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熟视而无所容于心
几乎每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进行过评论和不同程度的谴责，原因在于中国人麻木不仁以及显而易见地对人类的苦难缺乏同情；从温和的批评到直言不讳的厌恶，不一而足。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表明个人善良行为的证据，以及对于不幸灾难的实际表达出来的同情，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不能说他们特别容易同情，他们对人类苦难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要比别的国家严重很多。如果一个中国村庄里，在任意一天发现的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数量被移植到美国的一个社区，大量具有人道主义和慈善倾向的人就会立即让自己投身于救济的实际行动中。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忙于自己的工作，除非社区的贫困传统与中国村庄里发生的一样长久。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美国的公民未必比中国人更加主动或更加慷慨大方。
在中国，贫穷的存在不是生活中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永恒的因素。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的大部分同胞总是挨冷受饿。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而且在他死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一个饥饿的人，即使今天你给了他一碗饭，但下星期他还在挨饿。如果一个家族的成员处于饥饿的状态，他当然也会得到亲朋的救济，但这只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人道主义动机。全国各地分布着数目众多的慈善机构，但它们大部分的活动是为了埋葬死者，而不是为了救助活人的生命。
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国人会不知不觉地接纳同一种观点。当我们看到周围有如此之多的贫困现象和显而易见的肉体上的痛苦时，就开始变得心如顽石。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生活将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负担。只有当我接待来访者，倾听他们对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表达感叹和同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了25年不断地接触苦难之后，已经变成了铁石心肠。麻木不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情的源泉已经干涸了。
在纽约或者其他美国的大城市，我注意到那些乞丐最惯用也是看起来最为有效的诉求是希望得到一角钱以便可以去买一杯咖啡作为早餐。如果一个人在早上10点钟了还没有喝杯咖啡，一个慷慨的美国人通常会据此推论他还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并感到震惊。但在中国即便最慷慨的人对这样的乞求也会表现得无动于衷。他认为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一个人还没有吃早饭就大惊小怪。事实上，他也不会对一个人的哀求感到内心不安，即便这个人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东西，直至午夜还在乞讨。除非被乞讨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即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因洪水和饥荒而使富人的粮食供应也出现困难时，幸运地活了下来。很有可能乞讨者已经不止一次整整24个小时没有食物，但他不仅没有死于饥饿，也没有因此而患病。人们从生活的经历知道了每个医生从理论上获得的知识：短期的禁食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好处。因此，一个乞丐除非能够证明自己已经三四天水米未进了，他才可能会得到一点点的同情。
中国人对于那些在外国人眼里各种各样身体上的痛苦，也有着同样实用的观点。他们从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考虑事情。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中国人永远不会遭受外国人认为他们遭受的痛苦或者不适，或者外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遭受的痛苦或者不适。通过学习忍受痛苦和不适，这些事情变得不再重要了；并且不同的风俗习惯建立了不同的舒适标准。
上海与新奥尔良的纬度大体相同，都有着相当温和的气候，只是在冬季时气温常常处于冰点以下。在这样的季节里，六万名黄包车夫里有99％的人只穿着拖鞋、薄棉裤、棉衬衫和夹克。如果赶上下雨天，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会幸运地拥有一件油布的雨衣，而更多的人则是把一块油布披在自己的肩上。按照所有的外国标准，他们可能正在寒冷中遭受可怕的痛苦。但如果你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套毛料衣服和一双鞋，他也不会穿的。他穿上毛料衣服会觉得太暖和，而鞋子可能会弄伤他的脚。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作暖气。如果他迫使自己穿得和美国人一样，住在有暖气加热的公寓里，他可能会生病甚至死亡。
当我们看到苦力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中工作，甚至那些遭遇饥荒和洪水而受难的人正因为挨饿而变得气息奄奄，但这一切与清朝长期统治下早已司空见惯的可怕残酷景象，以及建立共和国之后旷日持久的内战相比，都显得不值一提了。时至今日境遇尤艰，战事已经扩大到无人能够轻易地逃避恐惧的地步，而且中国的内战在某些方面尤其可怕。
