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墨子
墨翟，鲁国人，也有说他是宋国人的。他的生卒年岁，各家说法都不很准确，大概在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490前403年之间，略与孔子再传弟子们同时。他的世系出身也不详。《史记》上说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也难确定，从他的书上看我们只知道他曾经救过宋国，免遭楚国的进攻而已。总而言之，他不象孔子那样出自名门世胄，他的生活和作风也不象孔子那样的贵族气味。向来孔、墨并称，或者儒、墨并称。从现存《墨子》书中，可以看出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处处针锋相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互相对立的两个大学派。拿两家学说对照来看，格外显出墨家所具有的代表下层社会的特殊色彩。
（一）十大主张
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在《墨子》书中各有专篇。倘若单把那几篇文章粗粗一看，也不见有什么特异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儒家极力攻击他。如果你把这些主张和儒家的理论仔细比较一下，就知道他们两家的主张虽然有时候看着差不多，而其实相差很远，根本不能相容。荀子以儒家的观点批评墨子道：
墨子有见于齐，不见于畸。（《荀子天论》）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散》）
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荀子非十二子》）
齐与畸，用与文，下字极精，恰当地把儒墨两家对立的地方指点出来。齐是齐一，也可以说是一般的意思；畸是畸异，也可以说是特殊的意思。用是实用，文是礼文。上功用，大俭约，乃是说讲用不讲文，僈差等是一视同仁，不分等差，是说讲齐不讲畸。总而言之，儒家注重畸，注重文；而墨家注重齐，注重用，拿齐和用的意味来理解墨家的十大主张，就格外显出墨家学说的特色。
例如节用节葬非乐，都显然是从用的观点上立论。墨子有一个原则，就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本来儒家也未尝不讲节用，但他们是以礼为节，而并非一概尚俭。墨子却不然，凡是只增加费用而对于人民并不能增加什么利益的都不干，而他所认为对人民有利益的事又只限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他主张：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清则止。只需吃得饱，能使身体强健，穿得适合气候，不受热，不受寒就好，至于讲究什么美味和华饰，对于人并没有实际好处，都是多余用不着的。根据这种精神，当然要主张节葬和非乐。厚葬只是靡费，会有什么用处？儒家所以主张厚葬者，因为他们要从这上面表一表活人的心，并且由葬的厚薄也可以显示出贵贱的等级来。墨家不管这些，单看对于人民有没有用，当然要加以反对。至于墨子所以非乐，也是因为乐对于人民没有用，因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并不能给人民衣食之财，并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徒然厚措敛乎万民，浪费人民的资财。本来用的标准也很活。广泛点说，乐何尝没有用。但是墨家所谓用，意义极狭，除非对于维持生活有直接关系，如衣食之类，或者能禁暴止乱，他们都认为是无用的。音乐自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也不能说撞一撞钟，弹一弹琴，就可以把寇乱平定了。拿这样的标准来讲，乐自然是没有用，自然要非乐。墨家这种极狭隘的实用观点，儒家、道家都攻击它。然而这种不讲享受，生勤死薄，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正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当时贵族统治的社会中，一般劳苦大众所迫切要求的本来只是些物质的生活资料，什么精神陶冶，如音乐之类，他们根本没有福气享受，只能当作贵族们所专有的奢侈品加以反对而已。
再就墨家最重要的主张兼爱来说，表面上和儒家所谓泛爱、所谓仁，何尝不有些相近。但是这里面有两点重要差别：其一，儒家讲爱，着重在心上，墨家却一定要考虑实效。如所谓：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义，利也，孝，利亲也言爱必及利，爱非空爱，必伴以实际的利益，显然贯串着尚用的精神，这是和儒家不同的。其二，儒家亲亲，亲其所亲，把亲疏厚薄分别得很清楚，主张有差等的爱。墨家却提出兼以易别的口号，只讲兼，不讲别，根本打破亲疏厚薄的差别观念，而主张兼而爱之，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儒家所表现的是畸，而墨家所表现的是齐。我们须要知道，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之道，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宗法制度只有贵族才讲得起。至于劳苦大众，都是所谓匹夫匹妇，那有什么宗法可言。他们流浪江湖，四海为家，只有广漠的同胞观念而已。
