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陆九韶、九龄、九渊

和朱熹闽学同时对立，分主坛坫的，是江西陆九渊。他和其兄九韶、九龄合称三陆，他们是兄弟六人中之后三个。家金溪，累世义居，推一人最长者为家长，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他们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中历练成学。九韶字子美，学者称梭山先生。他主家政，编韵语为训戒辞。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则言于官府，屏斥之。他对家庭经济，主张不论贫富，每年留所人十之二三备不测，虽忍饥而毋变。宗族乡党有吉凶事，不足助以财，则助以力。如先而往，后而归，代服劳之类。总求不动摇家里贮蓄来维持此大家庭于不坏。他日记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他隐居不仕，但后人说他家政具有条理，可推以治国。

他不信周敦颐《太极图说》，谓与《通书》不类，疑非敦颐作。否则是其学未成时所为。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此一即太极，未尝于其上再加无极二字。

曾遗书朱熹讨论，熹不谓然。他说熹求胜不求益，不愿再辩。后来九渊却接着其兄意见，继续申辩，成为朱陆异同中一件大公案。

九龄字子寿，学者称复斋先生。九韶朴实，九龄却有才气。九韶所讲都切近有补于日用，九龄比较喜欢学术的讨论。时秦桧当国，科场中不再讲程氏的洛学，九龄读《程氏遗书》，委心向往。他们兄弟家庭自相师友，但相互间意见，和而不同。他遇休暇，便督领诸子弟适场圃习射，他说：

是固男子事也，不敢鄙为武夫末艺。

适庐陵有盗寇警，旁郡皆请九龄主防御。

初，先生之父，采温公冠婚丧祭仪行之家，先生又绎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腊，奉盥请衽，觞豆饎爨，阖门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职。友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

他在政治上仅做过一任兴***教授，在任仅九个月，学生仅十五人，他的才志并未能表现。但他自负甚高。他说：

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

他看不起当时学风，说他们：

弃日用而语心，遗伦理而语道。

终日谈虚空，语性命，而不知践履之实。欣然自以为有得，而卒归于无所用。此惑于异端者也。

他自己说：

某日与兄弟讲习，往往及于不传之旨，天下所未尝讲。

他又说：

某稽百氏异同之论，出入于释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潜思而独究之，焕然有明。穷天地，亘万世，无易乎此。然世无是学，难以谕人。

然他虽这般地高自期许，朋友间却称他务实有工夫。又说他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上语吕祖谦告陈亮，下语吕祖谦告朱熹。所以说：

先生勇于求道，愤悱直前，盖有不由阶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据者实，公听并观，却立四顾，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吕祖谦志墓文）

九渊字子静，学者称象山先生。他在兄弟中，天分最高。三四岁时，问其父贺：天地何所穷际？父大奇之。听人讲程颐语，他便觉心上不欢，说：他的话怎和孔孟不同呀！他读《论语》，就不喜有子，说他支离。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悟，说：

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他又说：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

有一天，九龄问他：吾弟今在何处做功夫？他答道：

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

可见三陆之学，全从他们的家庭环境笃实践履而来。所以全祖望说：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他们是学无师承，关着门做学问；而同时因大家庭生活，使他们对人情事势物理上，都有一番真切的磨练与了解，这才形成了江西陆学一种独特的精神。

九渊三十四岁登进士第，时已负盛名。初到临安，慕名从游者极众。九渊一见，便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这是他天姿独特处。本来宋学精神，主要在参悟人心。不通心学，便无法了解得宋学。九渊在此有特长，无怪他能成为宋学中一显学，而又是宋学中心学的大祖师。

