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的故事
吃罢晚饭，我到县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标。
访问郝吉标的事是今天才决定的。听寇县长说，郝吉标是这里的一个老***，一九三三年的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区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协助游击队做过很多事。现在就在县政府的老区办公室工作。
县政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一个丁字街拐弯，北面的一条街就是。我沿着大街走着。这个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宽，路中心又平铺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那粮食大概是县粮库的吧，有几个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拢起来。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到了县政府一打听，有人告诉我，郝吉标刚给干部讲完话，现在正在家呢。
郝吉标住的地方就在老区办公室的旁边，是一单间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门，没见回声。推开门一看，郝吉标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支竹烟管，两眼直直地盯着床顶子出神。见我是个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
好嘛！我对他说明来意后，他回答道。一面慢条斯理地整着鞋子。我看出，刚才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现在有意这样来平静一下心情。
在灯光下看来，他已经是个老头了，虽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纪。看上去约莫六十上下，前脑门的头发全秃光了，额角显得很高，上面满布着细细的皱纹。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为刚才讲话累了，就说：你刚刚做过报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个时间谈吧。
只是随便谈了谈购粮的事，不累，说着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咱这里头一次搞购粮工作，找全县的干部来布置任务，有个别干部，称斤掂两的，怕任务重了完不成。嘿，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忘了这些卖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啦。咱这老根据地里，四十岁往上的人，哪个不是刀山上爬、油锅里滚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八年抗战[1]、敌后坚持二十多年来为的是啥？如今***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有什么舍不得？过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现在国家拿钱买粮食，倒怕他们舍不得了？气不过，我就把过去我们闹***的事讲了讲。
话一开头就扯到正题上了。我说：那就请你把给大伙讲的事再给我讲讲好不好？
他点了点头，默默地摸过烟管，抓了把牛毛似的烟丝按到烟锅里，猛吸了几口，透过烟气，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刚进门时的那种表情大概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对面谈起来。
现在说话，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刚交秋，我们这里的主力红军就参加长征去了。本来，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跟上走，谁知通知来了，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坚持敌后的游击斗争。好吧！既然组织上这样决定了，那我就先留下来再说。主力红军在的时候，虽说白军不住歇地围剿吧，我们这个地方可总还保持着***根据地的样儿，那时候日子红火得很，支援前线啦，动员扩大红军啦，组织生产啦，办夜校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这会儿，红军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们要翻山涉水地远征了，这多闲得慌哪！
我还清楚地记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阴着，下着小蒙蒙雨，我们忙着凑给养，弄担架，安置伤病员，组织欢送那才真叫忙咧。一会儿这个说：乡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儿送呀？一会儿那个问：俺村担架来齐了，还不派人带我们走！这些没打发完，红军来了个司务长：乡主席同志，俺连借老乡的铺草还来了，您来看着过过秤！他刚走，连锅烟还没来得及吸呢，县委派通讯员来了：组织主要红属转移，通知赤卫队骨干上山这样，这伙来了那伙去，从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办完。
直到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还是上山打游击？本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可是红军一开拔，弄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恨不得杀几个白鬼子解解恨。想来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
