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严明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曾国藩)
自来带兵之将，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只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绛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胡林翼)
蔡按：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太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其半。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雷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
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