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韬光养晦的策略
中国人通常被世人认为是一个身体孱弱的民族，直到他们坚定地站起来反对日本人的侵略。之所以有如此的印象可能是因为黄色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是懦弱的同义词，而在许多地方人们称一个人黄，如果不是出于侮辱的含义，那至少也包含着某种轻视的意味。
尽管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勇敢和英雄气概的故事，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缺乏英勇的事件，然而根据西方人普遍接受的勇气观念，上述对中国人的评价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中国人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把身体或道德上的勇敢加上光环，他们尤其缺乏对冒险和英雄气概的赞赏，他们认为那是不合时宜的，除非是在舞台上。在中国，一个像内森黑尔 [1] 这样的人不会成为民族英雄，他会因为愚笨到被敌人抓住而被视为一个失败的间谍。其他许多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人眼中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中国人对自己普通同胞的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但对有声望的人进行评价时却往往冷酷无情。
在儒家产生后或者之前，当周天子所率的外围诸国正逐步摆脱野蛮蒙昧状态的时侯，为了勇敢而勇敢依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相互厮杀，毫无顾虑地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的境地，并且大张旗鼓地谈论着这一切。在中国，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体能上的勇猛和力量上的壮举一直都是茶坊酒肆里令人刺激的谈资。孔夫子父亲的同仁们是些爱喝酒喧闹的人，他们除了吹嘘自己幸存下来的事情之外，还会无缘无故地去冒生命危险，他们简直就是《狂野西部》中坏人的原型，几千年后的疯狂西部人也被同样残酷的冲动和徒劳的野心所激励。事实上，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个性鲜明的勇士相比，得克萨斯州的枪手显得相当平淡而怯懦了。
随着中国文明的传播和发展，人们发现了许多其他的方式来使自己获得荣耀，而不再去敲碎敌人的骨头或割开敌人的喉咙。当诗人和艺术家变得为人们所关注，那些只拥有强壮身躯、勇敢体魄的人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可悲的被打了折扣的英雄，虽然公众对那些出生入死的人也温和地表示赞赏，但却公开地嘲笑那些无谓送死的愚蠢行为。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典型态度，一种蜕去了所有华而不实和虚伪的职业勇气的态度，并将其归结为如下的公式：
如果是必需的，那你就英勇就义吧，但问题是非你莫属吗？
尽管中国人非常在意子孙后世对自己的评价，但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成为英雄的迂腐目的而作无谓的牺牲。一项有趣的对比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公民收到了别人对他的死亡威胁，他一定会整晚骑着马直到找到那个威胁他的人拼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但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则会赶紧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雇用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卫来保护自己。从得克萨斯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简直就是懦夫；但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德州人不仅野蛮而愚蠢，而且简直就是愚不可及。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成就英雄主义的机会。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总体来看每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危险之中。在大量不幸的案件中，绑架是一种非常活跃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但中国的绑架者并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把绑架的对象仅仅限制在儿童身上。人数众多的孩子被绑架，有的被勒索赎金，有的被卖为奴隶，一些幸运的男孩会被那些没有儿子的土匪和海盗收养，并且因此而得到很好的照顾。当然，他们也早早地开始了养父母那样的职业生涯。
不过那些绑架儿童的人只是土匪和海盗团伙中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因为大人物下手的目标都是那些家资丰厚的大银行家，丝绸店和银器商店的老板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像供求规律一样合理而符合逻辑。美国绑匪的理由是毋庸置疑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是绑架儿童，因为没有什么悲伤痛苦会比因绑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所遭受的打击更加严重。另外，中国的绑匪们也知道，没有什么苦楚煎熬会比一位老先生的子孙在他被绑架之后所遭受的痛苦更大，因此，及时而慷慨地支付赎金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如果我们就此得出一种中国的父母对其子女的命运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父母更漠不关心的印象，显然是有失公允的。这个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比例来加以说明。一个被绑架的孩子虽有父母，但二人的财力来源着实有限。然而一位落入坏人魔爪、上了岁数的绅士，可能有六七个儿子和一大群孙子，如此一来就不是只有两个人对被虏者的营救上心，而可能是几十个人。
这一切绑架勒索案导致的后果是每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或多个穷凶极恶的绑匪团伙，会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试图绑架并控制自己以索要赎金。各种报纸上经常报道这类事件，但还有许许多多此类的事件不仅从来没有上过报纸，而且根本没有引起过警界的注意。因为受害者在被绑架后，为避免小题大做带来的麻烦和风险，赎金早已悄无声息地支付了。
