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乞丐
到过中国的游客通常就老百姓的贫困都有很多话要讲，例如乞丐的存在。这种贫穷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人们也不感到难为情，毫不掩饰。对那些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俯拾皆是，对新来的游客来说，这种情形通常让他们目瞪口呆，即使搜肠刮肚也难以找到恰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其结果就是，许多故事的情节大体上与事实完全相符，但从中却推导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虽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想我可以写一部非常感人的关于中国乞丐贫穷和苦难的故事。即便我写的故事有足够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打动得所有人都潸然泪下，我也懒得与众人分享它们。毫无疑问，我在中国生活的25年当中，接触过太多的贫困，以至于变得麻木不仁、铁石心肠，我多愁善感的情感也因为接触了太多的贫穷而变得迟钝。
事实上，我的感情已经冷漠到对中国乞丐的痛苦完全麻木的地步。无论如何，这就是一名和我一起穿过中国城市旅游的外国游客，看到我面对一个几乎要饿死的乞丐苦苦哀求而我却无动于衷时，对我通常的看法。但实际上，拯救那个貌似濒临死亡的乞丐，需要付出的不过是购买几根好香烟的钱。我连这点儿钱也不施舍，不是因为我心肠硬或者没有同情心，而是因为我知道在每一个中国乞丐的谋生手段中，哭哭啼啼和奄奄一息的样子是获得同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自己装扮得让人看了就感到很震惊，他已经把乞讨完全当成了自己的职业。然而，除了新来的游客，他欺骗不了任何人。对我们这些很难被打动的中国通来说，乞丐仅仅是增添了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们丝毫不会把他放在心上，而是让他随风消散。
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都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不管他做什么都能很好地把自己成功地戏剧化。在中国商铺掌柜的手上，即使是像称量一蒲式耳大米这样平凡的事情也能变成一门艺术的工作。通过仔细地称量粮食，他成功地让每个人都知道了他所售卖商品的价值，然后，他又用勺子愉快地给顾客再额外地添加一点儿，显示出他对待顾客的慷慨大方。
黄包车夫总是轻轻地拍着座椅上的靠垫，显示自己的车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在炎热的天气里，他则会把垫子翻过来，让人觉得垫子下面的座位没有暴晒在阳光下，所以是凉爽的。在中国有很多卓越的好莱坞人才被浪费。在所有的表演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乞丐的天才。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起众人的怜悯，当然他做得非常成功，巧妙地利用了手中一切可以利用的道具。也只有这些艺术天才才能以特有的方式制造出他们穿着的那种破布。它不可能是通过自然的原因而破损的；任何一种医学上的疾病也都无法制造出他四肢的溃疡。一种被大家相当普遍认可的说法是，这些溃疡是可以剥离的，当一天的工作在夜晚结束的时候，它就被拿了下来。
我所知道的最成功的一个乞丐是在上海交通中心的花园桥上乞讨的一个女人。她的舞台道具是一个小孩，她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恳求行人行行好，给几枚铜板帮婴儿买一些食物，让他多活几天。我猜想孩子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真的挨饿，为了避免破坏演出的效果，她必须防止孩子变胖。但这种饥饿从来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因为孩子是租来的，当然她不得不为此破费一笔钱来交给孩子的亲生母亲。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孩子通常都是睡着的，但有时会被惊醒并哭闹起来，这大大增加了演出的效果，除了那些观察得非常仔细的人之外，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一个饥饿的孩子是不应该哭得如此厉害的。
