝山房集》、《史记钞》等。是书辑录欧阳修文集包括书，论，墓志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