尚同是主张政治上、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尚贤是不论亲疏贵贱，平等看待，都是重齐而不重畸的表现。《尚贤》篇说：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
儒家讲尊贤，讲贤贤，也何尝不是尚贤。但儒家贤贤以外，还有亲亲，贵贵。这样一来，贤就不成为用人的唯一的条件。孟子说：亲之欲其富也，爱之欲其贵也。亲爱其身，所以富贵之地。兄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根据这种理由，虽以象之不贤，也居然可以受封。因为他是舜的御弟，合乎亲的条件，贵的条件，单不合乎一个贤的条件是没要紧的，这样，儒家的尚贤就有例外而墨家却无例外；儒家的尚贤是相对的，而墨家却是绝对的。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从墨家看来，有什么不可呢？在这里不容许有什么特殊情形，也就是看不见所谓畸。这是墨家和儒家不同的地方。至于《尚同》篇主张天子去一同天下之义，以免去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混乱现象，这是要统一思想，更显然表现出墨家尚齐的精神。
墨家的天鬼观念也和儒家不同，如《天志》《明鬼》两篇，把天和鬼讲得活灵活现，好象看见了一样，极明显地主张有鬼论。而其所以如此主张的理由，又全从对于人民的实际利害上着眼，全从这种主张所起的作用，所收的效果上着眼，并没有讲什么精深微妙的理论。象儒家对于天鬼问题那一套人文主义的见解，他们是没有的。《非命》篇也是专从实用上立论，并不象伪《列子力命》篇那样从理论上辨析力和命的问题。还有非攻，是兼爱的实行；而其以实力帮人守城，反抗侵略，不单空谈了事，又正是他崇尚实用的表现。
总之，墨家的确是讲齐不讲畸，讲用不讲文。通贯十大主张，随处都可以看出这种意味。儒家说这是蔽于用而不知文，是有见于齐，不见于畸；那么，墨家也未尝不可以反唇相讥，说儒家是蔽于文而不知用，是有见于畸，无见于齐。两种思想恰好针锋相对，倒是很有意味的。
（二）会党式的集团
墨家这个集团，有组织，有纪律，有共同的信条，并且有生活上的共同联系，和后世下层社会所结成的会党道门很有些相类。墨子在一群墨者中，不仅是一位传道授业的先生，同时却还象是他们这个集团的领袖。他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能发号施令，指挥他的门徒。他常派遣他的门徒到各处去活动。如：游公尚过于越（《鲁问》），出曹公子于宋（同上），使胜绰事项子牛（同上），游耕柱子于楚（《耕柱》），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同上）。这班人都负有领袖的使命，并不是个人行动。有不能完成其使命的，就被撤回。如使胜绰事项子牛，就是派他去齐国作非攻运动的。但是他不称职，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不能坚持自己的主义，所以谴责他，把他召回来。又如墨子曾派禽滑厘等三百人去帮助宋国守城，准备抵抗楚国的侵略，那更是有名的故事。《淮南子》上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家这种服从领袖壮烈牺牲的精神，直到墨子死后很长时间还保持着。请看下面一件故事：
墨家有个巨子（墨家的首领称为巨子）名叫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很友善。当阳城君往楚国京城那里去的时候，把阳城这个地方托付给他。后来阳城君死难了，楚国派人来接收阳城。孟胜不肯辜负阳城君的委托把地方交出，但又没有力量抗拒，所以想报以死。他的弟子徐弱劝他道：如果死了有益于阳城君，那就死了也可以。死了并没有什么益处，反倒使墨家之道绝传，这来不得呀。孟胜说：我和阳城君，又是师友，又是君臣。如果不死，从今以后，求严师的，求贤友的，求良臣的，都将不来我们墨家了。死了正是实行墨家之道而使它流传。宋国田襄子是一位贤者，我将要把巨子这个职位传给他，还怕什么墨家之道绝传呢。徐弱说：既是这样，那我就请先死以开路。于是孟胜、徐弱和其他弟子八十三人都死了。只剩下二人到田襄子那里去传达孟胜的命令。可是他们在任务完成以后，也要回阳城去死。虽然田襄子以新巨子的名义来加以制止，而他们不听，还是回去死了。当时很多墨者议论他们，认为这是不听巨子的命令（这个故事见《吕氏春秋上德》篇）。
从这段悲壮的故事里，一方面可以见墨者的侠义，一方面也可以见巨子的权力。重然诺，轻死生，趋义赴难，本是侠客的道德，墨家却把这种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巨子说死，于是八十三人都一同随之而死。这真是所谓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尤其有意味的是那两位派出去传达命令的墨者。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然而非回去死了不可。死且不必说，还落个不听巨子的罪名，因为新巨子不准他们死。这种牺牲精神和森严纪律，在别家是看不到的。