这个道具对于乞讨非常有效，但困难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的自然生长使他变得越来越重而不便于携带，所以每隔几年就不得不再去弄来一个小的。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她利用了五个不同的婴儿。最后，这位敬业而勤奋工作的乞丐死于所谓的高级生活，因为吸食了远超量的鸦片烟，于是就从乞讨场景中永远地消失了。在她的一生中，警察也尊重她对这桩特殊生意的专利所有权，并没有干涉她的活动，但是他们也早已看出她没有自己的后代。但对游客纯洁的眼睛来说，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悲惨了。
在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乞讨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职业，丐帮的帮主在许多助理的协助下，领导所有的行动。每天晚上，乞丐们返回提供给他们的小屋，白天的收入在那里被瓜分。这些收入是如何被瓜分的，仍然是行会保守的秘密，但众所周知，很多乞丐的头目都是富人，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并且在银行里有存款。然而，我知道这种分配是公平的。乞丐的头目只从乞丐的收入中提取微薄的利润，大部分都返还给他们，如果一个乞丐陷入收入不多的逆境期，乞丐头目甚至可以分文不取，让他占有自己的全部收入。
虽然乞丐的首领享有非常专制的权力，但他不会虐待众人，并且可以说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他的利润和权力是由他所能控制的追随者的数量来衡量的，因此他会尽可能地让他们生活得安心。他并不依赖各种灾难来产生乞丐，但实际上他通过派遣一些代理人向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者病残者游说，告诉他们乞丐可以享受的舒适和自由的关爱，以及通过最低限度的努力就可以换来稳定的收入来招募他们。乞讨显然比拉人力车轻松得多，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患有风湿疾病。招募新人并不容易，但总会有一些不幸的人同意放弃原来的工作加入这样的兄弟互助会。新成员会有一段时间接受训练，在见习期里，他的食宿费用全部由行会来承担。
当他最终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成为一名所谓的乞讨老手时，这个新成员就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地区来建立自己的客户。乞讨的词是事先深思熟虑编好的，因为每一个中国家庭或商店都有固定的零用钱给那些经常拜访的乞丐。这笔零用钱应该是多少，多长时间支付一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就不会有争论或误解。随着这个体制开始正式运行，乞丐的收入就像任何正当职业的收入一样固定和可靠。偶尔也会有一笔不菲的意外之财，当一些心肠柔软的游客被一个引人注目的、非常不切实际的慈善行为感动的时候。
几年前，当中国进行货币改革时，在上海街头出现的乞丐数量明显减少了，尽管实际上乞丐和以前是一样多的。唯一的区别是，随着更大货币单位的采用，他们从主顾身上获取相同利润需要乞讨的次数比过去少了。20年前，只有价值微不足道的薄薄铜制钱在中国广泛地流通。它成为对乞丐施舍多寡的一种衡量标准：普通居民会给一个制钱，小杂货铺会给两三个制钱，大商店会给十来个制钱，以此类推。这就需要把大量的捐助积累起来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收入，于是乞丐每天都得在街上乞讨。逐渐地制钱消失了，被一种价值约为其十倍的铜币所取代。这就需要在乞讨的频率上进行调整，因为虽然房东们并不介意每天捐出一些制钱，但他们在施舍更具价值的铜币时自然而然地会对其加以特别的注意。用一枚有更高价值的硬币彻底替换过去铜制钱的最终结果，就是意味着中国乞丐工作的时间减少了，但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乞丐们通常是依靠施主的定期捐助来维持生计的，一旦发生了任何打断这种行为的事情，他们自然会很不高兴，常常会为此而大吵大闹一场。当你第一次送东西给乞丐的时候，他把这看作是你还会送给他礼物的邀约；当你第二次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假定你将成为经常照顾他的常客；但如果第三次以及其后赠送的物品没有如他所愿地到来，他就嘟嘟囔囔地抱怨你不讲道义、缺少善心。多年以来，一名驻北平的英国记者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救济一群他家附近的乞丐。一次，他回家住了六个月，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些乞丐都来拜访他，不是要求他重新开始发放救济金，而是要求他发放那六个月里他们原本应当拿到的工资。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明确的要求，但在许多时候，当我经历了短暂的旅行回到上海，发现在我与那些经常被施舍给小额钱物的乞丐之间重建友好关系之前，进行某些资金上的微调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些财务调整很容易做而且很值得。如果你不能和你的乞丐伙伴们生活在一个互相容忍的状态，那么人类有什么希望呢？
