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十七
十七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象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尽可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份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好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是不在行的，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象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都讲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作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象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