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部 第十二章
皮埃尔所在的那个俘虏队，自从由莫斯科出发，直到现在，法军司令部没有下达过任何新的命令。十月二十二日和这个俘虏队走在一起的已经不是从莫斯科出发时的那些军队和车队了。在他们后面装干粮的车队，头几天就被哥萨克掳走了一半，而另一半走到前头去了；原先走在前边的已失去了马的骑兵，连一个也没剩下，全失踪了。前几天前面还是炮队，现在却是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这个车队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卫着。走在后面的是骑兵的车队。
从维亚济马出发，最初分三个纵队行事，现在已乱成一团 。从莫斯科出发后第一次休息时皮埃尔所见到的混乱现象，现在已达到了极点。
沿途两旁，到处是死马；各个部队掉了队的士兵，衣衫褴褛，他们时而走进行进中的纵队，时而又掉队，不断变换着。
途中，闹过几次虚惊，士兵们举槍射击，盲目乱跑，互相冲撞，然后又集合起来，为这无端的惊吓互相埋怨、咒骂。
这三股——骑兵的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辎重队——一起行军，仍旧构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整体，尽管这支队伍在迅速地减员。
骑兵车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已不到六十辆；其余的有些被劫走，有些被扔弃掉。朱诺的辎重队的遭遇也一样。有三辆大车被达乌兵团 的散兵劫走。皮埃尔从德国籍士兵的谈话中得知，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多，他们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籍士兵，因为在他身上发现一把元帅的银匙，元帅亲自下命令处决了他。
在这三股当中，俘虏押送队减员最多。从莫斯科出发时是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不到一百人。押送部队觉得，俘虏比骑兵队的马鞍和朱诺的轻重更累赘。他们明白，马鞍和朱诺的银匙还有点用处，但是对于让又冷又饿的士兵去看守和扣解同样是又冷又饿的俄国人来说有什么用。（俄国俘虏一路上死亡和掉队，掉队的人被奉命就地槍杀）这不仅不可理解，而且令人厌恶。押送队士兵的处境和战俘们同样悲惨，他们生怕，如果他给俘虏以同情，那就会使自身处境更加悲惨，所以他们对战俘的态度格外冷漠和严厉。
在多罗戈希日，押送队士兵把俘虏们锁在马栅里后，他们出去抢劫他们自己的仓库。有几个俘虏从墙脚下挖洞逃了出去，但又被法国人捉回来槍毙了。
从莫斯科出发时俘虏队中是把军官和士兵分开的，这个规定无形中就取消了。现在凡是还能走得动的都一起走，从第三天上皮埃尔和卡拉塔耶夫和那条认卡拉塔耶夫为自己主人的雪青色的哈叭狗又会合到了一块。
卡拉塔耶夫因患了疟疾病在莫斯科住进了医院。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三天疟疾病又发作了。他身体逐渐衰弱，皮埃尔离开了他。皮埃尔不知道为什么，自卡拉塔耶夫病得十分衰弱以后，皮埃尔总是迫不得已时才走近他。每到歇营地，卡拉塔耶夫就躺倒呻吟，皮埃尔每次走近他，就听见他呻吟，还闻到从他身上发出一股越来越浓烈的味道，皮埃尔就远远躲开，连想都不去想他了。
作为一名俘虏，皮埃被关在马棚内，他不是从理智上，而是从自己的现实处境，以自己的生命，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幸福存在于自身，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在这三个星期的押解途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道理：他已认识到，世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他还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是人在其中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 ，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 。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 也有一个界限，而这两个界限又非常接近；一个人为他的锦绣衣被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脑，也正如他现在睡在光秃的湿地上，一边冷一边热而感到苦恼一样；从前他曾为穿紧脚的舞鞋而感到苦恼，而现在他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已破烂了），用两只伤痕累累的脚走路，也感到同样的痛苦。他发现，他和妻子结婚时是出于自己的意志，然而并不比现在夜间被锁在马栅里更自由 。在所有他自己后来称作痛苦的事情中（他当时几乎没有感觉是痛苦），主要的是那双赤裸的，磨破了的，满是伤痕的两只脚。（马肉味道鲜美且富有营养，代替盐的火药硝烟味甚至令人愉快，天气不太冷，白天走路暖洋洋的，夜间燃起篝火；虱子咬得痒痒的。）开始时唯一难以忍受的是那双脚。
上路的第二天，皮埃尔在火堆旁看着他的两只脚。他想，没法再用它走路了；可是，当大家都站起来出发时，他也就一步一拐地跟着走了，走得周身发热，也就不觉得痛了。到了晚上，那双脚看起来比先前更可怕了。他不去看，却去想点别的什么事情。
皮埃尔现在才懂得：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生命力，以及人本身固有的可以把注意力由一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使自己脱出困境的潜在力量，它就像是蒸汽锅炉上的安全阀门，在蒸汽压力超过了一定限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多余的蒸汽释放出去。
他不曾看见也未曾听见法军槍杀掉队的俘虏，虽然已有一百多人就这样被消灭了。他不去想身体日益衰弱的卡拉塔耶夫，很明显，他自己很快就要遭受同样的命运。皮埃尔更少想他自己。他的处境越困难，他的前途越可怕，他心中就出现欢快的，令人欣慰的思想、回忆和想象。这样就使自己越发与已陷入的困境无关。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