在举行葬礼、婚礼或者新店开张的时候，当地乞丐行会通常就会期盼，也可能收到非常可观的捐款。这些都是由帮会的头目私下里安排运作的，他会一次性地把钱收起来。因此上，人们可以围观葬礼、庆贺婚礼或者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下剪彩开业，在街坊邻居的行列里没有一个乞丐会被看到。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的场合，乞丐们居然不会来捣乱，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假如这一点被忽视了，我敢肯定的是周围乡下的每一个乞丐都会冒出来，成为一帮子非常棘手的不速之客。
在中国，这些专职的乞丐对那些因洪水、饥荒或其他灾难而被迫乞讨的人怀有相当大的敌意。这是一种他们认为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形式；事实上，他们的态度非常类似于行会的成员对于自由企业的工人所持有的态度，他们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来防止这种对他们和平与繁荣的威胁。那些可怜的穷人，他们出来乞讨，仅仅是因为饥饿难挨，但他们很有可能会被丐帮的弟子们袭击，并被打得很惨。
从职业乞丐身上看出一个偶然的不幸者总是容易的。他不会挨家挨户地寻求施舍，如果他这么做了，迟早会遇到丐帮的一些探子，然后被打得鼻青脸肿地离开。相反，他在上海的主要街道外滩，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写上他遭遇不幸的简短故事。如果他没有能力书写，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就会让一些富有同情心的读书人帮他把诉求写下来。内容包括他的名字和出生地，并且解释了他需要帮助的原因。
他所需要的通常只是前往某个地方的路费，需要的金额也可能会被提及。然后，他就在这个求助信的旁边坐下来，有时候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小小的一捆不会阻碍交通的行李包含了他个人所有的家当。警察对他也会网开一面。当中国人经过时，他们会阅读这一封求助信，相当比例的人会把铜币投掷在人行道上。他并不急于把钱收起来而是让它们躺在那里，直到达到了定额，他会把硬币集中到一起，拿起他的包裹，带着他的一家老小，继续他们的行程。他寻求施舍的短暂历险是体面地完成的，没有丧失自尊。
还有一群与众不同的早熟的年轻人，他们属于另一个阶层，他们把乞讨和一定的表演技巧结合在一起。在码头上，小男孩们不停地翻着跟头，直到你看他们看得感到头晕目眩。他们口口声声要的都是美元，并且声称根本看不上小硬币，尽管没有一分钱会被拒绝。有的时候游客会真的给他们一美元。这些年轻的马戏团演员，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每分钟都有傻瓜诞生的巴纳姆理论，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几乎每一艘船上都会有一个容易被骗的傻瓜。
在商业街上，一个小女孩会走到你面前，在你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把一朵花插进你的纽扣洞里。大多数游客在火奴鲁鲁都戴上了如同马颈圈一样的花环，他们认为这种赠予的花束也是一种本地的迷人风俗，没有经验的游客总是觉得这很有趣。出于礼貌，他们为这个漂亮的花环付的钱是这些鲜花价值的50倍。
更能获得慈善硬币的是那些在你面前倒着走的小女孩，她们一边玩着三根小棍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警察。这些小女孩一定有常年的补充来源，因为我已经看到她们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她们一直都保持着同样的年纪。直到10年前，她们喋喋不休的话都是一样的：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食物！
她们总是试图宣布自己处于孤儿的状态，她们正经历着无与伦比的饥饿，但她们的表演总是失败，因为她们是一个快乐的群体，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她们眼中的快乐。最近，乞讨硬币的方式改变了，因为驻扎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花了很大精力来改变地方的习俗。现在，当这个小骗子注意到一对显然是初来乍到的游客夫妇时，她会说：
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你们的宝宝快饿死啦！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