主意是打定了，说走就走。可这一走说不定得几年几月，总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里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两口。老婆是好样的，和我一块参加党，在乡妇女会工作。我上山她一定会同意的。俺俩结婚十多年，就生了一个小子。这孩子也着实讨人喜欢，我打心眼里疼他。胖胖的脸，高鼻梁，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又聪明又机灵。那时候他正在列宁小学里上学，也还有工作当童子团的分队长。功课是好样的，工作也干得挺好。三次反围剿时节，他才九岁，他们童子团帮助照顾伤员，烧水，喂鸡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没白没黑地干，他妈喊都喊不回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受伤的干部同志把文件包丢下了，别人又不认得那伤员的模样，那孩子拎着皮包随担架队找了两三站路才找着，把文件还了那干部。那干部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支钢笔；为这事学校里还奖励了他一把镰刀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扯远了。那时候，谁不夸这孩子有出息？乡亲们、同志们见了都好和我开玩笑，他们说：老标呀，你算有福气，别觉得你这个乡主席干得蛮好，这孩子大了，说不定还能比你有出息呢！这话我也信。他确实是个好孩子呀
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住，伸手摸过烟管，又吸起来。我随着他的动作看去，他那拿着烟管的、苍老的手微微有些发颤。在他脸上，刚才谈到红军长征、谈到根据地生活时的兴奋神色消失了。我问道：你的孩子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吧？
他且不答我的话，直定定地望着我，半天，突然反问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
我回答了他。他轻轻掰着指头，低声地说：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现在该是三十一岁了，比你大好几岁呢。开辟的那年是七岁，取名叫红七；红军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咱再接着谈。
当时，我向我老婆说：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出点头，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为党干点事情！少不了还安慰了她几句，我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干***是干定了，为了***，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红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来就按县委的指示坚持下去！
老婆自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只是要分开了，免不了有些留恋，她张了几张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时孩子倒插嘴了，他歪着头瞅瞅我又瞅瞅他妈，说：让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枪一个，跟红军叔叔一样！看，孩子还在给他妈做工作呢。我笑了笑，问他：我走了你在家干什么？他板起脸很正经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经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烧火、照顾我妈。还有，他很快地弯腰钻进床底下，拿出个旧首饰盒子，找出几本列宁小学的课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书。老师说以后白鬼子来了，不能上学了，要自己学哩。本来要分别了，心里不大好受，叫他这一阵话，逗得我俩都笑了。
当晚，我把家里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
上了山，组织上挑来拣去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工作：当全游击支队的总务。总务这个工作，说实在些，就是伙夫头管全队的吃饭穿衣。论说，这工作是我的老行当了，红军反围剿时期，我们政府工作的头一宗大事不就是筹粮办衣、支援前线？不过那时候有根据地，我们只要发个号召，就什么都齐全了；现在呢，根据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来，总务这活儿就难干了。
那时候，我们游击队就住在南边离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个隐蔽的山窝窝，挖个坑，上面罩把雨伞，或者搭上堆树枝，挡着露水，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运上来的粮食，就在晚上趁敌人看不见烟的时候把饭做好，做一顿吃一天。锅不够用，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了来，把米洗净，调好水装进去，扔在火里烧，等竹子烧焦了，饭也熟了。这一阵，我这总务当得也还顺当，说声要开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吃，掺了红薯丝的米饭总可以塞饱肚子；虽是少油没盐，倒也还有点咸菜什么的吃。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趁敌人还没站住脚的时候，瞅机会打了几个小仗，倒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了反动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