后十年，他四十四岁，做了国子正。在临安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旁无虚宇，并假于馆。当时中馈百需，不要九渊开一句口，他夫人都替他调度有方，举无缺事。那亦是陆氏家风，他夫人正亦训练有素了。他罢官归来，学者益盛，四方辐凑，乡曲长老，也俯首听诲。他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无地容纳，有时便群聚到寺观里听他讲。县官特为他于学宫中设讲席，贵贱老少，溢塞涂巷。这既不是胡瑗以来的书院讲学，也不如二程般只是私家朋友讲习。九渊的讲学，又另是一种向社会群众的公开讲演，为宋代讲学开一新生面。

后来他门人彭世昌，因游贵溪应天山，爱其陵高谷邃，林茂泉清，因约诸友为他建精舍讲堂，筑方丈寝舍，专辟作讲学之地。四方学士，各自在山结庐，相从讲学。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席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

这不是近代的学校教室，而是定期的公开讲座。他

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则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

大率他二月登山，九月末束装归里，料理家务。如此五年，四方来著籍者逾数千人。他常说：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瑟所以养吾之德性，艺即是道。

可见他日常生活，也极富情趣。但同时他也是一极能处理事务的人。他常告诫人说：

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生平于此有长，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

他又说：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彻骨彻髓，见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轻清，自然灵大。

他又说：

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

四围尽风浪，内心尽恬静，那是何等地滋味深长呀！

而且他也娴习武艺。他十二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间事，即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常说：

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为可耻。乃怀安，非怀义也。

他四十六岁，又曾激起热情，讲究武略。常访求智勇之士，与相商榷。有李起云，将家子，九渊奇而教之，后在太尉毕再遇帐下。其家祠事九渊，或问之。曰：

云少时，尝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见先生，蒙诲，翻然而改。不然，不得为人矣。

五十三岁主荆门军，旧无城壁，九渊以为四战之地，决议筑城，二旬而毕。他常阅武按射，兵伍之外，郡民皆与，射中同赏。朱熹在漳州军，亦有教射故事。那时一辈道学先生，尤其如朱、陆大儒，都没有忽视了武事。后来颜元骂宋儒只坐书房，学女儿态，实是冤枉了。

九渊三十七岁那一年，吕祖谦约九龄、九渊兄弟与熹会于江西广信之鹅湖寺。九龄语九渊：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遂与九渊议论致辩，又令九渊独自说，至晚方罢。九龄说：你说甚是。明日，九渊请九龄说，九龄曰：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甚是。我夜来得一诗，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九渊遂和其诗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遂同赴会。祖谦问九龄别后新功？九龄因举诗云云。只诵了四句，熹便说：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据九渊《年谱》说：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辨，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

那年，熹四十六岁，正是他努力著书，也主张教人努力读书的年代。九渊说他支离，他自然要不快。但九龄比较和缓，后来祖谦曾有一柬与熹云：

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

稍后熹又和九龄见面，那已在鹅湖寺会后之三年，熹追和前诗，云：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看诗中第五第六句，想必九龄确是不再坚持前说了。其实此问题也可说来甚简单，张栻曾与九龄书，谓：

笺注训诂，学者虽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当昭示以用功之实，而无忽乎细微之间。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渍，知所用力，则莫非实事也。

祖谦亦说：

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自是人病，非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

这是把此问题从浅处看。或许九龄也知改从浅处看，故而不坚持。翌年九龄即死那年张栻也死了，熹有一篇祭文说：

念昔鹅湖之下，实云识面之初。兄命驾而鼎来，载季氏而与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恳恳而无余。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荧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别来几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

观此知九龄对鹅湖争议，确不坚持了。但若说九龄不遽卒，九渊与熹的异见，便可会归一致，则未免把此问题看得太浅。其实，程门教人，又何尝如熹般，先要人泛观博览？直从杨时、罗从彦到李侗，哪一个不是在默坐澄心？当时人也说：为九渊之学者，只是澄坐内观。此叶适语。熹也说：李先生爱看《论语》《孟子》，看《春秋》不看传。后罗从彦邀侯师圣，问：伊川如何看？侯告以伊川亦看《左氏》，要见曲折。罗、李才始看《左氏》。可见他们亦如九渊般不主张多看书。即湘学如张栻，也不务泛观博览。只熹才破此传统，从中期宋学返到初期，这是熹在正统宋学中最特殊处。九渊却才更近中期宋学与程门教法。程颐因其兄所教太高太简，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下一语来补充上一语。熹又从颐说再转进一步，却回到初期宋学之泛观博览。九渊在幼年，即说：闻人诵程颐说，自觉若伤我者。那何便能与熹合拍？熹自然也深知其意，他对他学生说：

