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之分析
对于反动二字的意义及用法，我很早就感兴趣。记得在四、五年以前，有一次和一位精研国学不问时事的学者谈天。我们谈到某某朋友思想左倾，某某朋友赞成***。后来谈到他自己在政治上应属于哪一党派时，他想来想去，忽然大笑道：我是一个***。接着，他又用一个法文字补一句说，我是一个reactionaire。***不论是什么意义，大概一般人总认为是个坏名词，而这位可尊敬的学者，乃竟以***自居，一方面足见他颇有自己嘲笑自己的幽默感，一方面他似乎也觉得反动二字多少可以表示他的一些真实态度。因为他研究国学，尽力欣赏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中有永久价值的宝藏，表面上似乎有些复古守旧，意态上也不免厌恶时下流行的主义，轻视时髦翻新的花样。因为我素来敬佩他，所以，反动二字从他口里说出来，在我心中便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在政府的报纸和政治宣传品中，常常看见骂***为反动的话。同时在***的报纸和宣传品中，又常常看见骂政府为反动，骂***人为反动分子的文字。这种互骂对方为反动的情形，使我感到：（一）反动是被滥用来骂人的坏名词，不足重视。（二）反动二字似欠缺确切含意。（三）究竟谁是反动，是非不明。这使我感到困惑，有时甚至于令我隐约觉得，也许双方都有一些反动分子。
自从美国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批评中国政局常常使用反动分子一名词后，使我对于反动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他们似乎把反动分子、顽固分子或极端分子等字认作同义而互用，指责这些分子为阻碍中国进步、妨碍中国和平的主要人物。他们说得那样恳切明白而直爽，几乎使人对于所谓反动分子呼之欲出，可以指认。马歇尔批评中国政局的言论，我这里没有保存着材料，不能确切引证。司徒大使于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援华声明后，曾发表致全中国人民书，里面有这样一段：问题重点在增进一般平民福利，且使其不受极端反动自私分子与极端激烈分子横暴***手段之威胁。此二集团均有严密组织，且两者均认为党派与个人利益，远高于贫苦民众之利益。这里所谓反动分子与激烈分子所指的是谁，自属不言而喻。
试从司徒大使所说的话分析起来，便可看出，极端反动与极端激烈相对立，换言之，亦即极端守旧，不求进步，不求改革的反动分子与极端左倾，用横暴激烈手段以推翻现状的激烈分子相对立。但在这对立的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共同之点，即（一）两者皆有严密组织；（二）两者皆认为党派与个人利益远高于贫苦民众的利益。反动分子与激烈分子虽遭到并列的指斥，但谁也都知道反动分子是一较坏的名词，甚至于比起激烈分子来，尤令人难堪的坏名词，动辄以这种坏名词加在爱讲面子的中国政府人士头上，无怪乎政府发言人，于记者招待会上，要公开否认中国政府中有反动分子，并指陈：美国报纸在评论中国时，常以反动一词指称中国政府，乃系滥用名词、荒谬背理和赤化宣传。不过依我们看来，以外交大员指责友邦政府中有反动分子，从外交辞令和惯例礼貌来说，是否妥当，虽成问题，但一个虚怀进步而不过文饰非的政府，总应有自己的反省、接受外国友人衷心诚挚的忠告的雅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批评政府是否反动，而在于想弄明白反动一词的确切含意。以上这番讨论只不过是初步的引言，引起我们下列几点看法：第一，我总觉得反动与守旧或右倾有别，譬如西洋民主国家的国会里，永远有保守派、右倾分子，这些保守派有时得势，有时失势，但不能谓为反动。又如英国人习于保守，但英国人一般讲来却并不反动。英国保守党为一大政党，人数众多，但没有人说英国的保守党为反动党，保守党员为反动分子。尤其在文化方面，有怀古之幽情，赞赏古典文明，保持优良传统的人很多，这种人也不能说是反动分子。在国会里，右倾分子、左倾分子、自由分子，互为消长，互有得失，绝不能专指右倾分子为反动。第二，反动虽多少含有趋于极端的意思，但反动分子绝不同于极端分子，我们虽可以说右倾不反动，但极端右倾便是反动。同样，极端左倾，也可以说是反动。不过，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极端爱好和平，极端爱国爱民的人，我们也无法说他们是反动分子。甚至那些始终一贯、数十年如一日的保守分子或***分子，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反动分子。为对于反动一词的意义求得正确了解，我还想进一步把政治意义的反动，归还为心理学意义的反动。由讨论政治上所谓反动分子或反动的人，进一步讨论心理学上所谓反动的行为，或反动的态度。同时也就把含有贬斥的坏义的反动，而从心理事实去客观分析其中立的、自然的、无所谓好坏的性质。