不过，这只是开头几个月的情况，那时有山下支应着嘛。白鬼吃了些苦头，知道这些红军队伍虽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一来，情况就渐渐紧张起来了。
大概是腊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来了，他把一担糙米和一口袋红薯丝子交给我说：老郝同志呀，这怕是我们送来的最后一份粮食了。白鬼现在实行并村，把我们的人都弄得离山远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后，我们再送东西就难了。这位宋祥老爹是个出了名的倔强人，刚开辟根据地的时候，他就是最先参加贫农团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哼一声，现在，说着说着倒流下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山上这一二百个同志的困难难过呢。
不用说，这也不是松厝一个村的情况；村村如此敌人明斗斗不过，想困死我们。
根据这种情势，领导也尽力想办法，像瞅机会打个小仗，打打回乡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决点问题。但是这时敌人刚进根据地，数量上占着优势，防范得也严，这样做代价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组织一时联系不起来，这样，供给就几乎全断了。偶尔也还有个别党员同志瞅个空隙，拼着性命绕小道上山，送点东西来，但这样做非常危险，有几个同志就因为这样做而受了损失。这种行动被县委制止了。
于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伤员病号吃；其余的按人分配。开头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2]米，以后就是六两[3]、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林里的走兽，河里的鱼虾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遍山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树皮，就拿出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
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哄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你不是见过寇县长吗，他当时病得可真够厉害的，天天发高烧，眼睛发蓝，浑身瘦得就剩了把骨头了。野菜汤吃不下，想吃点稀饭又没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蜡黄的脸色，心里就难过。还算好，我们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只黄羊，他才算支撑住了。记得当时进行了一次小战斗，仗打得倒挺干脆，撤出战斗的时候，担任掩护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叫牛光的同志负了伤。按说像他那样的轻伤，蛮可以坚持跑出来，可是，因为饿久了，身子虚，跑不动，掉了队，等我们发现了，返回去找他，他却被敌人追上，牺牲了。我听了这事以后，不由得掉了眼泪。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说是打仗打死的，是饿死的。
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
支队政委县委***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上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联系。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了。刚见面，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他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糊弄白鬼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停。
我原想回家能吃到点像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能没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来，可不，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和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
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就准备着往山上送。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做了准备，就是白鬼看得太严，也摸不清山上情况，没法往山上送。
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
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爸爸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还特别起劲。
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像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