示谕竞辩之论，三复怅然。愚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力勉于吾之所急。

又说：

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

这些正见熹之极大极深处，决不是随便退让或涵容。

后来九渊四十三岁，熹在江西南康军，特邀九渊赴白鹿洞讲学。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感动，有至泪下。这一篇讲义，至今还有刻石留在白鹿洞。熹跋云：

发明敷畅，恳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其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据九渊《语录》：

一学者自晦翁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者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但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动言语颇复常。

这是九渊教法，显然和程门洛学极相似，无怪他讲喻义、喻利之辨，博得熹极度称赏。他又说：

前言往行，所当博识。古今兴亡治乱，是非得失，亦当广览而详究之。顾其心苟病，则于此等事业，奚异聋者之把钟鼓，盲者之测日月？耗气劳神，丧其本心。非徒无益，所伤实多。

这正如程颢戒谢良佐多记史事，而自己于史书却甚细心理会。他居象山，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这是九渊极度自信之深。他认为他所讲这一番道理，在天地间常存常明，所以有了他也不会添一些，没了他也不会减一些。那何尝是著书立说底事？朱熹拼命著书，正是他担阁了自己。九渊生平，除却《文集》《语录》外，更无著作。在宋儒中，只有程颢和他是一般。

到了九渊五十岁那年，又和朱熹为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引起一番绝大争议。时熹已五十九岁了。可见他们两人的讲学意见，还是到老未合。这一番争辨，最先起于九韶，现在九韶原书已不见，但观熹覆信，知当时所争，不仅《太极图说》，还争辨到张载的《西铭》。大抵九韶之意，谓《西铭》不当实谓乾坤为父母，熹答书云：

《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若以父母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见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

这一辨，实在也是朱陆异同之根本处。大抵九韶所谓仁体指心言，而熹所谓仁体，则要说成天地万物实是此体。让我们再返观程颢，他著名的《识仁篇》曾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订顽》即《西铭》原名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此处颢之本意，也决不指天地乾坤实是一仁体，而只指我心之仁之浑然与物为同体。故学者首务，在自识得此心；识得此心之仁，下面便只要有存养工夫。这说法很简易。若如熹说，便该向外格物穷理来实见此体，那从陆氏兄弟看，便不免支离了。九渊学问路径，其实还是和九韶差不远，他们的来源，还是程氏洛学，而更近于程颢。二程只喜欢张载《西铭》，不喜欢《正蒙》。其实《正蒙》则正如熹意见，要实从天地万物来证明其实为一体者。熹似乎因二程明白表示过不喜欢，故他也不正式推崇《正蒙》，而转移论点来推崇《太极图说》。但二程心里也并不喜欢《太极图说》的，只没有明白说。九韶怀疑《太极图说》非敦颐作，熹答书力辨，往复了两番，九韶即搁起不理了。事隔多年，九渊又重新提出争辨，但九渊却只争《太极图说》，不再争《西铭》。这一论点，直要到明代王守仁门下钱德洪、王畿，才始更作详明的阐说。但九渊对《西铭》见解也决不会和九韶有异致，这是我们先该明白的。

九渊和熹辨《太极图说》，所辨只在《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之一语，而前后往复书各七通，后人多嫌双方牵涉太广，而没有见到他们所辨之扼要处。此刻姑拈一端说之。九渊云：

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偶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而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

熹答云：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这一辨，也是朱、陆异见之根本处。我们仍该回溯到二程。程颢说：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