就心理事实来说，凡一刺激之来必引起反应或反感。如对外来刺激不起反应或反感，那就是麻木不仁，失其有机体正常的情态。但同一刺激对不同的个人，则可引起多种不同的反应或反感，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为自然的反应，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般对外物所起的喜怒哀乐的反应，只要不矫揉造作，出于自然或人之常情，都可叫做自然的反应。第二为合理的顺应。即出于个人理性自主自动自由，予以适当的处理。宋儒所谓物来而顺应，裁诸吾心而安，揆诸天理而顺，即是合理顺应的行为。第三为意气的反动。反动既非麻木，亦非自然的反应。它也不合于理性，而乃是基于主观偏激的意气或感情的冲动。自然的反应，每每当下直接，不知有我，亦不自觉其自私。理性的顺应，当然无私心而合义理。惟有意气的反动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私利的感觉。所以反动的行为具有主观、自私、偏激、意气用事或感情冲动、不自然、不合理性等诸种特性。因此，就字面说，反动含有凭借感情冲动而倒行逆施的意思，倒是反，行是动，逆是反，施是动。
反动的行为有两方面，一是对内的反动，二是对外来刺激而起的反动。对内的反动或对内在刺激而起的反动，指自己对自己反动，或自己对自己过去的言行取反动态度。反动，顾名思义，是指与刺激相反对的方向行动。譬如，自己过去在极端旧式礼教严肃的道德教训之下陶熔出来，而现在自己情意方面反而极端厌恶礼教、厌恶道德，对于情欲采取极端放任自流的态度。又如一个年轻时极端喜欢哲学的人，而到了某一阶段，他忽变成极端反对哲学，厌恶抽象思想。再如有人由极端右倾因受刺激而变成极端左倾，或由极端左倾因受某种刺激而变成极端右倾，都是我这里所谓对内的反动。自己前后的行为向着极端相反的方向走，自己向着与自己的过去相反的方向行动，就是我这里所谓内在反动，或自我反动。举实际例子来说，康有为早年变法维新，极端激烈，而他晚年复辟复古，又极端顽固守旧，则他晚年的行为便可叫做反动。又假如一个人由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信徒转变成极左的共产主义信徒，亦可叫做反动。反之亦然，凡是一个人由此一极端转向另一极端的行为，就叫做反动的行为。但那始终如一，信仰一根本主义，坚持于一极端，而没有中途凭感情意气向另一极端转变，便不能叫做反动。
以上略述我所了解的内在刺激的反动，现请进而讨论外来刺激的反动，亦即自己对他人或对方的行为采取反动的态度。这是指加倍地向着与刺激极端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行为而言。譬如，就朋友的关系说，由极端的友好变成极端的仇恨，就是反动。而在由友好变仇恨的过程中，起初由于甲做了一件事对不住乙，而乙则怀加倍的忿怒以报复甲，这是乙的反动。而甲复以加倍的忿恨去报复乙，彼此如此不断地激荡，由极端友好而变成极端仇恨，于是两人的行为，都陷于反动。类似这种反动的行为，尤为夫妻反目的主因。譬如，夫在外有了新欢，妻子心怀嫉妒不安的情绪，可说是自然的反应。妻对夫提抗议，或对夫加以劝说，总之用和平合理的方法，使夫放弃新欢，便可说是合理的顺应。假如为妻子者对夫之有新欢不采取合理的顺应之态度，却感情冲动，大哭大闹，引起反感，便是反动。同时为夫者见妻大哭大闹，乃温言相劝，表示歉悔，以求恢复和好，便是合理的顺应。假如夫因妻之哭闹而激怒，对妻加以无理的打骂，这便是反动。假如妻因夫之打骂，或因朋友邻居之劝解而调和，或依法律途径办理离婚手续，这便是合理的顺应。反之，假如妻因夫之打骂而服毒自杀，或杀夫泄忿，亦可说是反动。总之，根据此种事实分析起来，凡由恩到仇，由新到旧，由自由到专制，即凡由此一极端过渡到相反的另一极端，大概都是由于一连串相激相荡的反动行为所构成。反动行为乃双方相激相荡而成，决非单方面所引起，因此每每双方都有不是之处。