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听，扑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嘛，像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呢，哪有担着柴火上山的？可我倒听着这话有点儿意思。我说：大家别笑，这办法倒能行，不过可不是担柴火。咱们不是正缺柴吗，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杠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节打空，装上米，带上山去。这么着人多点儿，次数多点儿，燕子含泥垒大窝，就能把粮运上去。
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这是个办法。当时没有柴烧是实情，连白鬼子也没有什么烧的了，现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们当然同意。不过他们提出了个条件：打回柴来一半交公，还要派人跟着去。跟就跟呗，反正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跟着还不是睁眼瞎！
从此，我们的人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山上运起粮食来了。早上，宋老爹他们按计划成群结队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记号明显的地方，伐倒几棵竹子，截成竹杠晒着，把装了米或者装着盐巴、咸菜的竹杠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杠担起柴捆下山。留下的那些米袋子让游击队的同志收拾好了。
我把第一次送粮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在群众掩护下，撇拉着腿溜出村子，然后偷偷摸摸地绕小道上了山。我一到营地，同志们见了就问我：老郝，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务呢。我高兴地说：当总务还能干啥，还不是弄粮食给你们吃？
真的？搞到了没有？大伙轰的一声把我包围了。
我说：怎么不真，你们再把腰带勒紧一小会儿，天黑跟我去担粮食！
大伙叫着，闹着，把我一扔老高。连支队长也高兴得握着我的手说：这粮食来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给大伙加了油了。我也打心里痛快：为了咱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为了打击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啊！
事情一直还算顺利，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行动也很方便。后来，敌人甚至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又老又瘸的人，有时候，白天我也能随便走走了。
用竹杠送粮，本来送得好好的，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那么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么些不顺心的事：秘密叫敌人发觉了。
有一次，这些担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烟歇歇，谁知跟着我们的那个白鬼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烟包上那个白玉坠子。那些白鬼贪心得很哪，上手就抢。这玉坠子是宋老爹老辈里传下来的，宋老爹又是个倔脾气，哪里肯让？两人就抢起来，那家伙下不来台，抄起竹杠就要来硬的，这一来我们的事就露馅儿了。
事情被发觉了，宋老爹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老人家真不愧是***员，至死也不讲是谁组织的。当时几个人都被抓了去关在牢里。这还不说，难处是：敌人更加注意了，上山打柴不准了，在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逻；山下的粮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点儿的，都被白鬼抢走了。白鬼子还规定：谁要是把粮食运出庄，就是犯了私通***的罪。
这些，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所以粮食损失得不多。
敌人发现了我们，山周围各村也不能干了，山上又像以前那样困难起来。听说这几天倒进行了两次战斗，估计可以有些缴获。但是，我这当过总务的知道，游击作战缴来的食物不会多，支持不了几天哪！
一连几天我都吃不安睡不宁。一想起山上那些同志的模样，心里就难受得不行，连吃窝窝也没有味道；一想到为了送粮食牺牲的宋老爹，也就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难道就没办法了？难道能眼看着让山上同志们饿坏了，让红旗倒下来？不行，还得想办法！
我和其余的几个党员正谋虑着下一步怎么办呢，交通带来了山上的指示。党指示我们：想办法把粮食集中起来，放到可靠的同志手里，随时准备着，等山上局面发展了以后派人来取，或者山上急用的时候设法运上山去。
在敌人的身边，怎么能把粮食凑集起来还不留一点儿痕迹呢？我们党员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才想出了办法，做买卖！我们找了几个可靠而又懂行的同志，弄了几口大缸，搬了一盘水磨，凑了几条粉袋子，开起粉坊来。
我们这买卖做得可够奇怪了，叫作：有买卖没生意，有门面没货物。我们做了几十斤粉条，往外面一晾，就停了工。每天，我打发红七在门口看粉架子，我们几个人把手和腕肘用粉浆抹抹，就在屋里开起会来，研究地下斗争的问题，什么反收租啦，反夺田啦，了解情报啦工作一件一件地研究、布置，简直像过去的根据地一样。红七是个信得过的机灵孩子，他摇着根小竹鞭儿，在粉架子旁边找个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站着，看起来像打雀子，实际上他的眼珠四下里转呢，一发现有白鬼或者可疑的人，孩子就尖着嗓子吆喝：咄咄！小鞭子甩得一阵山响。高兴了他还指桑骂槐地骂两声：你们这些狗杂种，专糟蹋老百姓的东西。我们一听到他的喊声，就各人抓住一件活计忙起来：把磨过几遍的粉渣再磨一次，把滤了几遍的粉浆再滤一遍，白鬼看看我们还真忙咧。自然啰，有时候我们也确实去卖一点儿货，不过都是挑到远处镇子上去，或者是挑到现在咱住的这城里来卖，而且照例是带不回钱来的城镇里的党组织也需要经费给山上购办药品呢。