又曰：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又曰：

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

又曰：

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

又曰：

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以上诸条，语极明显。天地也只是形与气。形与气皆可见，道则指其中之不可见者。不可见之道，即在可见之形器中。故洒扫应对亦即是形而上，因洒扫应对亦有道。但程颐说法便不同，他说：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他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二。言开合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合者道，开合便是阴阳。

这一说，实与程颢不同。颢只说即此一阴一阳者是道。颐则说所以一阴一阳者是道。如此分别得似乎更明白。但究竟此所以然之道是内在与附在呢？还是外在而先在呢？颐并没有详说，而朱熹则确然说其为先在了。先在的不能不认其近是外在了。可见九渊主张近大程，熹主张近小程。所以九渊主张只要一太极，而熹主张在太极之上还要一无极。他说：

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

这样则朱、陆心中之太极，亦各不同。依九渊意，太极便即是阴阳，所以不该说无极。而熹则认为太极在无物之前，阴阳之外的，所以必说是无极。于是遂成为熹之理气二分说，与理先气后说。如是则所以然之道之于阴阳，便不得不成为外在而先在了。这是双方在形上学上的歧见。落实到人生问题上，则更见双方之异趣。

心亦落在形气中，九渊主张心即理，熹则主张性即理。他说：心是知觉，性是理。性只是理，心则是气，所以他又说：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姚舜功初问学于九渊，后师熹，尝言：陆子不喜言性。道气之辨转落到心性之辨上，朱、陆异见，更见鲜明。我们也可说，朱陆异见，其实只是二程兄弟间异见之引伸扩大而达于鲜明化。九渊死了，熹说：可惜死了一告子。但当时还是有许多人极推重九渊。詹初说：

陆子是天姿极高底人，朱子却是曾子。

初与黄榦讲学，乃熹私淑弟子，但他已不偏袒熹。后来元儒吴澄也说：

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

可见朱、陆歧见，双方在思想系统上，实在各有渊源，各有根据，却不纯在尊德性道问学，指导人入门途径上的歧见呀！

现在再约略综述九渊思想之大概。他说：

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这是他的鞭辟近里。为学只是尽人道，学为人，如此便把他远离了周、张、邵诸家，而贴近于程颢。当知义利公私之辨，则全辨在自己内心的动机上，故他说：

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地做个人。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剿模人言语底，与他一般是小。

只因公私义利，一问自心便知得，所以不识一字，也可堂堂地做人。因此他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彼之所谓理，亦仍是义利公私之辨。若我心为公为义，即便充塞了宇宙。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浑然与物同体，这是一句富含哲学意味的话。因使人对此要感到不易识。九渊则不说仁，不说与物同体抑异体，只说辨个义利公私。这样说，便专落在实践上，人人反心可得。然当知此说虽简易，却广大。任何一切人，应付任何一切事，都可有一个义利公私之辨。故说：万物森然于方寸间。九渊即从这一分辨上，指点出人心与宇宙之合一。只为义为公便无我，无我便与物同体，便与宇宙合一了。故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并不需从宇宙论形上学讲起，只此心公与义便是。故又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上、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此心此理，也是指的公与义。故他说：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只为私为利，便有了我，便把我自己与宇宙限隔了。如何是公与义，则各人心里都知道。只不在自私自利上专为自我作打算，便即是公与义。此种分辨，人非不知，只是不肯。若要肯，须是立志。

傅子渊自槐堂归，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曰：辨志。复问曰：何辨？曰：义利之辨。

说格物穷理，则并非立志便可了。若说辨义利公私，则立志要辨便能辨。所以九渊只鼓励人立志。他说：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又说：

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萦萦如此？萦萦底讨个什么？

若这一个志立定了，后面一切易解决。他说：

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

有人问：

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

他说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亦比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更切实，更明白。所以他说：

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

九渊的学问思想真可谓朴实之至。惟其朴实，所以易简。

或有讥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