再如政府由爱护青年演变为摧残逼害青年，青年由拥护政府转变为反对或反叛政府，亦即我所谓反动。譬如，政府措施有不当处，青年学生用语言文字表示赤忱的反对，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反应。政府不因青年之反对，而自我反省，加以晓喻，力求改革，倒反而派特务逮捕学生，殴打学生，施以逼害，这是政府的反动。而青年学生以极少数学生被逮捕被殴打，不采取合理合法的步骤去营救，去保释，去控诉，而乃纠合群众，罢课游行，甚至有打倒政府、推翻政府的秘密企图和越轨行为，这便是由此一方面的反动，激荡起另一方面的反动。学潮之起因，政府之逼害青年，青年之反对政府，大概都是这种反动的行为形成的。
再就***与***之结成不解的仇恨而演成战乱，其相激相荡，彼此反动的过程，亦不难察出。本来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又名社会主义。意在调解国共的斗争，以民生主义去吸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说是顺应经济平等的世界潮流最好的指针，但***不认真抗日，又采取迫害抗日爱国青年的措施，则对实行民族主义及民权主义都没有什么贡献，而对民生主义又殊无表现。***愈不实行民生主义，***愈偏激地要实行共产主义。***对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大地主、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始终无意清算，且力加培养保护。而***则趋于另一极端，对于农村中的地主、小商人也毫不容情地加以斗争清算。国共关系如此，我们相信，美苏关系之愈趋恶化，亦是此种相激相荡的反动措施政策所促成。
根据上面对于反动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似乎最好不要概括地说某人反动或某政府反动。而最好是采取客观而较有分辨的态度说，某人某一行为近于反动，某政府某一措施有些反动。如是或较能促人反省自觉、迁善改过。
惟反省可以制止反动，惟理性的顺应可以代替意气的反动或情感的冲动。反动乃是受刺激而起，乃是被激被荡而起，因而仍只能认作被动。当人有反动行动时，一方面固是反对对方，一方面又在模仿对方。惟基于理性的自由自主自动的行为可以代替被动的反动行为。假如双方互相刺激互相反动下去，必至于同归于尽而后已。假如有一方能先自反省而不反动，自动而不被动，依理想而主动，依理性而顺应，不意气用事感情冲动而反动，则此方便是最后的成功者。
（写于1947年）
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88年8月新版。该书是著者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新版除保留旧版的全部文章外,还增收了若干篇章,并撰写了新版序言。现共收42篇。内容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每篇所论都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体验来加以解答。其依据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想。著者认为该书表现了三个特点:(1)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或者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2)有渊源。即是说,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3)吸收西洋思想。虽然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守旧,对于西洋文化思想和哲学,都加以虚心的理会和切己的体察,而将其根本精神,以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内人民。该书许多篇章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举办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不少人都认为该书与《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样,是著者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