这个办法倒也真是好。党内同志和靠近党的群众，把俭省出来的粮食、红薯大摇大摆地挑到我们这粉坊里来。白鬼子要是盘问，回他一声：到粉坊去入个股！其实，除了红薯，粮食早都让我们收藏好了。白鬼有时也来探问我们，我们也有话说：生意好着哩，看这红薯堆得像小山，都是赚的哪！就这么着，个把月的工夫，千多斤粮食神不知鬼不觉地存起来了。
粮食是有了，可是怎么运上山呢？有的同志急得不耐烦，催我：豁上这条命，咱拣小路送上些去吧！是呀，为了山上能有吃的，豁上条命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那个险；人受了损失，还会暴露了组织的活动。我说：别忙，等山上实在急用，党自然会来指示，到那时候再说吧！
果不然，过了没多久，一天晚上，交通带了书面指示来找我了。指示很简单：即将作战，无论如何送一部分粮食上山，当夜送到。下面是支队长、政委的署名。平常，我们往来都是不用信的，有时用信也不署名，现在支队长、政委都亲笔签了字，又是无论如何，又是当夜送到，看来是万般紧急了。可是怎么送法呢？已经是半夜了，临时找人不方便，就是找到了，路也不熟悉，交通马上又要到别处去，只有我自己去了。我寻思了一下，就叫醒老婆商量。我说最好和她一道去，一来可以多带些，二来她是个妇道人家，白天回来报信方便些。她想了想说：还是让红七跟你去吧，红七大了，自己能回得来，村里的事我在家里好布置一下。还是她谋虑得对，这指示要传达给那几位同志，万一我送不到，第二夜好再设法。我说：好吧，我们这就动身，你明天一早通知那几个同志，说我从双冲口那条路上去了，要是明晚见不到信，就是我们没送到；再派两个同志分头换两条路往上送！
当晚，我们收拾停当：弄了两副担子，我挑副大的，约莫七八十斤；另一副有二三十斤，是红七的。这百十斤粮食，足够山上同志们吃一顿饱饭了。我把东西收拾好，把红七叫起来的时候，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问我：天还不亮，就去打雀子？我说：今天不打雀子了，去给你红军叔叔送粮去。他高兴得呼的一声蹦下床来，说：好呀，山上的叔叔有枪，阿爹你给我要一支好吧？我也可以打白鬼子！临走，我老婆拿出两个粉渣做的饼子递给红七，怪过意不去地对我说：就这两个啦，给他回来路上吃；你回不来，就只好在山上再喝两顿野菜汤吧！又对红七说：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儿。等你回来，妈给你弄点粉浆做顿糊糊犒劳你。
我们爷儿俩悄悄地走出了庄，估摸着敌人巡逻队的空隙，拣了条没人走的小山道，紧脚紧步地往山上爬。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真真的哪：月黑天，对面不见人影，白鬼们为了壮胆，像狼似的满山嗷嗷叫。我们沿着山道往上爬，不一会儿，连压加累就弄得汗直淌、气直喘了。我还得顾着孩子，走一段路就小声喊一声：红七！他总是随口答应：噢，在呢！听着他那奶声奶气的话，我确实有点儿心痛：十二三岁的孩子，没有根竹杠高呢，就得跟着我拼着性命黑更半夜地爬山。要是将来红军再打回来，***成功了，那时候，我一定对他这么说：孩子，打天下的日子你也过过，你该知道***胜利不容易哪。好好地为党，为人民干工作，把咱整个国家建设得比以前的根据地还要好！同志，那时候还想不到自己的新国家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会怎样建设呢我还得告诉他：等日后胜利了，吃好穿好的时候，别忘了山上同志们吃草根树皮的苦日子，是他们吃了这么多苦，你这年轻的一辈才享这么大的福哇！
我正没边没沿地想着呢，红七紧步跑上来了，惊乍乍地说：阿爹，你听到底是孩子耳朵灵，可不是，前面远处树棵子里唰唰啦啦直响，仿佛是有人走动，听声音人数还不少。糟糕！一定是碰上白鬼的巡逻队了。我拉了红七一把，一折身就拐到另一条小路上。可是已经晚了我们走得急，脚步重，米筐子挂着树枝发出了响声，被敌人发觉了。他们把枪栓拉得一阵响，乱吆喝起来。这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没法抵抗，我想，反正不能叫敌人抓了活的，我们撒腿就跑。跑呀，跑呀，白鬼子紧跟在屁股后面追，虽然天黑看不清，听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挑着个担子，又得顾孩子，越跑越没劲。我一边跑一边想：看样子是难以逃脱了，扔了米跑吧，山上急等着用粮食，舍不得丢，而且就是扔了也不一定能逃得脱；不扔吧，叫敌人追上了也是人粮两空。怎么办呢？这时，红七还紧跟着我，呼哧呼哧直喘气呢。我听着他的喘气声，蓦地想出了一个法子。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自己不由得浑身都颤颤起来：儿子，多好的儿子这叫我怎么跟他妈交代呢可是，不这样又不行，孩子要紧，***的事更要紧！也许我能替得了孩子，可是孩子替不了我呀
背后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不能再犹豫了。我停住脚，放下担子，一把抱住了儿子。我觉得他那么小，他的肩膀多么嫩呀！我咬着牙说：孩子，把筐子给我，你，你顺着这山坡往西跑，跑，跑吧！说完了这句话，我觉得我的眼泪呼的一下子涌出来了。孩子好像还不懂我的意思，我摸了摸他的头，把脸贴在他头上，又说：听爹的话，孩子，跑吧，把声响弄大点！最后这句话我仿佛不是从口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心里跳出来的。这回他大概懂了我的意思了。他忽地直起身，把一把什么东西塞到我手里，拔腿就往西跑下去了。
孩子跑了。他顺着山坡跑了。他脚步卷着碎石头，绊着草棵子跑了。他跑去的那个山坡上一阵唰唰的声响，那声响啊，那么响，那么响，就跟从我心上跑过去一样。
这响声惊动了敌人，白鬼子们折转身向着我儿子跑去的方向追过去了，追过去了。
我把孩子的两个箩筐叠在我的筐上，挑起了担子。嘿，好沉呀！这时我才发觉手里拿着东西。我捏了捏，那是红七他妈给孩子的两个粉渣饼子。我又向孩子跑的方向望了一眼：夜，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挑着担子钻进了东边一丛小树林，折上了另一条小路。