再说，墨家是主张兼爱的，是主张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在他们团体里，颇带一点有饭大家吃的意味。如墨子曾经派耕柱子到楚国去工作。有些墨者往那里去，耕柱子没有在生活上充分供给他们，因而他们回去向墨子说，让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好处。墨子不以为然。后来耕柱子果然送回来十金。从这段故事可以知道墨者有分财于团体的义务。倘若有财而不让大家共享，就要受团体的责备。又如墨子责备他的弟子曹公子道：今子处高爵禄面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鲁问》）有财不仅要献给自己的团体，并且还得分给一般穷人。这完全象后世下层社会的会党所崇尚的道德。
墨家尊天明鬼，大有替天行道的意味。这也和后世会党极相类似。
总之，服从领袖，严守纪律，慷慨牺牲，仗义疏财，有饭大家吃凡后世会党中所常看见的，多早已见于墨家。如果我们夸大点说，墨家简直是一个最初的会党。
（三）科学、技巧
墨子在讲学方面与孔子并称，同时他又具有特殊的技巧，常常和最著名的巧匠公输般即以前木匠们所供奉的鲁般爷牵连在一起。相传公输般曾经用木头做了个鸟，飞上去三天还不落下来。他自以为是天下之至巧了。可是墨子对他说：你作木鸟，不如我作车辖（车轮围绕车轴的一部分）。我用三寸木材，不大一会儿就削成一个车辖，能够担负起五十石的重量。作出来的东西于人有利的就是巧，于人无利的那算是拙。（另一传说，作木鸟的就是墨子）在《墨子》书中，还有公输般替楚国做云梯，将用以攻宋，而墨子和他比赛技术的故事。又如书中《备城门》以下十几篇，墨子和禽滑厘讲论守御的方法，其中多说到制造和建筑的技术。在其他各篇，亦惯用百工作比喻，常常提到关于工艺的事。如此等等，可以说明墨子的确是长于技艺，既不同于儒家的鄙视技巧，也不同于道家的崇尚朴拙，他自具一种特色，恐怕他的阶级出身是和手艺人有些关系。
因为墨者多擅长技巧而从事手艺，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在他们和物质世界的经常接触中，很自然地取得一些科学知识。现在《墨子》书中的《经》和《经说》几篇，很有些关于光学和力学的知识。特别是几何学，似乎已经搞成一套体系。他们有一定的术语。如：全体叫作兼，部分叫作体，点叫作端，线叫作尺，面叫作区，立体叫作厚都下有明确的定义，可见他们研究这门学问已经是条理分明，不是偶然随便讲的。象这一类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墨经》中不胜列举，而在别家著述中却很少见到。因为有些人感觉奇怪，以为墨家为什么这样特别？莫非墨家来自外国，不是中土所产吗？于是说什么墨子是印度人，种种牵强附会的怪论都提出来。如果我们知道墨家本是出自劳动人民，多是从事手工技艺者，那末，根据他们的特殊经验，特殊视野，因而得到这些特殊知识，乃是毫不足怪的。
墨家不仅从劳动过程中吸取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且还形成他们的一套逻辑，一套知识论。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类：闻、说、亲。亲知是从亲身经验得来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但范围有限。说知是从推论得来的知识，如勘探者发现煤矿，地下情况，并未亲见，实据地上，推论而知。另一类是闻知，是从旁人听来的知识（不管是直接、间接、从口传或从书本上）。就如墨子这个人，我们当然没有亲眼见过他，并且也没法子根据什么理由推论出个墨子来，我们所以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墨子，乃是从书本上听人家告诉给我们的。他们更详细讲述种种辩论推理的方法，但决不是诡辩。如当时有些诡辩家争论同异问题，讲起同来什么都是同，讲起异来什么都是异，其结果弄得同异混淆，以至根本抹去了同异的界限。墨家不是这样。他们把同分为四种：二名一实叫作重同（重复的重）；同连在一个整体上，叫作体同；同在一处叫作合同；有共同特点叫作类同。和这相反，也有四种的异。如此，讲同一定要指出是哪一种的同，怎样同法；讲异一定要指出是哪一种的异，怎样异法，一点不许混淆。由此可见墨家辨析名理，严肃认真，和诡辩家的文字游戏绝不相类。这也反映出劳动人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精神。
（四）墨家主张民选天子吗？
既然说墨家所代表的是下层社会、劳动人民，那末，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墨家主张民约论，主张民选天子呢？倒也凑巧，在《墨子》书中，《经上》篇恰好有一句：君，臣萌（同氓，即民的意思）通约也。君之所以成为君，乃是由臣民公约而来，这不明明是民约论吗？《尚同》篇又恰好有过些话：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天子是选立的，这不明明是主张民选天子吗？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首先说，臣萌通约的约字不一定当契约讲，也许当约束讲。假如解作臣民都受约束于君，岂不和民约论的意味恰好相反吗？即使当契约讲吧，也许是名学意味上的约定俗成（这是《荀子正名》篇的成语，乃是说一切名称都是由社会规定的），不一定就是政治意味上的民约论。究竟这句话应该怎样讲法，可不可当作民约论，还须从墨学的各方面加以参证，单凭这一个孤立的句子是不行的。至于《尚同》篇那句话，仅只说选，却没有说谁选，选字上面没有句主。你以为说选就必须是民选吗？这倒不一定。《尚同》篇的另一段明明说过：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国设都立正长也可见墨子的意思，以为正长是上帝鬼神立的，并不是民立的。以彼证此，则天子亦当是上帝鬼神选的，而不是民选的。或者有人要说：上帝鬼神还不是个空名吗？事实上还得假手于民。名神选而实民选，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民选吧。我以为这种说法仍然不能成立，而只是重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老调。我们知道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民约论正是由反对王权神授说而起。他们说君主权力不是神授的，而是民授的。假使可以承认神选就是民选，那么民约论也可以和王权神授说合而为一了。这成什么话！