许多挫败绑匪的策略和计谋被人们想出来。所有的财富证据都被仔细地隐藏了起来，富人们尽可能低调地生活。一个人可能会发现在上海电话簿上搜索中国富裕居民的姓名和地址简直就是徒劳，富人家里都有电话，但他们只是在电话簿的目录中列出了吴先生、王先生或周先生，这样他们就像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电话簿里列出史密斯、布朗或琼斯一样实现了匿名。
除了那些亲密的朋友和商业上的伙伴以外，没有人知道中国富人们的电话号码。如果你在电话簿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诱饵。富人并不住在给定的地址，而是住在城市完全不同的地方。电话簿上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只是他用来扰乱绑匪的警戒措施。
那些在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被佣人和武装警卫从四周拱卫着。而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只好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许多全副武装的俄罗斯人，他们是来自苏联的政治流亡者，因为拥有汽车而在寻找护卫的工作。一个最受大胆绑匪们欢迎的策略是射杀警卫和司机，并用受害者自己的车把他绑架走。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形，防弹玻璃被普遍地加以使用。上海的豪华轿车比例可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坊间传言，一个自信的绑匪是不会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可鄙中国人身上浪费任何时间的，因为这些人会四处炫耀他们的车四面都是防弹玻璃，当然盛夏坐在这样的车里是极不舒服的。
一个中国富人的司机在主人的车上安装了一个秘密开关，借此可以把点火装置切断从而使汽车停下来。就在几年前，持枪的绑匪把司机从车里赶了出去，然后带着他们绑架的受害者扬长而去。受害者一直在等待机会，当车开到一个繁华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交警站在那里。然后他扳动开关使车停了下来，这引起了交通的堵塞，警察也赶紧跑过来进行调查，绑匪也被抓了起来。从此之后，有许多的汽车都配备了类似的装置，绑匪也不得不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如今他们在绑架的时候，开着自己的汽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偷来的汽车。
迫使人们隐藏自己拥有的一切财富让中国人非常反感，他们的愿望是尽可能地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如果足够安全的话，他们愿意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买卖的兴隆。一句中国流行的谚语大意是：没有人愿意穿上最好的衣服，只为了在黑暗中行走。据此推导出的结论当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将自己最光鲜靓丽的一面表现出来，除非这个过程是危险的。这种对绑架者的恐惧也可能成为影响汽车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拥有一辆汽车会确定无疑地将其与富豪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很容易地就被绑匪辨认出来并轻易成为绑匪和强盗加害的目标，中国私人拥有的汽车数量至少应该增加四倍。
这种彰显贫穷、隐瞒财富的做法曾经给我带来一位非常有价值的员工，他的工资低到令人感到荒谬的程度。他曾经是上海一家银行的经理，而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经理。当绑匪试图绑架他时，尽管屡次尝试都失败了，但让他陷入了彻底的恐惧之中。他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改造成一种保护色的伪装模式。他四处散布自己在股市中损失惨重的故事，而且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麻将进行赌博，一旦输钱就总是到处宣扬唯恐天下不知。后来，他主动辞去了在银行的职务，但却给人留下了他被解雇的印象，开始穿上了破旧的衣服。
正如他的亲密朋友们知道的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在胖子所拥有的财富足够给自己买一座私家的城堡，雇一群佣人和武装的警卫，并且对这个国家所有的盗匪们嗤之以鼻。但他是一个善于交际、十分健谈的人，喜欢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因此，他四处寻找一份能适应他现在身份特点的职业，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中旅行。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做了如下决定，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我正经营的这份小报纸的工资单上，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个可怜的低收入工薪一族。
在一次中国百万富翁们聚集的宴会上，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我，并以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办公室职员都会嘲笑的薪酬来为我工作。他的工作是招揽广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他渴望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仅仅是热心于自己的分内的工作，为此他烦扰了自己所有有钱的朋友。由于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生意，我对给予他可怜的薪水也越来越感到不好意思，但他拒绝了我考虑给他增加薪水的想法，因为他担心这个夸张的故事可能会传开。他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报社的年轻外国人来说都是一笔财富，因为他是秘密举办的宴会上一名不知疲倦的幕后操办者。我妻子珍藏着一块他送的翡翠礼物，作为这个奇怪雇员的纪念品，代表了他几个月的薪水。如果我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员工，我将会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加盈利。
我认为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但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绑匪们从来不曾打扰他，他颐养天年，自然就木。
注解：
[1]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间谍，被认为是美国的民族英雄。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