对我而言，我不可能对中国人麻木不仁的事实感到震惊，因为我对那些使访问中国的人感到厌恶的景象已经麻木。我确信自己不是生来如此的。的确，我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一颗被斩首的头颅用他的辫子吊在南京电线杆上时那种强烈的震撼。我对一个月之后自己又见到六七颗或更多的头颅挂着的景象，有一些茫然但相当明确的回忆。我想，从那时起我至少看到过上百颗被斩首的人头，单独的或者成批的，但我对它们的记忆非常模糊，可能有许多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清楚地记得，15年前自己和一位刚从纽约来的朋友去北京旅行。而在此行之前不久，山东省境内曾经进行过一次对强盗的清剿行动。正当餐车提供早餐服务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停靠在了一个车站，不少于21颗被斩首的头颅就挂在铁路沿线触目可及的地方，这不过是为了制造尽可能深刻的印象以劝阻人们不要试图去做土匪的行当。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不是因为那21颗令人毛骨悚然的头颅，而是因为我的朋友看到我吃完一顿丰盛的早餐时的那种惊骇和愤慨。当看到第一颗头颅的时候，他的食欲就完全消失了。
当我看到第一颗被斩首的头颅时，已经超过了25岁。如果它能让我对这样的景象无动于衷，那就想想看，中国的孩子从幼年开始就目睹了比这更可怕的景象。
因为贯穿在他们整个历史当中，经常与残酷和血腥的场面发生近距离的接触，中国人喜欢在流行的戏剧中看到刺激的情节，而剧作家则提供给他们大量血腥的故事。大量戏剧的情节似乎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为一组玩家提供一个借口，并有机会砍掉其他大多数人的头。
记得在墨西哥城第一次参加斗牛活动，看到一匹马被公牛用角残忍地戳死，如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自己一定会惊恐得落荒而逃。因为我是一些墨西哥朋友请来的客人，所以不得不坚持下去，慢慢地我减少了厌恶之情而增加了观看的兴趣和刺激。当第六匹马被戳死在地，而第六头死牛也被一匹撒欢儿的小骡子拖出圈外的时候，我和周围的墨西哥人一样迷恋上了斗牛。我从来没有和那些没有坦白承认有过同样经历的迷恋斗牛的人讲述过这件事情。
尽管外国人认为他们是那样的麻木不仁，并且对生活持如此冷漠和现实的态度，但事实仍然是，在中国人崇拜的众多神灵中，最受人爱戴的是慈悲的观音菩萨。她有着最繁盛的香火，有着最多焦急祷告的信众。在大多数寺院、庙宇的罗汉堂里，供奉着大约五百个真人大小的神仙和圣人的雕塑。中心人物依然是千手观音，每一只伸出的手臂都在展示着慈悲的姿态。
就像中国人的许多其他特征一样，这种自然的、可解释的麻木不仁被人们给予了生动又刻板的夸张。许多写作的人常常引用这样一个例子，中国民众在看到溺水者时很少做任何尝试去搭救他们。据我所知，许多指出这个问题的人，除了把它归结为一些野蛮迷信之外，没有人愿意去探究其中的原因。也许那些记录此类故事的人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拯救一个溺水的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在中国还是别的国家，它都是一门专门的职业。在危险的水域，例如长江三峡，有很多被雇用的人，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充当救生员，许多人靠他们而从溺水中获救。
无巧不成书，有一次我乘坐轮船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进行短途旅行时，目睹了两起溺水事件，每一起都是试图自杀。第一起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士，根据船上船员的讲述，他在玩麻将游戏时倒霉输了钱，深陷债务的泥潭。他跳下了我们的船，但很快就被一艘中国小船的船员拖出水面。然而这并没有浇灭他自杀的热情，因为就在船员们忙着划水把他带回岸边的时候，他又跳了进去，并第二次获救。救援人员没有再给他任何自杀的机会，他们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并把他塞放在船的底舱。在那里，他仍然试图挣扎着获得自由并完成自杀，但没有成功。
第二天，又一起企图自杀的事情在不远处的河流下游发生了，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男孩跳进了水里，除了孤独和想家之外，他的轻生举动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在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他获救了，只是接下来的困难要小得多，因为他一沉入水中，就完全失去了继续自杀的念头，自己有了积极的态度，他没有任何困难就游了上来。跳入水中的船夫跟在他后面，其他的船员用钩子钩住他屁股上的裤子把他拉上来，并且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确保他不会再尝试做同样的傻事，然后就打发他上路了。
在目睹了这两起自杀未遂事件，以及迅速而有效的营救行动之后，我把过去听来的中国人不会尝试营救溺水者的故事一笔勾销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两个人中有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而言还是不可能帮助他，因为我的游泳技术水平，仅限于在清楚地知道淹不着自己的浅水里胆怯地漂浮在水中几分钟。对我来说，试图营救一个溺水的人完全是徒劳，就如同一个人从飞机上跳下去，而另一个人也紧接着跳下去一样。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的人数由一个人上升为两个人。你应该考虑到中国很少有人擅长游泳这一事实，而且即便对于那些游泳健将而言，营救溺水的人也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在我看来，中国人不愿意跳入水中去搭救一名溺水者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根本不能用任何麻木不仁或迷信的说法来加以指责。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