其实墨家之不主张民选天子是有旁证的。墨家是个有组织的团体，其领袖为巨子，发号施令，有绝大的权力。巨子职位并非由一群墨者选举而来，乃是由旧巨子自择新巨子而传其位，很象佛家的传衣钵。假使墨家能够取得政权的话，无论从理论上，从事实上，巨子都必然要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而形成一种带宗教性的政权形式。我们须要知道，墨子很象一位教主，他的一切言行都依托于天志。他主张兼爱，就说天意叫兼爱；他主张非攻，就说天意叫非攻；他主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尚贤、尚同一切都说是本于天意。把许许多多的天意实现出来，就成了他们所要建立的地上天国。在这天国中，天子称天而治，掌有绝大的权力，什么民约论，民选天子，根本是谈不上的。但是也有些人因此就认为墨家是反动的专制主义者，所反映的不是下层社会的思想，这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知道，民权政治本来是近代市民阶级兴起以后，所要求的东西，古代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政治形式还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墨家的团体和教义，在某些地方颇类乎原始的基督教。从考茨基在《基督教的基础》里面所描写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原始基督教比着墨家更带深刻的***意义。然而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也不过是一种教会政治。墨家的政治思想恐怕与此也不甚相远吧。如果结合墨家尚贤的主张看来，除了原始的宗教意味以外，倒还可以说是一种贤人政治。贤人政治当然还不能算是民权政治，但是，它反映了墨家对当时贵族阶级那种家天下的政治制度的不满；再说，传贤毕竟胜于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贤人政治比当时的贵族政治也进了一步。
嵇文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出版。 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形成了蔚然大观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特别繁荣呢?难道那是偶然的?难道只是几个大人物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局面?这种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自然是极荒谬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很具体地把中国思想史上的真实情况叙述出来。 本书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时代思想学术的历史情况: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和主要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内容是怎样的?什么是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它们各自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它们后来又是怎样跟着社会的发展而转化和升沉的?本书共介绍了十二位大思想家,他们分别是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惠施、公孙龙、宋牼、许行、驺衍和韩非。 读了这本小册子,你一定会觉得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当时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作者这本书是为青年朋友而写的。对青年朋友而言,读此书有三点作用:第一,可以使青年认识和热爱祖国丰富的遗产。第二,可以使青年受到一种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第三,可以揭破反动学者的神秘说教,给青年们一种思想斗争的武器。 本书写得相当浅明,通俗易懂,不旁证博引,作烦锁的考证,不支离蔓衍,在枝叶上纠缠。适合广大青年朋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