当我踏上小路的时候，在孩子跑去的方向，传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
我挑着担子往前走。不管石尖扎脚藤绊腿，我登山迈岭地走。我觉得担子更重了，重得像两座山，我还是担着，担着；我觉得脚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我还是走着，走着
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支队的营地。专为接我的同志们，因为走岔了路，没能遇上，这会儿，他们接过了我那两副沉重的担子。
早晨，支队长把全队集合在一个大竹林里。把我担上去的粮食摆在队伍面前。支队长首先让我讲讲这次运粮的经过。我站在队伍前面，望着那一张张黑瘦的面孔，和那嵌在这些脸上的闪闪放光的眼睛。他们是那么憔悴，可又那么坚强。他们叫人从心眼里相信：有了他们，***就会胜利！我心里暗暗地说：孩子，你死得值得啊！我简单地讲了讲这事的经过。同志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我向前跨了一步，说：我来的时候，孩子托我向大家要支枪。这自然是孩子话，可我记得真真的。现在我替我自己，也替我孩子说一句：支队长、政委、同志们，给我一支枪，让我参加这次战斗吧！我说完了，又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粉渣饼子，小心地放到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同志的手里。
接着，支队长讲话了。他指了指身边那两担粮食，说：同志们，这粮食，是山下的同志和***群众咬着牙省出来的，是同志们拼着身家性命送上来的。这不是粮食，这是人民的心！我们是***的武装，人民给我们吃的，要我们更好地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我们要再一次用战斗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的支持！现在，我命令：同志们，立即擦拭武器，准备战斗！炊事员赶快淘米做饭！一分队长，把红旗升起来！
一面鲜红的红旗扯起来了。在翠绿的竹林梢头，旗子迎着刚升起的太阳，那么亮，那么红！
说到这里，郝吉标刹住了话。他抬起手，猛一挥，把眼角的泪水擦去。他脸上那沉思的表情也好像随着手的一挥消失了。他昂起头，两眼直盯着我，把椅子又往前挪一挪，说：同志，我今天在会上讲的也就是这些。粮食，是农民的宝贝，我们过去为它流过血哪！你说，在那样的时光，我们都肯流着血把它交给***，支持***斗争，现在，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辞别了郝吉标出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月亮清清亮亮地挂在天正中，路上显得空荡荡的。我沿着大街走着。在我低下头时，看到街心里成堆的谷子，一堆挨一堆，像一列金色的帐篷，每一粒都发着光；当我抬起头时，越过房顶的上空，看到远处高高的山顶那就是我们人民曾经流血、战斗的地方。看着这一切，想着刚才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老人的话：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我站在粮食堆旁，向着那暗蓝色的、重重的山峦，望了很久很久。
1955年5月15日初稿
1956年1月24日二次修改
[1]八年抗战：实际是十四年抗战，指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2]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斤等于五百克。
[3]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两等于五十克。
短篇小说集。工人出版社1956年出版。作者王愿坚,山东省诸城县人,1954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部集子收入了他初期的作品。其中《党费》一篇发表后即引起巨大反响,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党费》的女主人公、共产党员黄新,是老苏区女英雄的典型之一,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后,她带着5岁的女儿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千方百计为留在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并用咸菜代替银元交纳党费。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舍不得让自己的小女儿吃上一口。当游击队的同志生命危急时,她从容镇定地把孩子托给组织,牺牲自己,保护了同志。小说结构谨严,语言凝练,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黄新这个普通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另一篇《粮食的故事》,也是闪耀着崇高革命精神的感人之作。小说主人公郝吉标,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粮,在敌人闻声追击的紧要关头,他毅然叫儿子去引开敌人,自己完成了送粮任务,这种为革命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幼子的行为令人心灵震颤。王愿坚擅长写革命战争题材,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富于激情和魄力的人物形象,深深地感染了读者,是当时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文学新时期以来,他又发表了《路标》、《足迹》等小说,仍是以红军长征前后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事迹为素材,受到读者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